笋帮灵魂与闽学精神

作者:未知

  摘 要:笋帮公栈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笋业同业公会旧址,它不仅是明清时期我国东南各省中最大的笋干批发市场,也是沙溪流域民间经营笋干的一个帮会组织。闽学集理学之大成,其影响超越福建播及全国而成为显学。贡川笋商是三明商人群体的杰出代表,笋帮公栈的昌繁得益于笋帮灵魂,笋帮灵魂是三明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闽学精神在商业文化中的具体铨释,并成为一代代商人的信念与原则。
  关键词:笋帮灵魂;闽学精神;完美铨释
  中图分类号:F326.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4-0191-04
  永安市(现隶属福建省三明市)旧属沙县,地处闽中偏西。贡川镇是永安市辖镇,位于永安市北郊,距市府16公里。贡川早在唐代就已建镇,古名“贡堡”,是福建唯一的城堡式古镇。明清时期在“贡堡”建立的笋帮公栈是我国东南各省中最大的笋干批发市场,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笋业同业公会旧址。笋帮公栈的昌繁得益于笋帮灵魂。笋帮灵魂是三明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闽学精神在商业文化中的具体铨释,并成为一代代商人的信念与原则。
  一、笋帮公栈与明清时期三明经济的发展
  商帮,是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商业组织。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1]85。
  永安是中国笋竹之乡,是“闽笋”、“贡笋”的主要产地。明末清初,贡川时年盛产猫儿笋(毛竹笋),笋农们将笋采集制作成白笋干。因白笋干味美易存而又价廉,故而招来八方客商到贡川收购。顺治年间,永安贡川堡贡生杨宫、严然袭父业往来于沙溪、闽江一带经商。当时许多外地人在贡川肆意哄抬笋价,若任其发展,笋业买卖必然会被外人垄断。杨、严二人有鉴于此,决定组建“笋帮”。经过多次酝酿,于顺治二年春(1645年)成立贡川笋帮商会。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开始向笋帮靠拢,参与笋帮股份,一时间“贡川笋帮”名声大振。至康熙年间,笋帮的生意开始做到江浙等地,永安贡川成为当时东南各省中最大的笋干批发市场。
  为了方便各地笋商联络,顺治三年(1646年)秋,贡川高氏、杨氏、张氏、刘氏等族富户在贡川进士巷建起笋帮公栈(又称笋帮公业堂)。据《永沙笋帮簿册》记载,笋帮公栈不仅是清朝时期我国东南各省中最大的笋干批发市场,也是沙溪流域民间经营笋干的一个帮会组织办公所在地。每年笋干收购季节,来自福建、江西、浙江、江苏、上海、安徽等地的笋商在这里结成地方帮会,讨论笋干行情,确定笋干价格,然后将沙溪河流域的笋干贩运到全国各地,部分笋干直接由贡川经水运直达上海市,再销往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笋帮公栈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筍商会址,也是我国笋竹文化的发祥地。
  三明地处崇山峻岭阻隔的山区,由于交通不便,商品经济发展受到诸多限制。但是,三明人不怕艰险,突破地理环境阻碍,与外界建立比较频繁的贸易联系,通过交换获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财富。民国年间福州郑丽生写有《福建物产歌》,内中保留了三明当时当地的土特产生产情况,反映了三明物产的富饶。“鼠船街尾下尤溪,纸笋木茶恣取携。夏茂名烟出沙县,后起之秀赝上选。永安原野生榈,夏橘山庄酿可沽。三元设立新县治,沙永土产别无异。将乐玉华古洞天,垂帘竹纸日毛边。大田竹器特朴茂,虎鼻崎茶医病疚。”[2]81从《福建物产歌》可以看出,三明境域各县物产有自己的特色,永安县的土特产主要有笋干、木材、土纸、香菇(红菇)四大宗。
  永安贡川笋帮成立后,由于分工合理、管理规范、经营有方,笋帮的贸易越做越大,当时经营的笋干年销售量在80万—100万斤之间。贡川堡内的高、严、刘、张等几座豪华府宅均是参与笋帮经营者,当时贡川有这样一首歌谣:“乌笋兑白银,转手一瞬间,诸般生意好,那有笋挣线。”[3]16据《永沙笋帮簿册》记录,贡川笋帮先后在上海、江苏的苏州、常州、无锡、浙江嘉兴、福州兴建了堂皇富丽的永沙笋帮公所[3]22。这些会馆公所是沙县永安商人在省内外货物集散地和图谋商务之所,出去的是笋干、土纸、香菇等土特产,进来的是京果什货、棉布百货。
  商帮、行会的出现,是商人竞争下的产物。贡川笋商集团的兴起,是明清时期永安地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标志。他们积极调节商界行业纠纷,维护地方商民权益,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为贡川乃至三明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闽学三贤与闽学精神的传播
  闽学是指以朱熹为首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闽学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庞大、完整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其影响超越福建播及全国而成为显学。在闽学这一学派中,最著名的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史称“闽学四贤”,三明就有杨时、罗从彦、朱熹三位大儒。
