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视野下“新子学”的困境与精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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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下，“新子学”研究正逐步深化对原典的梳理与阐释。学者围绕原典精神如何传承，进行了大量论述。但是，何以让“新子学”切实融入现代社会，仍然是当下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如何让“新子学”精神在新时期发挥作用，成为学界所热议的焦点。“新子学”精神的传承，离不开社会大众这一重要群体。在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精神传承的今天，“新子学”与大众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大众传播视野下的考量成为一种新的思路。重拾经典中的民众书写，结合媒介视野下的现实传播情况进行深入分析，能够从独立精神的角度凸显出“新子学”对现代人精神诉求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子学”困境 精神诉求
　　2012年方勇先生曾就“新子学”问题指出：“当子学的历史发展得以完整呈现后，其固有概念则自然而然地冲破以往成见的束缚，重新确立起兼具历史客观性与现时创新性的概念。”“子学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其学术理念、思维方式等皆与民族文化精神、语文生态密切相关。”“新子学”精神的传承问题研究近年来一直受到关注，目前来看，其研究方向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学界多有从文化角度探讨“新子学”精神的传承。这一部分重在揭示“新子学”范畴下典籍中所蕴含的多元文化，以《中国文化的“根性”与“新子学”》《“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等论文居多。如汤漳平先生言之“以子学时代为起点，吸收两千多年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分析“新子学”与大众的联系。总体上看，这部分研究强调“新子学”内容层面上的厚重之意，并以此凸显“新子学”的文化价值，从而触及“新子学”传承的重要意义。这部分建立在文化视野上的考察，实际均触及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与当代大众生活建构联系的问题。
　　其次，学界在探讨“新子学”之根本意义层面多有对历代子学典籍进行“离经还子”的再认识。这一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明晰历代子学典籍在学术与思想层面的时代性与创造性，从反映历史真实的角度，重审多元力量施压下的诸子文本，在总体上看，研究包括了子学系统下所有的典籍内容、思想、评价等。学者多以逐步理清“诸子”学脉为研究路径，通过对历代子学所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环境、历史变化、各方名家的子学观念等做出细致考察，探讨“诸子”各家的精神要旨。几经提炼，“新子学”对民族文化精神传承起到了关键作用是今时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郝雨先生就在《“新子学”对现代文化的意义》中说道：“今日的文化研究，不能总是把古代与现代完全割裂。‘新子学’一定要建立起通畅的古今文化对话，从而以更加开阔的历史文化眼光，寻求文化研究的新的逻辑起点和思维脉络。”谈及“新子学”思想层面的创造性与时代性，以及其文化内涵，最终指向的是现代社会。只有立足于当下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活习惯，才不至于高喊“精神之传承”这样空洞的大旗，从而让经典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在新时代稳稳“落地”。
　　一、大众传播视野下“新子学”的困境
　　大众传播视野下的考量，本身就是以现代眼光来重审“新子学”的过程。“新子学”范畴下的经典内容如何搭配现代传播手段推向大众，已然成为当下学界所共同面对的困境之一。郜元宝先生在对“新子学”意义的界定时就有“很难延展到一般社会文化中去”这样的观点。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新子学”带有纯粹的学术本质，融入现代社会存在一定难度。方勇先生同样对此有关所关注，针对“新子学”精神传承的问题，他于2012年谈及“新子学”构想之初，就先后在大量论文中发表了关于“新子学”精神传承方面的论文。正如他所主张的那样，“中国学术既不必屈从于西学，亦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而应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厚沃土，坦然面对西学的纷繁景象”。实际上，“西学的纷繁”不仅仅局限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大众日常生活往往离不开中西方文化的多元交融，在商品、洋节、广告、电影等大量领域，西方文化正无时无刻不以多变的形式影响人们的生活。所以，“新子学”在与现代大众建立联系这一点，多是关于“新子学”内容层面的“输出”方式的思考。
