新精神 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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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文景
一个独立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其物质条件的准备和保障固然重要，但还需要在这个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孕育出精神方面的充实和维系。这是世界各民族的共性，中西方皆然，而且这种精神方面的东西，各民族都不尽相同，当然，也不一定要相同。如果一个民族仅仅沉湎于物质层面，那么就预示着这个民族将无法“民族”下去了。
西方（欧洲）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主要以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和犹太―基督的宗教精神为两大支柱。前者主要是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欧洲文明的摇篮）；后者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中国的文明（华夏文明），在精神方面则主要是以儒道两家为支柱（后来再增加的佛家，其根基是儒和道）。前者侧重人伦，而这个“人伦”主要是“仁”的精神，也就是“我”和“你”的关系；后者侧重自然，是“自然而然”的“物质存在”的“自然”，并不是具体经验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中西方“精神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文化差异，特别是在艺术方面，但又不得不努力去调和，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无法回避，也不可能回避。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林逸鹏教授，在两者之间（艺术领域和中国画）却作出了大胆而可喜的探索。他的中国画是纵横于中西之间的一种统一，给我的第一（也是最大）影响是：作品在解决“中”与“西”、“新”与“旧”的矛盾中，作了很好的协调，并在最大限度地变革、发展的同时，做到了最小限度地“丢失”（传统）。这是十分不易的，是一种新气象，一种新精神，值得弘扬。
我们知道，中国画艺术独具个性，并自成体系，是中国特有的精神文化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的形式之一，与西方绘画艺术有显著的不同，做法（理论与实践）也有明显的差异性。不仅要做到文、史、哲相互关联，“不分家”，并自始至终是个整体，而且还不能在彼此之间绝缘的状态下分途孤立地追寻，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预设，也就是要“以通驭专”。所以，自古在传统艺术领域中才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画同源”之说，才有以诗表达音乐同样动听的先例（如《琵琶行》）。特别是发展到近现代，还牵涉到一个“西”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正视。可以这样说，在当下或以后，要想在一定的领域里有所成就，尤其是大成就，必须是中西结合的“集大成”式的“通才”才有可能，政治、经济等其它领域莫不如此。
林逸鹏教授在这一点上是有睿智和先见之明的。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有一定正义感的，并敢于担当的“知识人”。多年来，他在中国画的探索和创新的同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些影响全国的新观点，并一度引发轩然大波。首先是“收藏当代传统型书画作品等于收藏废纸”的“废纸论”，后来又陆续推出《中国画的新精神》、《中国画的未来之路》等宏文，可见其情之真，其用心之良苦。可能有人认为他这是“狂”，一种当下的那种“时尚”。而我则相反。我倒觉得这是一种学术精神的本来。“书生留得一分狂”，是可爱的狂气。如果我们的“知识人”连这点可爱的狂气都没有，那其“知识人”的涵义就可能要大打折扣，古代也不乏这样的“狂”士。这种“狂”，是一种情感的外化，一种自由精神的变体，一切人类的创造，往往源于这种自由的“狂”，特别是文学艺术的创造则更然。阮籍和嵇康所代表的“竹林七贤”就是最典型的，后来陆续有李白、苏东坡、徐渭、石涛等。相反，那种圆滑处世，明哲保身，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把自己置身于社会是非风范之外，既“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的“不做事”的那种“乡愿”，倒是让人不能容忍的“德之贼”（孔子语）。他们充耳不闻天下事，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典型的“上流无用”、“下流无耻”之辈。一个有良知的人，特别是一个“知识人”，尤其是想有一番作为的“知识人”，断不取这种人生态度。其实，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一定是有社会（民族）责任感的，绝不会孤芳自赏式的形式上的某种把玩，也不是“小资式”个人情感低吟浅唱的抒怀，更不是“玩世不恭的侃调与宣泄”，而应该是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成教化，助人伦”的担当。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一个人所做的学问于家国天下不能联系起来，也是“无益之学”。再说了，作为一个“知识人”，没有一点“狂”的精神，或者说这种狂的精神偏离家国，脱离现实，那最终也将沦为“下流无耻”之辈。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林逸鹏教授的中国画。正因为林教授有着诸多方面的睿智和担当，及“抬学问杠的执拗”的“儒者之风”，所以，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思索着中国画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中华民族（广义上）的传统艺术如何进行自我认识，如何认识全球社群以及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中国画是可以、也应该要向世界推广等诸方面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中国画从传统中来的同时，对传统的“笔墨”进行了一种“腹泻”式的“归零”，并还原以“笔”和“墨”的本来，弃之“程式”，承之“精神”，相反，大胆融入了西方艺术的某种因素和概念（符号）。这是一种“新”意，一种跨越。而这种跨越式的“新”，又不失其中国元素，如杜牧论《注孙子序》“盘之走丸”说，是“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樊川文集》卷十），其“丸”（“新”）又没有出“盘”（“传统”），但“走”的幅度很大，大有欲出之势。而中国画的发展，最终可能是“丸”在“盘”中的更大限度的自由和空间的活动（“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有利于“丸”的“活动”空间，而不至于溢出“盘”，必要时还要相应地加大和延伸“盘”的边缘，甚至不惜“嫁接”式地延伸到西方艺术的空间界面去。只有这样，我们的中国画艺术才能争取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才有可能跨越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沿，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当代性的中国画艺术――“当代中国画艺术”。
林教授作品中的那种新颖的图式，那种强烈的色彩，那种文化过滤后富有某种时代气息的造型，那种自由自在的风采，那种如梦、如诗，如“印象”、如“立体”的气象，无疑给当代中国画坛带来了一线生机，同时也让我们产生无尽的联想。在这一点上，林逸鹏教授的中国画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新的精神和新的气象，是值得肯定的，也无疑是一种可贵的尝试和推进，起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画的某种空间延伸，或者具体地说，可能是某种语言空间的拓展。或许这仅仅是一种理想，但却值得为之献身。如果对当代中国画作一个发展预测，那么我觉得，能跻身于世界艺术之林并走到一线去的艺术大家，必须是像林教授这样的“狂”者。
我常常这样说，无论文学还是艺术，也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你的东西，一定要是自己的，要是民族的，还要是时代的。要不然，无论你如何放大，如何造势，终将是毫无意义的。表现在中国画作品方面，就是林教授所说的“废纸”。
林逸鹏教授的艺术精神是融合中西的，无论在他的创作或理论中都有充分的流露。这种艺术精神可以这样概括：法古而不泯于古，有古人，尤其有自己；用“西学”而不崇“洋”，有西“器”，更有东“道”。
林逸鹏
林逸鹏，1957年生，江苏张家港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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