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智库
作者 :  余娉

  各国的“外脑”
  
  2009年初“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项目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领导的项目组出台了首份关于全球智库排名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美国智库最多,共1777家,其次是英国的283家和德国的186家,印度拥有121家智库,为亚洲最多,日本其次为105家。
  由于美国的智库数量最多,在全球影响力也最大,美国智库几乎成为全球智库的模板。美国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这样概括智库的功能:生产理念、供给人才、谋求共识、教育公众、充当政府外交的“第二渠道”。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作成立了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布鲁金斯学会有较多接触,对美国智库的运作情况比较了解。该院院长薛澜认为,美国智库的一大特点就是以注册为非营利机构的独立智库为主,“如果智库与政党挂钩,资金来源会受限制。所以大多数智库强调自己无党派,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就特别强调专业客观的研究,追求政策影响力。”
  薛澜认为,“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思想库最具特色的现象,其产生和运转根植于美国的政治体制。美国的官员分为文官和政务官。文官比较稳定,而政务官根据大选的结果四年一换。政务官的职责是制定政策、反映执政党的理念,而文官的作用是执行政策。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卸任的政务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官员。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
  
  中国智库三分天下,官方独大
  
  在中国,“智库”这个词直到2009年才炙手可热,但智库在中国业已存续了许多年,并初步形成格局。据统计,中国研究机构有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这个数据与全球智库排名大陆上榜的数字形成反差。
  2006年11月,北京召开“中国首届智库论坛”,评出了中国十大智库,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从资金来源和机构归属上分,中国智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研究机构,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下属的专业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下文将此类统称为“官方智库”;第二类是大学附属的研究机构,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等;第三类是民间注册企业的研究机构,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北京三略管理科学研究院等,下文统称“民间智库”。如果概括中国智库的格局,就是“三分天下,官方独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是新中国第一所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由当时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动议并主持设立。国研所除了外交政策研究以外,还承担着为外交部培养干部的职能。据郭宪纲介绍,每个研究人员在所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必须外派到使领馆锻炼,一期是四年。国研所历任的所长都是外交官。现任所长马振岗曾担任驻英大使,前任所长曾担任驻德大使。同时,在研究所和驻外期间表现较突出的研究人员有可能被任命为大使、公使,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
  这样看来,“旋转门”机制在中国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力度比较小,政府与研究机构之间人才流动性比较差。比如外交部只从其下属的事业单位吸纳人才,这一途径并没有向高校甚至社会上的研究机构开放。
  
  民间智库:帮忙不添乱
  
  不管是相对于官方智库还是相对于大学智库,中国民间智库在资金来源、政策支持乃至信息获取上似乎都不具有优势。据统计,中国2000多家智库中,95%以上吃财政饭,国家有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目前中国民间智库仅占智库总数的约5%,规模很小,最大的也只有20人左右,年运作资金仅约200万元。因此,民间智库或多或少对于中国的政策研究环境有所抱怨。
  北京三略管理科学研究院创立于2001年12月,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具有军事特色(非军方背景)的民间智库,该机构还创办了“中国智库网”。自力更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三略的一大优势在于它的研究团队,以军队、高级领导以及军队智库的专家为主。这使得它的研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军事)以及政策性。三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海涛就曾经在军方智库工作过多年,他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对于官方智库做出的成绩需要肯定。中国能有现在的发展,官方智库功不可没。但是官方智库也存在一些问题,独立性不够,跟政府决策太紧密,一般都是宣传、解释政策,很难跟政府说不一样的话,为国家服务的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研究很少。我以前曾经在某军事的官方智库工作过,对此深有体会。这个圆是他们画的,自然说它是圆的。客观上看不到决策的缺点。所以,要从体制上进行突破,需要独立的民间智库。”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把官方、大学、民间智库的能力动员利用起来才是最考验政治智慧的。王金岭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局势越来越复杂。权力集团、资本集团、知识集团、劳动集团已经形成。如何保证公众利益,防止权力集团与资本集团相结合,左右政策决策,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我想,加强独立智库的作用,扩大公众参与,是一种办法。”
  薛澜对此提出了建议,“我们要克服政策制定的随机性。要构建一个政策市场,让各种不同的政策建议有交流、有交锋的机会。比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国需要采取什么立场,各大研究机构可能有一千个想法,那么大家在政策市场中进行政策讨论。在讨论中、比较中、竞争中去伪存真,同时吸收公众的建议,可能最后剩下三五个方案,由政治家来决断。”
  (摘自《世界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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