　　除此之外，“新子学”精神是否在民众阶层为社会所接受，深入百姓文化生活这一点，同样是探讨“新子学”现代性层面的一大困境。在谈及“新子学”与大众二者在传承传统文化精神层面的联系时，并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探讨“新子学”内容向外输送的问题，同样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内容本身是否契合现代人生活的接受问题。当下，多元文化共同在大众生活中发挥作用。在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传播媒介层面，文化信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进驻人们的生活。所以，人们在大众媒介中所接触到的“子学”内容是否带有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对此，在大量文章中，众多学者多次提到“新子学”精神“为民所用”的实质问题。“把古典时代诸子的智慧说清楚，引导到当代生活中来，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大量学者之见，在于强调“新子学”是时代问题的根本解答。而时代问题，恰恰也是人民的问题。但问题的明晰不代表民众与子学经典二者之间建立起了稳固的关系。汤漳平、景国劲等人均谈到社会大众在接受“新子学”精神层面所出现的困境。在探讨“新子学”文化源流时，学者多强调以“会通”彰显“新子学”精神层面的创新。以此观之，对于“新子学”精神传承的困境，“对接”不等同于“传承”。关于“新子学”进行“现代性”的探讨在实质上指向的是传播层面的思考。具体地说，“新子学”精神传承层面，亟待寻找出一条符合新时期社会大众接受习惯的传播之路。
　　二、回归民众书写，彰显民本思想
　　显然，当务之急在于从“新子学”范畴下的经典内容中寻找出联系当下大众生活的契合点。面对社会大众与“新子学”相融合的困境，研究者可以以民众书写为介入点，去重新考量带有文化集合性质的子学典籍。在诸子典籍中，有关民众书写的部分往往是以民及君、推己及人的。所以，在阐述诸多理论时，民众永远是历来学人最为关注的论述对象。这种基于民众角度的书写，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民本思想。回归百姓精神，是论及“新子学”精神传承的重要一环。《孔子家语（卷一）》中写道：“爱政而不能爱人，则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则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则不能乐天。”言及君子行为品行与民众的紧密联系，孔子从“爱人”“成身”“安土”等角度说明了这种关系。话语中能够看出百姓对于居高位者的重要意义，所以当哀公问之“君子何贵乎天道也”这样的问题时，孔子回以“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此“天道”有“百姓之道”之意，因其有“贵其不已”的重要特征，而如“日月”般永续稳定的“不已”本质，则体现了孔子希望君主体察百姓的心愿，以及从百姓安定和谐中求得社会稳定的深层内涵。同样观之《抱朴子·外篇》，虽然主体内容以隐士书写为主，但隐士在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与安贫达观的精神实际上与百姓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文中有言：“今隐者洁行蓬荜之内，以咏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让，儒、墨不替，此亦尧、舜之所许也。”可见，文化修养之风尚并不仅仅为官吏、上层社会所独有，百姓正有淳朴真挚之风形成的基础。如在隐者对刘邦的赞许中，我们能够充分感觉到隐者在教导世人的过程中注重以民为本的原则：“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盖有过人者矣。”隐士以“布衣”喻指天下，同样也隐含隐者自身身份出于民众而心系民众的观点，以“度量之大”论之刘邦，更是强调人民在社会整体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夫锐志于雏鼠者，不识驺虞之用心;盛务于庭粒者，安知鴛鸾之远指？”