  杨时(1053—1135年),南剑西镛州龙池团(属今将乐县古镛镇龙池社区)人,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门立雪”讲的就是杨时好学精神和尊师重道的故事,同时又最早把二程理学传入福建,开创理学的“道南系”。杨时之后,有罗从彦、李侗、朱熹相继承传。至朱熹时,发展为与“濂学”、“洛学”、“关学”并称的“闽学”。因此,杨时被尊为“闽学鼻祖”。
  罗从彦(1072—1135年),《沙县志》载“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因家剑浦(即今南平市),后徙沙县”。1112年师从杨时于龟山,学成后筑室山中,倡道东南,往求学者众。朱熹对罗从彦评价甚高,认为“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4]12745。黄宗羲认为罗从彦是杨时学生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5]1271。
  朱熹(1130—1200年),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朱熹一生中除了不到三年时间在浙江、江西、湖南做官外,其余近七十年时间都在福建各地活动,其中绝大部分是在闽西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6]521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以他渊博的学识,综合各家学说,完成了对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建构,形成为闽学,他也因此成为宋代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理学家。   由先秦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到隋唐时期发展式微,闽学是儒学复兴的产物。福建学者以儒学为主干吸取释、道之学等诸种传统思想,结合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并由地域性学派上升为国家的主体思想[7]196。闽学家以言教人、以身教人,这是闽学所独具的特色。朱熹的道德学问之所以受到后人的尊崇,是因为其思想学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通過编著《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等通俗读物,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把儒学的伦理道德等思想贯穿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中去,从而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8]87,展现出闽学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和实用价值。
  杨时、罗从彦、朱熹闽学三大儒的闽学精神在三明的传播是广泛而深刻的,一方面更加巩固了宗法制度和宗族观念,另一方面由此衍生的秩序、诚信、守信、无欺、不变等基本理念渐渐成为笋商的经营信条,而笋帮灵魂更是闽学精神在商业文化中的具体运用。
  三、笋帮灵魂是闽学精神的完美诠释
  文化一词涵蕴面很广,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辞海》对文化的界定是:“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9]1731理学精神在三明经几百年积淀,对当地商业文化的形成、丰富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三明商业文化的思想内核。笋帮灵魂是闽学精神的完美诠释、外化延伸,并对三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崇文尚学,尊师重教
  从秦汉到隋唐时期,中原汉人不断南迁,入闽后继续传承了汉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至闽学时进一步加以发展,使之形成重道义、好学问、重教育等特点。因为崇文重教,三明地域人才辈出,三明境内历史上中进士总人数达720名。贡川仅在宋代时前后登进士的达10人,故有“先有贡川,后有永安”之说。由于崇文重教,当时贡川书院林立,文化繁荣。在贡川先后建有榈书院、道南书院、云龙书院、纹山书院等,藏书十万册。
  据永安贡川《陈氏族谱 》记载,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弃官的陈雍辗转吴越从吴兴入闽抵达沙县贡川的固发冲定居,带领家族开发荒蛮之地,开支散叶。陈氏先祖遗训,要子孙“敦厚友而振家声”、“存善德而保子孙”,陈氏子孙恪守“读书使人长进,教育可以兴家”的家训。延至宋代陈氏子孙人才辈出,仅在两宋就为朝廷输送了12名进士,受赐“大儒里”牌坊,留下“半壁宫花春宴罢,满床牙笏早朝归”的美誉。受陈氏宗族影响,相继有严姓、邢姓、姜姓、罗姓、聂姓等百余姓宗族从中原迁入贡川,其中20余姓在贡川建有宗祠[10]2。贡川历史上曾出过2名探花、16名进士、13名举人、24名贡生、3名理学家,宋朝新科探花陈、明代琴谱大师杨表正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进士巷里一幅古老的对联“超绩赞岩荫探花里,慧香炉顶镇进士街”,充分体现了贡川读书风气之浓、文化底蕴之厚[11]79。发展贡川笋业经济与建立笋帮公栈的杨宫与严然即是理学的后人,他们虽都弃儒经商,但他们所受的理学教育,对于他们的经营作风、道德规范及价值观念,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诚实守信,正直公平
