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退市制度与审计谨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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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对新退市制度对审计谨慎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分样本进一步分析了股权性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新退市制度有助于提升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审计谨慎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新退市制度对于审计谨慎性的影响在不同样本之间有显著差异性,与国有企业相比,非有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 新退市制度;审计谨慎性;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09-0034-04
一、引言
2001年我国正式推出了退市制度,虽然针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操纵等行为的管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在这期间推出的退市制度标准单一、退市效率低下等原因,还是存在许多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许多企业虽然实质上早已达到退市标准,但是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拖延自己的退市时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退市公司的数量较少(冯科,2014),退市约束较松,这不仅会威胁到投资者的权益,甚至会严重影响到市场的秩序。为了进一步完善退市制度,我国于2012年推出了新退市制度,与原有退市制度相比,新退市制度增加了若干标准,使企业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发挥空间降低,新增的标准有:净资产指标、营业收入指标、审计意见指标、市场交易指标、披露年报的指标,除此之外,还在终止上市和恢复上市等方面进行了调整,提高了退市效率,减少了更多主观因素带来的干扰。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退市制度的推出还包括了创业板,2012年5月1日创业板退市制度正式出台。虽然在2012年之后也对退市制度进行了完善,但是2012年的变化较多、影响较大,所以本文主要研究2012年新退市制度带来的影响。
新退市制度的推出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相关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许文静等(2018)研究发现,2012年退市制度推出后会显著负向影响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谢柳芳(2013)等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退市制度对于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新退市制度颁布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变低。许文静等(2018)研究发现,退市制度变革有助于提高信息质量。退市制度不仅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行为,也会给审计师带来很大影响。审计师是企业信息质量的保证者,通过开展审计行为、出具审计报告,可以提升财务报表使用者的信赖程度。审计师在开展审计工作的过程中需要保持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需要保持应有的谨慎性,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审计风险不同所以审计师的谨慎性也不同,本文重点关注新退市制度对于审计师谨慎性带来的影响,并选择2012年前后四年的数据展开研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并且就股权性质带来的影响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在不同样本中退市制度为审计谨慎性带来的影响效果是否显著不同。本文从审计谨慎性出发,研究新退市制度对会计师事务所带来的影响,角度较为新颖,有助于丰富相关方面的文献,以及为退市制度变革和完善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新的理解。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退市制度与审计谨慎性
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就退市制度带来的影响展开了研究,但是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研究退市制度变革对于企业行为带来的影响上,如:李晓玲(2007)、許文静(2018)与谢柳芳(2013)等研究了退市制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还有学者研究退市制度与股价之间的关系,林乐(2016)研究发现,新退市制度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但很少有学者就退市制度对于审计师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审计师也是市场的参与者,对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方向与以往学者不同,着重研究新退市制度对审计师谨慎性带来的影响。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针对新退市制度的推出,企业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尤其是退市风险较高的企业,企业做出的反应行为会成为一种信号传递到审计师手中,并且新退市制度中增加的一条关于审计意见的退市标准与事务所密切相关,所以退市制度同样会对审计师产生较大影响。退市制度虽然不是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提出的,但是退市制度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行为进而影响到审计师的谨慎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新退市制度可以起到约束企业行为的作用,对于退市风险较高的企业,在退市制度变革之前盈余管理等行为的动机较大,并且约束较小,但是新退市制度更加严格,可以从多方面约束企业,所以企业的操纵等行为发挥空间不大,从而使其信息质量显著上升,审计难度显著下降,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审计风险、缓解审计师的压力、提高标准审计意见的比重。在新退市制度未推出之前,濒临退市的企业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延迟退市,舞弊等事件层出不穷,该类企业审计风险较高,对于这类企业审计师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谨慎性,而新退市制度的推出,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审计师在保持应有的审计质量和谨慎性的同时,谨慎程度会受到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2012年推出的新退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审计谨慎性。