如此与仕人语，可见隐者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生发于民众而又卓然自信之态度，这种对生活的自信与安贫乐道的精神，正展现了古代先民崇道尚礼的风采。 　　再如《荀子》王制篇中所体现的平权思想，其本质实际上仍是将社会进步的主视角放在百姓身上。书中有云：“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以“礼义”度之天人之品行，是对社会大众存之“礼义”的一种认同，而文中“士大夫”阶层与“庶人”阶层之间相互“转换”这一点，能够充分看出荀子视王侯与平民一致的平等思想。在政治权利、生活自主层面给予“庶人”以极大的自由，实际上体现的是他本人对社会大众的关注。对“礼义”的定义，在书中并未有单独而具体的解释，但“礼义”存于天地间，亦存于百姓心中。
　　百姓生活是反映总体社会风貌的镜子，通过百姓书写，我们能够看出各家学派所关注的不同面向。《韩非子集解》卷第八有载：“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之，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长，尽所能，故忠。”韩非子所言之君主成就之理，皆在百姓。“载之”“立之”“尽所能”实际上说明的是社会广大群众的高尚美德，是强调百姓齐心对于君主的重要意义。与此相类似的，如《吕氏春秋》季秋纪第九中《顺民》篇所言之“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及其后所举“上世”“以德得民心”之功名者，皆意指出于民心、归于百姓的社会规律。
　　可见，原典中的民众书写是建立在“反映”大众基础上的一系列思考，能够引发人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是作者长期深入民众生活观察之后得出的体验。而不是以“书写”为终点，去“代表”大众，甚至去刻意“指导”大众。“新子学”精神传承与大众的联系也在于此。对于“子学”精神的“反映”属性，学者多有从心得与体会方面发声。梁启超在一篇名为《论时代思潮》的文章中说道：“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子学”研究始终是朝向民众的，这一点不容置疑。社会大众能够给予的，不仅仅是各方学派据理力争的研究对象，同时，大众生活是发扬“新子学”精神的土壤，也是促使“新子学”研究得以告别过去，以崭新风貌迈向未来的基础。所以，梁启超所言之“不能分谁主动、被动”，实际上阐述了传统子学从“考据”之风向“实用”之风的转变。何以称为“实用”，实质上是指一种以社会大众为核心的全新的“子学”思考方式，这一点在当下也是适用的。“新子学”之实用精神在于服务民众，融入大众的社会生活中去。显然，民众思想的转变与精神的创新实则与时代息息相关，所以无所谓“主动”与“被动”之说，只有彼此之间的“激荡”与“影响”。“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交往也日益频繁，大量西方文化进入，所面临的各个方面的诸多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因而迫切需要切实可行的理论支撑，系统探讨如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理论和策略。”正如王斐先生所言，“新子学”为当代中国文化传承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同时，当前社会矛盾并不仅仅体现在中西方文化的日益交往过程中，民众本身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态度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理论支撑到策略的具体实施，需要的不仅仅是文本层面的研究逐步与现代学科进行交融，同时，“新子学”的民本内涵还需要再度回归到社会大众视野中。究其根本，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认识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学理之意义向深层社会生活靠拢，更能扩展“考据”与“实用”二者之间的相互融通。
　　三、媒介视域下的大众“新子学”
　　从民众生活的角度来谈“新子学”，必然要说明当下大众传播媒介与“新子学”的联系。经典在大众生活范围内的传承与交往，主要依靠的媒介渠道不外乎两类：其一是印刷媒介，其二是电子技术媒介。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可以说是本时代“新子学”之“新”的显著特点。在推向社会并与民众建立關系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不断凭借其较为“接地气”的性质，使得“新子学”在大众传播层面不断深化社会“实用性”价值。所谓“实用”，前文已述，表示的是“新子学”在新时期与大众建立联系的根本，也就是指“为大众生活所能用”的由纯粹学术内容向大众过渡的“新子学”。