  杨时曾说过:“所谓理财者,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各当于义之谓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节,而不当于义,则非理矣。”[12]139朱熹在《大学》注解说:“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13]4所以,朱熹强调“正心诚意”,“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14]12757随着闽学精神的广泛传播,仁、义、礼、智、信等理念逐步渗透到基层社会中,具体化为大量的乡规民约、家法家训、经营理念等。
  笋帮公栈的成立和昌繁得益于笋帮的灵魂,笋帮公栈的“正直无私”牌匾、公平石、帮规就是笋帮灵魂的具体体现。笋帮公栈大厅地面正中镶有一块丹霞石板,称之为公平石。公平石长约三尺,宽两尺,是专门用来标明笋干买卖行情,明码实价之用。公平石,是笋业公平交易的一个象征、一个物证,一个缩影。信誉,是笋帮的生命,更是笋帮的灵魂。公平石完美诠释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义利观。
  “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信条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乡民,成为他们教育子女的“乡规民约”及为人处世的“道德经”。从笋帮公栈的公平石可以看出,随着闽学的广泛传播,闽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笋商不可避免地受此熏染和陶冶。闽学精神转接到商人价值观中,形成了商人的信念与原则,并在经商过程中以这些原则和信念来规范和处理事情。
  (三)宽厚包容,让利于民
  笋帮公栈的大厅正上方原本还有一块牌匾,上题“近悦 远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交以道接以礼,近者悦远者来”。笋帮的兴盛推动了贡川集市贸易的繁荣,“舳舻千里,风涛驾空”,商旅往来一派繁忙。通过商贩频繁的活动,把本地的经济、文化和外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包容四方开阔大度的友善精神。
  笋帮公栈不仅是贡川笋商会址,也是笋帮信士向往的圣地。笋帮堂内至今保存完好的楹联,有清乾隆到光绪年间鲁、豫、皖、苏、杭等地信士赠送的木制楹联,内容有“踏显湄洲泽覃两省,澜安海国灵效百川”、“德并高明配天有象,功宏利泽靖海无波”等。这些楹联表明,信仰道教的笋帮信士,他们为了水道平安而崇拜海神“天上圣母”。“天上圣母”也称为“妈祖海神”,被渔民视为航海保护神,在民间被尊为妈祖、娘妈。贡川笋商信仰妈祖,一是当时的商贸运输以水路为主,供奉“水神”以保水运平安;二是明清时期,在贡川具有较大商业影响的兴化商帮信仰妈祖海神,因此,每年3月23日妈祖诞辰日笋帮公业人员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虔诚拜祭妈祖。据贡川当地人相传,金华殿天后宫原庙甚小,自笋帮成立后,尤其是笋帮堂屋兴建后,来自鲁、豫、皖、苏、沪等各地笋商云集贡堡洽谈闽笋贸易,并前往金华殿天后宫上香、祈祷、许愿,希望海神保佑船运平安,故金华殿的香火十分兴旺,庙宇由小变大越建越豪华,成为永安闻名的一座殿宇[3]24。这些楹联与庙宇说明三明虽地处闽西北山区,没有直接和海洋接触,但是也受到了海洋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体现了海洋文化的气息。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明要以人为本、和气生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商人的社会责任感,强调一种乐善好施的精神。到了闽学,朱熹及闽学其他学者把儒学的这些思想推向一个更精微广大的境地[8]87,对笋商的经营理念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最早的笋帮帮规主要有六条:“一、入股自愿,不分贵贱。二、有利同享,风险共承。三、股金多少,由人自便。四、按股分红,一年兑现。五、以德经营,不损同仁。六、信誉第一,同守共监。”开创了入股聚资、风险共担、诚信包容、集体经营闽笋干的先河。笋帮成立后,由于经营有方,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他们并不急于将赢利分红,而是出台措施,让利于民。如贡川的双峰、洋峰等高山村庄,因山高水冷、温低土薄,不适合粮食生产;笋帮采取“以粮养笋法”,在贡川主产粮区设立笋帮谷庄,储存稻谷,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供应给高山村笋农,解决了吃粮难题。笋帮还无息借贷给贫困笋农,让他们发展毛竹产业,借款从笋农来年的笋干收入中抵扣。这些措施既解决了笋农的吃饭问题,也为笋业的发展提供的更丰富的原料[15]78。
  (四)守望相助、爱国恤民
