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探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银行的风险承担影響因素一直是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文章从宏观角度出发，探究各类因素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所在，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利率市场等在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和政治体制、法律环境、民族文化等在内的人文政治环境因素。
关键词：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因素;宏观经济;法律政治
一、银行风险承担基本概念
银行风险承担是指银行作为信用中介从事风险管理业务的动机、管理决策和业务执行整个过程行为，不仅包含狭义上的银行直接、主动的风险承担行为，还包括了各种广义上的会间接导致银行风险增加的经营性行为。风险承担和风险在概念上存在差异，风险一般指一种静态的概念，而风险承担则是银行对风险选择的一种动态描述，指的是银行主动去选择和承受资产组合风险的动作。国内外学者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一方面侧重分析由各种因素引起的银行风险偏好的改变而承担的风险。根据现有文献梳理，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宏观层面、行业层面和银行层面，本文主要着重分析银行外部宏观层面的宏观经济和人文政治环境因素。
二、宏观经济环境因素
银行的风险承担会受到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市场条件在内的外在因素以及自身经营状况与治理结构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增长会通过不同渠道影响这些因素，进而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武博华（2017）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总结提出宏观经济增长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三个渠道：风险偏好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以及间接渠道，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宏观经济增长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相关性的结论。现有文献表明在更高的经济增长环境下，一方面银行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及自身发展更为乐观，风险容忍度上升，风险识别能力下降，导致相对较多不良贷款的产生;另一方面基于现金流的角度，对现有贷款的感知风险产生积极影响，降低了企业违约概率。
关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Borioand Zhu（2012）提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认为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风险容忍度，最终改变银行贷款决策，影响经济增长。其作用机制包含参与主体的价值、收入和现金流机制、追逐收益机制、中央银行沟通反应机制和杠杆机制。近年金鹏辉等（2014）的研究却发现，中国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影响表现得并不十分突出。国外学者Adrian和Shin（2009）基于美国银行业数据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提高银行的风险偏好，促使银行扩大信贷规模。国内学者刘生福、李成（2014）以2000～2012年中国62家商业银的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系统 GMM 模型进行分析，得到了货币政策调控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负向关系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反映更加敏感的结论。而王晋斌、李博（2017）基于2005～2014年53家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表明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
率先探索利率市场化和银行风险关系的认为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实际利率水平提高会通过两种途径增大银行业的信贷风险：一是偏好风险的借款人成为银行客户产生的“逆向选择效应”;二是原先厌恶风险的借款人为追求高风险和高收益所产生的“风险激励效应”。国内学者研究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基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的现实背景。项后军（2017）利用2005～2015年100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推进将通过促进银行竞争、赋予银行更多风险承担机会方式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而李成（2015）利用基于我国 49家商业银行1997～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公有制占主体的产权属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非但没有加剧反而呈现出下降趋势。
三、人文政治环境因素
目前，世界各国银行业普遍存在“政治干预”现象，不少学者认为银行体系乃至金融体系是特定法律和监管制度之下的产物，而这些制度又是由政治或政治制度所决定。政治制度可能通过影响政府征收风险，逆向选择问题，信用市场竞争和期望政府救助的道德风险问题等渠道进而对银行承担风险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健全的政治制度可以降低银行的风险，降低政府征收银行的风险，改善信息环境，减少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制度可通过增加其他来源的融资来促进银行信贷市场的竞争，增加银行的风险，并且可能会由于政府在最恶劣的经济环境下，因 “太大而不能倒”对银行实施救助，产生道德风险问题。Badar Nadeem Ashraf（2017）利用1998～2007年间来自98个国家的国际银行样本实证表明健全的政治制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的刺激作用。而段军山（2018）运用1999～2012年间的全球93个国家共4498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采用前沿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表明只有在发达国家中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程度，而在发展中国家，监管、法律和政治环境与存款保险的交互效应为负，无法减轻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
政治机构通过相应渠道对金融发展施加影响，法律机构就是其中的一个渠道。因此，有学者认为法律制度的强度和质量决定了某一特定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可以繁荣昌盛，银行业的资本要求，活动限制和存款保险等银行业法规和国家的合法来源，债权人的权利水平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共享等法律制度因素均是是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决定因素。Joel F. Houston（2010）通过对69个国家的2400多家银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债权人权力越大，越倾向于推动银行承担更大的风险，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上升。更多的信息共享可以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降低银行风险，减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促进经济增长。
银行业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受到各国政府部门严格监管，同时也制定了全球范围内的银行资本和风险监管标准，例如《巴塞尔协议》。然而，由于银行的风险主要依赖于银行的自主决策权，监管和法律因素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不能完全捕捉到影响管理决策的复杂动态，因此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和法律机构只能部分规范银行风险。而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制度，与银行风险的相关性在普华永道2008年5月对有关全球金融危机的调查中得到了进一步支持，其中73%的调查参与者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文化和过度冒险”。银行管理层对风险的看法和风险偏好因个人和社会而异，因而从小接受的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引导不同，使之对风险的判断和理解也存在差异。民族文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可分别通过管理者的风险偏好和客户的需求及风险偏好这两个途径分别产生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具体的影响由于不同学者采用的实证模型在样本、指标选取和计量方法上不尽相同，实证结果也尚未得出统一的定论。Stella Mourouzidou-Damtsa（2013）通过个人主义、忠诚度和社会等级观念三个指标衡量文化特性，利用1995～2014年间19个欧洲国家的99家银行样本，实证研究发现这些文化价值是国内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和经济决定因素。具体而言，银行承担风险与个人主义，社会等级观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与忠诚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同时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族文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Badar Nadeem Ashraf（2016）采用Hofstede的民族文化框架，通过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和权力距离这四个维度来衡量民族文化，对来自75个国家的国际银行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倾向于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弱，权力距离小的国家，银行风险承担显著增加。而Kai Li（2013）通过分层线性模型分离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变量的影响，得出了个人主义与企业承担风险具有正向关联，不确定性规避和和谐具有负向关联。 四、結论
综上所述，不管是宏观经济还是人文政治环境因素通过各类渠道对银行风险承担确实存在影响，但由于研究样本，时间，实证模型、理论方法等差异，研究结果的方向性尚未达成一致。近年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一些国家的银行业恐慌情绪比其他国家的银行业更为严重，因此监管部门要注意整个金融系统面的风险，政策的实施要充分考虑现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以及银行的反应。商业银行面对风险也该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注意影响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各方面因素，把握好风控。
参考文献：
[1]Badar Nadeem Ashra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bank risk-taking behavior[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17（29）.
[2]Badar Nadeem Ashraf， Changjun Zheng， Sidra Arshad.Effects of National Culture on Bank Risk-taking Behavior，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J].2016（37）.
[3]Joel F. Houston， hen Lin，Ping Lin，Yue Ma. Creditor rights， information sharing，and bank risk taking[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
[4]Kai Li，Dale Griffin a，Heng Yue，Longki Zhao. How does culture influence corporate risk-taking？[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3（23）.
[5]段军山，杨帆，高洪民.存款保险、制度环境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全球样本的经验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18（03）.
[6]金鹏辉，张翔，高峰.银行过度风险承担及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资本调节的配合[J].经济研究，2014（06）.
[7]刘生福，李成.货币政策调控、银行风险承担与宏观审慎管理——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14（05）.
[8]武博华，张成虎，李崇.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J].金融论坛，2017（07）.
[9]王晋斌，李博.中国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2017（01）.
[10]项后军，闫玉.理财产品发展、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承担问题研究[J].金融研究，2017（10）.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512930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