在种类上，纸质媒介主要包括报纸和畅销书，而电子技术媒介则以互联网为平台，凭借手机、电脑、电视等向大众输出的新闻、电影、电视剧等内容为主。经由大众媒介，通过报纸、畅销书以及借助互联网通信技术的手机、电脑等终端，社会大众在视听层面已然构建出符合自我习惯的信息接收方式。对于“新子学”传播而言，通过畅销书、手机以及各类方式让社会大众接触到“新子学”的机会显然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就“新子学”自身发展的特点来看，自凝聚诸子风尚的各路文本产生开始，是不同时代的后人为之不断解读与加入新内容，从而在不断变化中让子学形成了不断发展、演变的态势，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传播媒介之新显然促使当下“新子学”在作品层面发生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经由大众媒介向外推广的作品体现出“新子学”在大众层面所展现的新的现代诠释，同时，从民众书写回归大众本质，正是“新子学”参与现代人生活的一种体现。
　　就目前经由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向社会推广的以“新子学”为关键内容的作品而言，经由大众传播媒介推向社会的“新子学”类作品，大体集中在书籍以及影视剧作品两大方面。截至目前，通过百度、谷歌、搜狗等国内搜索引擎可检索出相关影视剧作品共二十余部，包括《墨攻》《孔子》《百家讲坛：先秦诸子争鸣》《诸子百家》《秦时明月之诸子百家》《国学经义之诸子百家》《中国诸子百家动画版》等。这部分影视剧在内容选择上多以先秦时期的历史为蓝本，对特定历史片段进行一定的尊崇与改变，让现代观众对先秦诸子政治思想以及囊括兵家、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等各家学说在内的大体内容有所掌握，通过剧集上的协调编排，从而让观众对民族文化产生更多的热情。随着我国影视业的不断发展，诸如《中国诸子百家动画版》《秦时明月之诸子百家》等动画内容更是拓宽了我国青少年接触诸子百家的渠道，实则为“新子学”精神传承层面打开了新的视野。“新子学”精神传承离不开传播手段上的新方式，以电影、电视剧等强调视听体验的方式向大众推广是全新的领域。 　　对于经典文本的严肃性与学术层面的深层内涵而言，当下以诸子百家为主题的影视剧在选材上虽然日益追求“古老化”，但是编剧、导演乃至整体宣传思路却在不断“年轻化”。现如今，网络电视、网络自媒体以及各类网络资源的日益丰富，使得电影以及电视剧等作品的界限逐渐模糊，与此同时，影视剧出品方时刻在面对着庞大的观众群体，“新子学”范畴下，与诸子百家相关的人物设定、故事情节以及环境服饰上的编排所瞄准的目标受众均呈现出“年轻化”的取向。为了吸引青年观众群体，“新子学”类剧目多有对爱情、宫斗、武打等内容的设置，实质上体现了剧作的叙事策略正逐步向年轻化、模式化方向发展。譬如《大秦帝国之裂变》中对商鞅变法的呈现是以大量旁白和人物对话所构成的;再如《楚汉传奇》中通过场景环境大量变化的设定以及光线由强渐弱的细节安排，凸显出李斯身世的转折，颇有视觉冲击之意。《大秦帝国之纵横》和《芈月传》中同样有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人的活跃身影。这部分纵横家以赵立新以及喻恩泰等中青年演员扮演，容貌装扮与气质谈吐上均呈现出青春的气息。在对受众群体接受较为困难的学术内容有所减免的情况下，“新子学”类影视剧作品将视角放在各诸子百家的人物刻画上，虽有一定历史背景予以支撑，但是呈现出的艺术性往往更接近现代人的生活思维。影视剧使得诸子角色跳出原有格局，让其高度人性化，因此更为“接地气”。编剧、导演乃至整个制作团队让诸子百家有了某种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的特质，作品近乎考古式的画面呈现，又给予观众感官层面强烈的刺激。
　　综合来看，“新子学”类影视作品实际上在传承文化层面附带有大量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依靠于网络平台的便利性，大众影像在社会价值层面趋向于普及与娱乐，对经典内容往往不进行深度阐释，对“新子学”范畴下的人物事迹以及学术立论经常以非严肃性的改编模式予以呈现。趋于年轻态的宣传策略也使得读者与观众不断成为经典文本现代意义的创造者。
　　再以纸质媒介角度进行分析，以当当网、淘宝网以及百度等多家平台搜索“新子学”相关书籍时，可搜索出将近一千三百余种书目。总体上看，这类书籍多以相关经典译丛以及名家解读为主，辅以史学、哲学以及相应的文学著作投放于市场当中。而影视剧作品多以春秋时期历史故事为蓝本，对各类名家思想理论以及轶事趣闻通过演绎、戏说、名家讲解等方式编成特定剧目推向大众。就经典译丛的内容而言，书籍内容全面并且涵盖广泛。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系列丛书为例，此系列书籍包含有《孔子家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等六十余部作品。这类书籍在内容选择上集多家版本之所长，并融汇于一编。此系列丛书均以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精深者为之作序，并在每篇开头加以题解，为读者稍作各篇章背景及意义上的引导;文后均用白话对原文进行意译，且在原文中多有对字词上做出特定解释，以便于读者理解其文化意蕴。此系列书目的优点自不必赘述，同类书籍多以经典内容背后先贤圣哲的智慧启迪现代生活为卖点，在网络平台销售页面以及书籍封面多以古代经典为标识。出版方试图为读者打造横贯古代与现代之间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桥梁。
