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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中国的产融结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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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已经有几十年发展历史的产融结合模式在当今的中国有着层出不穷的发展模式,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探究中国背景下产融结合的起源和发展动因,以及如何借鉴经验和推陈出新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产融结合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一、引言
  产融结合是产业经济与金融业的结合或者融合,产融结合模式在中国的企业中已经发展了相当一段时间,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如德隆民营,华润国营)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最近几年产融结合迅速发展,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实体经济企业开始持有各类子金融公司,是产业、整个实体经济向金融的扩张(如海航集团,复星系等),也是金融机构也向实体产业进行扩张和控制(安邦)。随着互联网金融热,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开设或投资各类金融公司,其他企业利用自己的行业特征,业务提供的场景,利用其上下游(供应链和分销链))的资源开始做供应链金融(如京东和京东金融,顺丰快递和顺丰金融)在这一系列新的产融结合模式层出不穷之际,一些问题也不断出现,值得我们注意和考虑:产融结合的某些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是被严格监管、甚至是被禁止的,在中国出现的起因和动力又将是什么?海内外已有的产融结合模式有哪些?它们能为我们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教训;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新形势下又要如何发挥产融结合的优势,防范风险事件的发生?本文就将从中国产融结合的历史追溯开始,接着探究其发展问题及模式,从而提出前景展望。
  二、中国产融结合历史回顾
  1、中国的产融结合在过去的30年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发展初期(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金融体系不完善,为实施政府发展大型企业集团战略,很多企业集团组成自己的财务公司,并参股金融机构,如银行、信托、券商和保险公司
  调整治理期(90年代中期):大量产业资本季军金融资本带来行业混乱,也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招致政府严厉的调控和监管措施
  再度发展期(世纪交替期):资本市场的发展刺激了产业资本对于金融的兴趣,融资的需求和资本运作的便利使得不少产业集团借助金融投资得到快速增长,但也出现了不少风险事件。
  近年来,互联网公司的加入成为产融结合实践中的亮点。
  2、中国式产融結合的各种(盈利)模式
  信息技术型: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来提高其风险识别和控制的能力,而现阶段一些新型的信息技术企业积累了大量传统金融机构没有的数据,用这些数据乐意有效的识别和降低融资的风险,有利于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还能诸位传统金融机构的有效补充,帮助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利用大数据来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控制风险
  产业链型:是目前比较可行的模式,其中包括基于供应链的核心企业模式和基于物流的模式。前者利用产业链之间现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的特殊关系来控制风险以降低融资成本,主要结构是由供应链到核心产业再到分销链最后到消费者。在此链条中间,核心企业发挥了联动的枢纽作用,它通过给链上的小供应商订单,为小企业的信用和资质进行背书,从而降低其融资成本,或者大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可贴现的票据来帮助其供应商进行融资。后者模式中,企业利用自己在物流中的特殊地位来发展自己的产业链金融业务,在其他企业以他们的产品或库存作为担保,从而获得贷款作为运营资本,合作银行可以根据企业的库存价值进行更为有效的贷款时,该企业利用其专业技术和信用度,为企业和合作银行提供双重保理服务,降低各方风险。
  多元化型:利用行业多元化来对冲风险,降低融资成本。
  高杠杆型:利用较低的融资成本配以高杠杆来增加盈利,多为银行类型,盈利来自于该杠杆和期限错配,有明确的准入机制和严格的监管。
  期限错配型:利用期限错配(借短投长)来增加盈利。
  监管套利型:利用不同行业监管标准不同进行套利,对监管要求本身的偏离,虚假的交易模式,是法律所禁止的
  关联交易型:利用有利益关联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来套利
  3、在中国产融结合迅速发展可能的原因
  传统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服务相当不到位:机构贷款方面,中小企业被排除在征信系统之外,信用风险难以评估;个人贷款方面在整个信用评价体系之外,信用卡的不普及使得中国的移动支付得到发展;金融机构过多地依赖抵押和担保等简单的手段来贷款,不太会利用信息优势提供融资,而互联网公司积累了大量传统金融机构不能得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应用,完善中小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为传统金融机构不能触及的客户群体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政府对于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相对宽松,为互联网企业的灵活性提供政策支持。
  4、中国的产融结合面临的挑战和建议
  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全方位的结合是否会产生更大的系统风险,该在何处防范;监管和市场的边界应该在哪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应该怎样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全球化背景和贸易摩擦威胁下是否应该促进与海外的产融结合等等问题有待解答。笔者尝试给出如下建议:
  政府:国内方面,合理的模式应该得到政策支持,给予充足的自由运作空间对于目前较不成熟、风险较大的模式,应及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引导和规制。
  国际方面,加快改进出适应时代要求的开放体系,鼓励世界各国参与到中国的发展红利中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争取到在世界贸易过程中的更多话语权,为我国的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利益保护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
  企业:精准的把握市场动态和客户需求,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风险识别能力,降低交易成本;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抓住合适机遇,促进自身资本的全球性的流动。
  作者简介:徐君,(1998.11-),女,安徽省合肥人,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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