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中国人口的新危机与基本出路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锐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与趋势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时，就意味着该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而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4%为“老龄社会”。据此，我国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观察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2亿，占总人口的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6亿，其中中国占近30%；2010年发展中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比重是5%，中国高出该数值的3.87个百分点。
　　2.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从“十一五”期间每年净增480万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每年增长800万，到201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2亿。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另外，从进入老龄化到峰值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用90年左右的时间，而中国只需要不到40年的时间。
　　3.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的方向性特征完全不同，中国老龄化社会则表现出了未富先老的基本生态。观察发现，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均在5000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只有806美元，即使是快要进入“老年社会”的今天，我国人均GDP也只有4000美元。
　　4.老龄化的地域次序化。其中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化的地区是上海市，该市早在 1979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 7.2%，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 10.07%，双双达到了联合国界定的老龄标准，比全国的平均时间整整早了20年；而作为老龄化时间分布的另一极，宁夏要到２０１２年才正式进入老龄化。另外，与城市相比，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出城市的１．２４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２０４０年。
　　5.特殊老人群体涌现。特殊老人群体是指高龄老人、失能老人以及留守老人组成的一个群体。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1.78亿老年人中，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1899万，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人3300万。由于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到70%，城乡留守老人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农村留守老人目前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问题严重性在于，未来特殊老人群体还将继续膨胀。据全国老龄办预测，到2015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11.1%，年均净增高龄老人100万，增速超过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65岁以上空巢老年人口将超过51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近1／4。
　　
　　二、人口控制政策的负面效应分析
　　1.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迅猛下沉，进而加剧了老年人口的绝对占比。国际上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是5.5，1980年为2.29，而按照中国国家计生委的报告，自从1991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但是，据专家学者的计算，即使考虑进“偷生”因素，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5至1.6。特别是上海市的人口生育率只有0.9左右，已经连续多年处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线以下。
　　目前我国人均寿命为73岁，相对于20年前提高了5岁；同时，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从0-14岁少年人口占比来看，2010年我国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过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减少。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双重力量演绎的结果是中国老龄化的步伐一路提速。
　　2.由独生子女政策推动而成的男女性比失衡成为了加剧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强大力量。众所周知，偏爱男孩是中国传统的生育观，而这种生育观在“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驱动之下得到进一步强化，并在现代医学技术的助力中得以实现，但由此造成的中国男女性别失衡的矛盾却格外突出。按照国际标准，0-4岁男婴与女婴的正常比例是1.03～1.05∶1，我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2000年达到1.18∶1，2010年升至1.2：1。据此,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从2010年起，中国20多岁的育龄妇女的数量开始递减,到2020年底前中国可能会有多达2400万的年轻单身男性，这些人没可能结婚，也不会有自己的子女。显然,男女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拉低中国的生育率,相应老龄化程度将日趋加深。
　　3.管理层对人口结构趋势的误判进一步提升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人口结构趋势上，决策层的误判明显表现为高估人口生育率和低估老龄化率。按照“十一五”人口规划，2010年人口总规模应为13.6亿，这一结果是依据1.8的生育率在2005年总人口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但是，到2010年底我国实际人口只有13.4亿人，比“十一五”人口规划数少了2000万。显然，按照最新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5甚至更低。同样，按照官方1.8的生育率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应为12.42%，65岁及以上人口应为8.18%，但实际结果却分别高于预估值的0.84个百分点和7. 1个百分点。对于人口结构的误判使得计划生育政策未能进行及时地调整，尤其是在生育率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人口老龄化没能得到有效的缓冲，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愈发严重。
　　
　　三、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的巨大压力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而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2001―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15万亿元人民币。
　　1.养老金缴存与支取的失衡是导致养老金缺口的直接原因。一般而言，养老金是以职工在职期间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为依据，同时综合考虑即期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后计发的。按照目前男性60岁退休和女性55岁退休的政策以及他们分别大致可活到72岁和74岁而论，男女在退休后的生存年限分别是12年和19年。粗略估算，目前正在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大军在其退休后存活的岁月中所领取的全部养老金，大约是其退休前所缴全部养老金的10-13倍，资金缺口由此产生。
　　2.历史欠账是撑大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因素。在社保制度推出之前，企业职工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并未以基金形式积累，而是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投资与生产过程，正是因为当年拿走了他们的“必要扣除”，而且这些被“扣除”的部分也没有办法返还，因此这一时期的员工退休后就不再单独缴纳养老金，而其所领取的养老金则由后来参保的新人所缴资金来补充。由此就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养老金“现收现付”模式，也产生了现有企业员工养老金账户“空转”的别致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将这种现象讥讽为“最大的庞氏骗局”。

　　3.人口赡养比的萎缩是捅大养老金缺口的根本力量。我国目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有效运转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过退休人员，缴纳的社保收入超过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因此，“人口赡养比”，即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赡养的老年人数量的比率就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养老金支付力量强弱的关键因子。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人口赡养比稳定在3：1，即三个劳动者抚养一个老年人，因此可以勉强维持现有老年人养老金的正常支取。但是，随着老龄化的逐步提高和退休职工的迅速增加，在生育率日渐下降的前提下，赡养比将出现降低甚至恶化趋势。据专家预测，到2038年，中国只有2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负赡养率”的状况，即一个以下的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果真如此，“现收现付”养老金模式必定难以为继，而且目前1.3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这个缺口还会迅速放大。