(二)退市制度、股权性质与审计谨慎性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有很大的区别,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它们拥有非国有企业没有的优势和资源,由于有政府的支持,其融资成本相对较低、融资能力相对较强,所以退市制度对于该类企业带来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其本身开展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较小。而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其自身留存收益较少、债权融资能力较弱,所以他们更希望、也更需要以上市公司的身份筹集资金,以帮助自己持续发展,在退市风险较高的时期为了不被摘牌,部分企业会愿意采用盈余管理等行为来粉饰报表,而新退市制度从多个维度增加了盈余管理的难度、严格了退市程序、提升了退市的速度,所以该类企业不良行为的发挥空间较小,改善空间较大,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与国有企业相比,2012年推出的新退市制度对于审计非国有企业的审计谨慎性带来的影响更显著。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会存在差异,虽然民营企业盈余管理等行为的施展空间较小,但是短时间内改变现状、获得盈利不是易事,国有企业也存在较多的濒临退市的企业,这类企业改变发展战略、重组结构相对更加容易,所以这类企业的审计意见由非标准向标准变化的可能性更大,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b:与非国有企业相比,2012年推出的新退市制度对于审计国有企业的审计谨慎性带来的影响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 2008—2016 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展开实证研究,删除了金融业这一特殊行业、删除了异常值和缺失值,并进行了缩尾处理,在未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之前的样本数量为9 774,匹配后剔除了不满足条件的样本,最后样本数量为9 639。
(二)模型设计
Pruit=β0+β1Treatit+β2Postit+β3Didit+βiControlsit+∑Year+∑Ind+εit (1)
Pru表示审计谨慎性,多数学者采用审计意见表示审计谨慎性,例如黄崑(2010)、王猛(2010);Treat由0、1组成,按照是否存在退市风险划分,存在退市风险的取1,为本文实验组,不存在退市风险的取0,为本文对照组。Post为时间变量,新退市制度颁布前取值为0,颁布后取值为1,不包括2012年当年。Controls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Year和Ind表示对于时间和行业的控制变量。
(三)变量定义
许文静等(2018)对新退市制度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影响进行了研究,在对Treat进行衡量时引入了净利润、净资产等指标,由于其他触及指标涉及的企业较少,本文参考该文献的做法来衡量Treat变量。具体衡量方法见表2,筛选出至少满足一条如下条件的公司作为本文的实验组,对于满足条件的Treat取值为1,剩余样本则为对照组,取值为0。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下页表3上半部分可以观察到各个变量的大体情况,下页表3只展示了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从整个期间来看标准审计意见的占比较大,说明大部分企业可以做到公允地披露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信息;Treat的平均值为0.13,说明对照组公司样本数量较多;Soe的平均值为0.47,中位数为0.5,说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数量大体平衡。表3的下半部分表示按时间为样本划分依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发现审计谨慎性在2012年后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均变小(审计意见值变小,表明标准审计意见增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审计谨慎性的变化,然而该变化不一定是由退市制度造成的,因为2012年发生的外生事件较多,所以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二)回归分析
本文为了减少内生性问题给结果带来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双重差分模型(DID)对假设进行验证。PSM方法中,本文引入的协变量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已通过了共同趋势等检验,筛选匹配前与筛选匹配后的样本相比,匹配后的样本组之间的差异明显有所改善,筛选匹配前样本数为9 774,进行1︰1筛选匹配后数量变更为9 639,效果图见图1(左圖为筛选前,右图为筛选后)。
1.新退市制度与审计谨慎性。表4为经过PSM处理后的样本回归结果,第一列表示未引入行业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二列表示固定了行业和年份的回归结果,发现无论如何处理变量,Did都是显著为负的,说明新退市制度有助于提升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审计师的谨慎性,所以假设1成立。
2.退市制度、股权性质与审计谨慎性。表5表示以股权性质进行划分样本的回归结果,(1)列、(2)列表示固定了行业和年份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Did均显著为负,同时发现非国有企业T值的绝对值更大,经过组间差异检验,发现Did系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再经过logit回归发现结果相同,并且国有企业的Did系数是非显著的,说明假设2a成立,即非国有企业的审计师谨慎性受到新退市制度的影响更加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结果更加稳健,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一)更换解释变量
该稳健性检验为安慰剂效应检验,是进行DID方法时较为常用的检验方法,具体做法是将解释变量进行更换,随机生成Treat1和Post1变量,将两个变量交乘得到Did1,从下页表6可以发现Did3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本文假设。
(二)改变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0—1变量,所以本文还进行了probit和Logit回归,从下页表7可以看出,结果仍然显著,但是T值有所下降,本文还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发现结果仍然与假设相符。综上所述,本文的回归结果较为可靠,可以作为检验假设的依据。
六、结论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就新退市制度对于审计谨慎性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新退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审计谨慎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新退市制度对于审计谨慎性的影响在不同样本之间有显著差异性,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实证结果显示退市制度的变革对审计师谨慎性具有影响,但这并不代表由此减少了审计师的职业怀疑态度、独立性及应有的谨慎性,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引入了审计质量指标——用DA表示,一方面该指标可以表示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一方面可以反映审计质量水平,DA的绝对值越低,审计质量越高,所以本文引入审计质量等相关控制变量来展开退市制度对于审计谨慎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被解释变量审计谨慎性的衡量方面,大部分学者选择用审计意见表示,本文也采用该方法表示审计谨慎性,但是审计谨慎性体现在审计师的态度上,是较为主观的一个词汇,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加严谨的衡量方法以使结果更加稳健。本文还存在其他的改进之处,例如可以进行滚动研究,因为退市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不仅2012年推出了新的退市制度,后续几年也陆续进行了退市制度的修订,本文认为2012年的变化相对较多,影响相对较大,所以以2012年作为研究年,后续研究也可以引入2014等年度,进行多期DID分析,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新退市制度对审计谨慎性带来的动态影响。另外,不仅可以研究退市制度对审计谨慎性带来的影响,退市制度对于企业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其他方面的影响同样值得进一步研究,相信会得到更加多元的结果来丰富这方面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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