　　前文已述，子学典籍中民众书写的目的，是通过社会大众在生活中所遭受的各种问题在不同侧面寻求解答，其根本属性在于通过服务大众发扬自家学派对人、事、物的体认，从而赢得各诸侯的认可。子学从集团利益的角度来看，当属于各诸侯国分裂竞争时期下的一种带有时代性的产物。原典中对民众的关注，一方面与诸子学派的接受群体——各路诸侯君王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层面的深入体察也为各诸子学派的拥护者提供了长久实用于社会的现实意义。类似子夏西河讲学以及于齐国所创稷下学宫这样的社会性事件，均强化了各诸侯为官者对把握民众生息规律上的深入理解。由原典书写民众到各家学人发扬本派理念应用到社会运转当中，这样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诸子百家不只是局限于书面上向外界有所推广，围绕在诸侯所定的各类制度基础上，民众与思想家以及与各诸侯国上层为官者均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大量不同的声音为诸子百家带来了权力及财力上的竞争与保障。
　　然而，“新子学”内容对于当下大众读者而言，以增长见闻以及体会古代先贤的智慧为多。由于人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建立起的社会关系众多，且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较快，所以“新子学”范畴下的经典古籍，往往可看作是一种增添文化素养的消遣。大量经典内容种类繁多，且意味深远，往往不是仅通过白话译文以及粗浅阅读就能够明晰文本中蕴含的深层次内涵。“新子学”文本内容的重要特质就在于从文化层面论及大量典籍，当中的儒、道、佛三教合流而形成的庞大思想体系对中国人所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乐天知命”“修身养性”等人生哲学并不需要以文本阅读的方式就能够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所以在畅销书层面对“新子学”内容所进行的一系列白话翻译、名家解读、戏说故事等新的解读，在以古为鉴、引导当下生活的层面上的影响，并不能够与原典创生之际的原生环境相比。社会大众在畅销书层面对“新子学”内容上的欲求，往往会集中在各诸子名家的奇闻逸事层面以及名家典故层面。在讥时讽世与鞭辟入里的对话或行文中，社会大众能够收获美妙新奇或者娱心乐人的阅读体验。从这一点上看，畅销书为“新子学”提供了一条亲近社会的“快车道”，但同时，在“快车道”中迅速与大众取得联系的文本，大多难以令民众耗费大量的精力去深层次地考量与欣赏文本的内涵。同时，“新子学”在社会层面仍有待于拓宽研究视野，并寻找出更加符合当下社会发展轨迹的契合点。单纯以消遣论之“新子学”的内容，并对其粗浅加工，可看作是一种对经典的误读与浪费。
　　四、把握“新子学”独立精神，正视大众传播价值诉求
　　诸子立论本身基于人民，各家學人均在典籍中表达出不同时代下因典籍所感而阐发的生活智慧与思想精髓，其根本指向的是一种对社会大众独立精神的把握。《庄子-天下篇》中有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注意到此处在书写思想纷纭的社会状貌时，是以“天下”论“圣贤”“道德”之变幻，可见论及学术思想之激变，“天下”所指，并不单纯指“宇内学人”，而是指包含“学人”在内的社会大多数人。郭象在此有注“百家穿鉴”，且在论及“天下”时说“各信其偏见而不能都举”，显然是在说明当时思想之自由与多变。而成玄英为此处作疏，对“不一”以“法教多端”疏之，且在“自好”的问题上大发感慨，言之当时学人之状：“宇内学人，各滞所执，偏得一术，岂能弘通！”这里的“滞”并不是“停滞”，而应当是坚持，是一种思想上的倾向与依顺，如此才会有“宇内学人”的以“偏”论“术”，而各路学人所信奉的“偏”恰恰是反映社会大众多样性的一种独立的表现。郭象的《庄子注》与成玄英的《庄子疏》可以说都是建立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对原典的一种阐释，均是时代的产物。从二者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庄子》的再现，而是注释者背后的时代风貌，以“弘通”论“术”，在强调统一的背后，实际上是由大众的多元与独立为基础的。其所指“大乱”与“不一”乃是针对当时社会文化纷繁复杂的状貌而言的一种对民众、社会的本体认识。