　　
　　四、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即将丧失。必须承认，正是过去30年中每年高达为1000万的劳动力供给量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使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因此，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在所有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要素中，劳动力的贡献率达到了26.8%。然而，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预测，到2015年中国会出现劳动人口供需的“刘易斯拐点”，每年会减少劳动力近800万，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报告则明确指出，中国“人口红利”10年后将进入“关窗期”。
　　一定意义上而言，“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中国比较优势的丧失。一方面，由于抚养比的降低和劳动人口的减少，劳动力成本将迅速上升，特别是在生育率下降所引起的后续劳动供给断层的情况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常步伐因此可能会被打断。另一方面，在“先老”意味着劳动密集比较优势消失的同时，“未富”的存在使中国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形成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这样中国经济未来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比较优势真空。据此，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在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只有7%。
　　2.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引起财政资源的分流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资本约束。虽然与美国的老人福利要消耗掉该国GDP的9.4%以及德国的退休金占去了GDP的10.3%相比，中国的养老金支出目前只占GDP的4%左右，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政府用于老人福利的开支将呈倍数递增，而且递增的速度势必超过发达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于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在国家未来不得不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老年人口的福利投资之上时，其形成的“挤出效应”必然拖曳经济增长步伐。
　　3.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家庭养老成本的增升，从而在微观层面上影响着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经过两代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目前中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四二一”的漏斗型状态，即四个老人，中间是一对小夫妻(第一代独生子女)，下面是一个小太阳(第二代独生子女)；而再过十五至二十年，当小太阳结婚成家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将面对12个老人。如此之大的养老压力附加于身，不仅仅是家庭经济与财力负担，还有为赡养老人而不得不透支的时间与精力，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势必遭遇无情的压抑与稀释。
　　
　　五、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基本对策
　　1.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有将近1/2在种地，另外1/5是矿工、建筑工人、交通运输工以及各种工厂的职工。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一个65岁的人继续担当建筑与搬运工人，但他们可以在商业销售、计算机、教育、设计和医疗等经验型、知识密集型行业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我们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放弃低端的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逐步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实，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的有效匹配还具有另一层面的意义，即高端的产业层次能够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使得新生的劳动人口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增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赡养能力。
　　2.构建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针对在我国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现实，我国有必要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推进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本要求包括全面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整合社会资源，在社区层面普遍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和场所，组建专业化、职业化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3.充盈养老统筹账户和改革养老金的投资管理体制。充盈养老金账户的途径很多，包括财政补贴、国有股或土地红利的划转、将农民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扩展为新的投保人等，在此基础上，为了防止养老金被挪用和提高养老金的投资收益，我国可以借鉴智利的养老金管理投资模式。与中国目前的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部分积累”模式的养老保险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于是智利政府在1980年底宣布执行新的养老金制度，其内容包括：每个参保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养老保险基金账户，账户中的资金交由私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作，参保人可以从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中随意选择。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只有当养老金管理公司经营不善宣布破产时，政府才最终出面弥补资金缺口。智利自养老金私营化改革以来，其养老金不仅摆脱了亏空，而且还为基金管理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私人基金管理公司不仅帮政府甩掉了养老金的财政压力，转过头来还降低了个人的缴费率，提高了个人养老保险回报。
　　4.适时变革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时至今日，已经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应当作出一定的调整和放松。目前可以考虑允许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并严格控制生育3个孩子的生育管理取向。当然官方可能担心放开“二胎”政策将会造成生育的失控，其实未必如此。我国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一些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实行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覆盖人口840万，但多年来生育水平保持在2.0以下，并没有出现因政策放宽而引发的出生反弹。显然，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防止人口的过度老龄化，同时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5.适度延长职工退休时间。除了目前退休人群的增加导致养老金难以承受巨大的支付压力外，我国目前的退休制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用日本的生命表计算的，即每个人退休后大约可存活10年左右，然而，目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职工退休后可以存活20年甚至30年。正是如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退休制度，推迟法定退休年龄。至少目前可以考虑推行富有弹性的退休政策，如根据与年龄的关联度对不同的工作岗位设置有区别的退休年龄，符合一定条件的劳动者可申请提前退休，但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愿意继续发挥余热且身体条件允许的可以推迟退休。
　　6.积极培育“银发”产业。老龄产业既包括了传统老龄产业，如服装、医药、食品、特殊商品、交通、保健等，又包括了现代老龄产业，如娱乐、旅游、金融、地产、社区服务和老年教育等多种行业。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老年人中42.8%的人拥有存款，每年老年人的离退休金、再就业收入、亲朋好友的资助可达3000亿至4000亿元。显然，我国目前仅7000亿元产值的老龄产业还大有潜力可挖。从理论上看，老年群体需求可以催生一个巨大的老年消费市场，而老龄产业的成长与壮大可以为经济增添新动力。因此，据财政部预测，2050年左右，我国老龄市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万亿元，果真如此，老龄产业的成长极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为中国营造出又一次“人口红利”的机会。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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