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法国的赦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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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寻求的目标似乎不纠结于赦罪故事本身，或者说赦罪书所陈述故事的真假问题，而是集中在了赦罪故事背后的文化逻辑，或者说其故事文化
　　在16世纪的法国，一个犯下死罪的人可以通过一份《赦罪书》来请求赦免死刑，但是他必须在法庭上当场宣读赦罪申请，并接受当庭审问。当被认定为是情有可原或者是非预谋的罪行时，赦罪书就会得到批准，于是“杀人不偿命”的结局也成为可能。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档案中的虚构》一书是她研究赦罪书的代表作之一。戴维斯在解释本书的题目“档案中的虚构”时，对何谓“虚构”的解释是，“说‘虚构的’，我并不是指它们捏造的元素，而是词根‘fingere’的其他的及更广泛的意义，它们的形成、塑造和定型的元素：叙述的技巧。”
　　虽然戴维斯在本书中所采用的档案是16世纪法国的“赦罪书”这种材料，然而，她寻求的目标似乎不纠结于赦罪故事本身，或者说赦罪书所陈述故事的真假问题，而是集中在了赦罪故事背后的文化逻辑，或者说其故事文化。换句话说，戴维斯在本书中所探求的是16世纪的法国社会所接受的故事文本是怎样的，而这又反映了当时人怎样的集体心态。戴维斯自己总结称，“毫不惊讶，在十六世纪，这些愤怒的情节会因社会地位而不同，特别是当它们是来自于男性的时候：关于行为的特定的主题与设想似乎围绕社会形态聚集成群。虽然农夫的故事是不同的，但你一定能够分清农夫与绅士的故事，而工匠的故事通常与这两者都不相同”。 所以，“照戴维斯的理解，愤怒，不仅因自身的属性而有异，而且因其社会属性而有别。愤怒的情节，随着当事人（尤其是男性）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农夫的愤怒有别于绅士的愤怒，也与工匠和商人的愤怒不同。农夫的故事以未婚男青年与婚礼、遗产继承权为中心，求赦者面对的是婚礼上的不速之客，或是遗产的竞争对手。而在典型的绅士故事中，‘求赦者是一个维护自身权利的领主，一个维护自身尊严的绅士’。相比之下，工匠和商人的故事，更多涉及的是工作、酬劳、盗窃和债务。不同群体之所以叙述不同的愤怒情节，背后的缘故是叙述与求赦者所自觉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简单来说，也就是赦罪故事中的愤怒情节会因为当事人的阶层或职业差异而有所侧重。用戴维斯的话来总结，“这些故事与赦罪书对彼此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它们证实了，等级与行动相一致，这是一种广泛流传的讲故事的习惯。另一方面，它们表明了，这类叙述不需要仅仅源于讽刺性的、喜剧的或种族的目的。为了拯救某人的生命，为了为某人辩护，一个人可以利用某一等级固有的同样独特的理解”。
　　此外，除了引入阶层这个变量，通过考察不同阶层的赦罪书文本，说明16世纪法国不同阶层的故事文本类型差异外，戴维斯还对另一方面进行了文本分析，即考察“赦罪书”这个文本的写作目的本身，来说明当时的人们认为怎样的故事才是一个合格的赦罪故事。赦罪书的提出人为了使自身的罪行得到赦免，通常会在赦罪书中精心地安排自己与受害人之间的故事的叙述。“无论这样的开头有怎样的文学的优点――而许多伟大的故事以一场争吵开头――对一个寻求赦罪的人来说，这有着一个明显的缺点。这意味着申诉者在杀害受害人的时候并非出于惊讶或突然的狂怒；这对声称非故意伤害是一种危害。” 提请人会特意强调杀人事件的发生并非出于蓄意，而是不受自身操控的。“许多赦罪故事以申诉人进行日常事务或以和平的方式享受节日的快乐为开始，并营造了一种悲剧的或流血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氛围。” 这样，在众多涉及不同背景的赦罪故事中，却出于提请人摆脱罪行的目的，形成了一种近乎相似的叙述格式，“而且，这种格式给了申诉人去讲述一个足够真实的故事的空间，以便至少有其他人在司法质询的时候能够相信，并且，目击者通常是缺席的，使得其足够逼真到能够让人相信”。 戴维斯举了一个提请人的例子，这个人在赦罪书中“创造了使其在星期三的活动无可非议的目击者，……并建立了无法预料的事件的印象，以为其赢得赦罪的胜利……” 可见，虽然赦罪故事的背景各不相同，然而，戴维斯通过文本分析，却发现由于提请人摆脱罪行这个共同的目的，这些故事之间存在叙述模式上的趋同性。赦罪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然而，文本分析所反映的当时人认为怎样的赦罪故事才是可信的却可以是真实的。
　　“事实上，求赦与被赦免就好似舞台上合演的一出戏，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该如何根据剧情来扮演自己的角色，知道这戏必须要遵守国王的游戏规则――‘演员们’要时刻意识到何处是权力所在以及君王意志在法律执行中的作用。” “根据让・博丁的《共和》记载的1499年布洛瓦敕令，赦罪被誉为‘王权的最美丽的标志’之一。‘国王总是通过他们的仁慈使自己光荣’，王妃法学家在一个山民的赦罪书中认可恳求中说，……”“正如公开的处决表现了国王的公正，所以半公开的赦罪认可表现了他的仁慈，所有的提请人，无论神甫或领主，被要求出席，脱帽谦卑地跪在王座之前。 “在真实的与貌似可信之间的领域中，王室的荣耀与权力得以增长，而提请者可以收获重生及好名声。” 可见，国王为了权力，提请者为了活命，双方合谋在赦罪书中上演了一场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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