二者论及当时文明风尚之多变，虽有些许不同，但在理念上也存在着一种共通性，都指向了诸子所倡导的民众的“独立”。这种独立并不是排斥他人，固执己见，而是蕴藏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其中。 　　这种民众书写背后的独立精神，对典籍中有关民治之思的论述稍加留意，均能够有所发现。再如《吕氏春秋（离俗篇）》有言：“世之所不足者，理义也;所有余者，妄苟也。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此处“理义”应指人活命于世所应遵守的道德准绳，而“妄苟”则应指道德“义理”范畴之外的苟且行为，这里的“贵”与“贱”自然不单纯指高贵与低贱，而是强调坚持“义理”的可贵，并予以赞颂。且这份坚持是少数人才能做到的，所以“民之情”中的“情”当有大众生活之意，应指代那些有独立精神，能够坚持“义理”之人。所以“贱所有余”并不是排斥，而是强调一种对应关系。同时，在《用民篇》又有：“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加之《顺民篇》有：“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这样的论述实际是围绕“民之道”的问题议论民众的重要意义。实质上，“无常用”与“无常不用”乃至“万乘…‘百户”之民“无有不说”的描述，也揭示出民众在思想层面上是独立的。所以“顺民…‘用民”的根本，是使文化独立性在百姓身上有所体现。只有保证社会大众文化精神的开放自由，其独立的精神才能够建立在“德”的基础上，而不是一盘散沙。
　　上文所强调的民众书写以及其背后的独立精神，在当下倡导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层面上是有巨大意义的。“新子学”背后浩如烟海的经典文本以及深厚的思想内涵均亟待以新的传播方式与社会大众取得联系。我们应当注意到，都市生活重压之下的人们在日常阅读以及影视剧观看过程中不仅在娱乐化层面有其价值诉求，同时，原典中所蕴含的独立精神，正是大量复制化、碎片化信息时代下让人“猛醒”的一味“良药”。“新子学”自身的独立精神，是建立在多元思想相互融通的基础之上的内省与反思。对于大众媒介以重复性、机械化的方式提供给人们追求信息的速度與快感时，理性思考的呼声正越来越高。在教育、文化、艺术等多方领域，“新子学”的大众传播正逐步从“娱乐至上”的模式化手段向独立、清醒的反映现实层面靠拢。未来，“新子学”势必在文化活动层面让百姓更为紧密地融入诸子精神的学习与领悟当中。通过大型社会活动让民众实际参与到诸子文化与先贤智慧中来，不失为一种合理引导百姓精神诉求的方式。同时，多样化的传播渠道为世人打开了更多阅读历史、走近历史的方式，研究者不仅需要持续挖掘文本的深层内涵，同时也肩负着让古代先贤智慧为世人所用的重任。
　　可见，单纯以大众文化产物的简单复制性论之文化传承是不可取的。经典文本中对民众独立精神的书写需要以更广泛、更为层次化的方式为大众所了解。吴根友在2014年《光明日报》中刊发的一篇题为《新子学：几种可能的路向》中谈到了“新子学”的普及与“大众化”的问题：“‘多元化’就自然地涉及‘普及化’，其成功必然归结于‘普及化’，先行后随，互补相成，是一种接连发展的进程。而‘普及化’的进程是从专业研究者与大众相连来主导，即前者专门从事‘新子学’，是服务于学术研究的，称为文学化;后者互动参与“新子学”，是服务于朴实有用的，称为大众化。”文中较为清晰地将“新子学”研究范畴延伸到大众层面，“新子学”研究的完整性也在于将社会大众纳入与研究者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研究者与大众的“相连”问题，实际上也是传播的问题，而传播的实质指向的是媒介。报道中随后指出：“直到目前，文献整理与哲学思想研究，一直是研究诸子的两大工具。对诸子较为深入综合的文史研究，尤其是能将诸子研究转换为现代成果、服务于现实社会的成果，还较为缺乏。”可见，由纯粹的学术研究向服务于大众生活的社会价值转向，是“新子学”价值诉求的关键所在。
　　当前，“新子学”正逐步以名家名篇经典解读与传颂向更广泛、更深入的多家典籍看齐。依赖于大众媒介，根植于网络平台上的各大网站、资源共享平台正逐步对“新子学”范畴下的经典内容以影音、书籍等全新的面貌有所呈现。大众媒介始终力图让社会上尽可能多的人们了解“新子学”，探索“新子学”。而蕴藏于经典文本中的独立精神，正是传统中国文化精髓应用于现代大众生活的关键所在。研究者更需要适应时代发展，发掘“新子学”文本中与社会大众之间更多的联系，让学术内容能够“为百姓所用”，从而以民众带动研究，在现实层面展现“新子学”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为子学研究带来突破学科限制的机会，形成大众传媒与经典文本二者之间平等对话的良好态势，从而使“新子学”成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为当代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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