  “报效祖国、回报家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闽学先贤杨时一生爱国恤民、情系桑梓、乐于奉献的故事在三明代代相传,在这种环境熏陶和成长起来的笋商,也多能守望相助、家国为念、热心公益事业。
  据贡川《永沙笋帮书册》载,“乾隆盛世以来,笋帮有‘慈善会’、‘助学会’等社会公益机构,凡考上监生贡生以上者,笋帮奖励学金50大洋,凡在贡川辖区内的无主尸体其安葬费均由笋帮负责。”笋帮还修筑了通往龙岭、双峰、洋丰、张荆等村的石头路,每相隔五里修一凉亭,供往来行人坐歇避雨[15]79。
  在笋帮公栈的门厅上方,悬挂着一块清乾隆年间题写的“正直无私”四个大字。这体现了笋商们不仅追求经济利益,更是进一步秉承以义为先的经营理念。“正直无私”始终是笋帮人不变的宗旨,甚至在国家危亡时刻不惜舍利取义,近代中国第一架飞机制造者李宝和闽笋填海就是这种精神的传承。
  民国初年,永安从事笋干生意最有名者当属贡川人李翔富、李宝镛父子。李翔富三子宝勤奋好学,获政府选送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深造,研制飞机。1910年,李宝与同为永安人的同学刘佐成合作试制飞机成功,这是中国在国内制成的第一架飞机,但因发动机损坏在试飞时坠落。为制造飞机,宝俊向父兄设在上海的笋干行筹款,筹款不足,李氏父兄又向沙县人章庆侯的笋干行借款。李氏筹借巨款无法偿还,上海李氏笋干行不得不倒闭。宝俊因奔走南京、上海,积劳成疾,于1912年10月6日逝世,年仅25岁。不久,李氏变卖家产还债,各地笋干行先后关闭,李氏商行宣告结束。李氏父兄全力培养中国航空先驱李宝,倾其家产支持李宝制造飞机的事迹永留史册[3]34-35。
  抗战时期,为阻止日军轮船进入福州码头,有人建议闽笋填海。笋帮公栈老板陈长兴于1937年秋在马尾入海口,毅然投下了30船近30万斤的闽笋,打破了日军挟其海空优势军备以空间换时间,达到了阻止日军前进及建设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3]36-37。“厚泽偏寰中灵爽式凭永赖佑民护国,湛恩周海内慈航普济何难破浪乘风”——一副楹联即已道出笋帮商人同仇敌忾的民族气概、正直无私的家国情怀。
  不同的传统文化赋予商业文化不同的人文特点,它是商业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土壤和基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闽学先人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创建了闽学这一传统儒学的集大成思想。正是在闽学和福建传统各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培育下,笋帮在商业活动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岁月沉浮,曾名震一方的贡川笋帮商会早已隐退历史舞台,但笋帮灵魂、闽学精神则一直激励着后来者,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源,成为提升人们道德风尚的坚实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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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Bamboo shoot Bank Stack is the earliest site of bamboo shoot trade association found in China so far,it is not only the largest wholesale market of bamboo shoot in southeast provinces of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It is also a gang organiz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bamboo shoots in Shaxi River Basin.The great success of Fujian academic collection,its influence surpasses Fujian broadcast and the whole country to become the conspicuous study.Gongchuan bamboo shoot merchant i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Sanming merchant group.The prosperity of bamboo shoot gang stack benefits from the soul of bamboo shoot gang,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anming commercial culture, and it is the concrete interpretation of Fujian learning spirit in commercial culture.And become a generation of businessmen’s beliefs and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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