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才发展的视角解读鄂尔多斯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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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鄂尔多斯快速发展的近20年,探索实施更加灵活的柔性人才引进和使用方式,使国内外各类优秀人才、智力能够更多、更方便地为鄂尔多斯服务,大批创新人才成为引领鄂尔多斯转型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强大后劲,积累了厚重的人才发展经验,使鄂尔多斯实现人才发展实现了由“量”向“质”的转型。
关键词:鄂尔多斯 人才 智力
鄂尔多斯是西部快速崛起的城市,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3579.81亿元,全市城镇化率达74.0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53%,位列全国地级市全面小康指数排名第九,获评国家最具成长力创新型城市、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鄂尔多斯曾经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内陆地区,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通过政府强势实施人才驱动和创新驱动战略,在经济与人才的有效互动中,共同跃上令人耀眼的新台阶。在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映入人们眼帘是大楼、大广场、大工程和大项目,殊不知鄂尔多斯发展中还有内在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人才发展经验。
率先一步抢人才:搅动死水起微澜
鄂尔多斯驶入快车道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西部大开发的脚步,作为西部内陆地区的内蒙古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2003—2008年,伴随遍地开工的项目,各地的商业大军蜂拥而入;在人才发展方面,同样实施了率先一步抢人才的行动。一时间,赤峰、巴彦淖尔、乌海、包头等地的名优小学、中学教师,在年薪10—20万的待遇面前,纷纷抛弃档案、人事关系,来到这片土地,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了生机。
告别“调动”的思路用人,在当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今天看来,就是这不起眼“率先”半步,迎来了人才的“洼地”效应,也率先撬动了陈旧体制适应新的要求转型,使体制惯性从计划经济快速向市场经济转型。
在接下来的历程中,鄂尔多斯跳出“编制”思路储备人才,为后续发展积蓄珍贵资源。很快,以高于一般地区待遇的条件,敞开接受硕士研究生以上高学历人才,储备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成为支撑快速发展的“机动”生力军和“预备队”。
跳出“编制”思路是探索实施更加灵活的柔性人才引进和使用方式的反映。从全国整体看,计划经济的最后领地就是人事管理的惯性延续。鄂尔多斯率先打破户籍、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人才流动中的刚性制约,突破工作地、工作单位和工作方式的限制,形成进出更自由、渠道更畅通、方法更灵活的流動方式,充分体现单位用人和个人工作的自主灵活性,使国内外各类优秀人才、智力能够更多、更方便地为鄂尔多斯服务。这种突出“以用为本”、目标任务导向、求其“在”更求其“用”、个性化定制的使用方式,无疑是更开放包容、更不拘一格的政策创新,为人才发挥作用创造更多空间,达到由“量”转“质”发展转型。
重塑用人新机制:市场手段覆盖全
鄂尔多斯快速发展的近20年,伴随快速发展的节奏,从业用工频频招募,事业选人屡屡公告,公选提拔竞岗考试时时再现……面对广泛大量的人力资源配置,是延续传统体制的“伯乐相马”、身份限制、地域壁垒、职称偏爱,还是走向市场手段应用到非经济领域,发挥竞争功效于所有人力资源链条的一切方面,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手段选择,而且是新旧体制的转型变换,还是塑造市场配置资源体制的根本体现。
关注鄂尔多斯发展历程的人都发现,单位招工——面对的是全社会招工;事业单位扩展——呈现的是突破地域户籍的考选;轮岗晋级晋升——打造的是能力与业绩竞争的局面。一句话,频频再现的“考试”,成为鄂尔多斯土地上动人心魄的主旋律。
从市场机制的全面普及看,人力资源全领域市场化率的普及周严,既是一个地区发展效率的载体,也是一个地区生机活力得以保障的体制机制源泉。在全国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呈现人口迟滞甚至渐趋萎缩的疲态;但是,鄂尔多斯在不足二十年的发展中,人口规模净增近八十万人,这不能不说是其内在蕴含的社会活力使然。从全中国看,东北衰落伴随人才与人口的减少,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发展与西部相形见绌,也同样伴随人才流失与人口减少。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比较具有动力的内生性,必然体现在对人力资源的大大解放上,一个全领域“能者为尊应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市场机制,必然使人力资源成为推动发展的第一资源。
人才平台意识:思路改变天地宽
在人才使用方面,“盯人”是长期以来的惯性思路,另一种思路就是“平台”建设: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基于这一认识,鄂尔多斯以按照建设一流科研平台、集聚一流科技人才、产出一流科研成果的理念,以打造中国西部地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先导区、高端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特色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为目标,实施“人才鄂尔多斯”战略,制定《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若干政策》,从人才使用管理、引进培养、服务保障等方面建立“1+8”人才政策体系。出台人才改革试验区高层次人才引进扶持政策和产业扶持办法实施细则等5项政策,全力推进“人才改革试验园区”建设。目前全市拥有国家、自治区及本市各类人才载体290个。其中国家级110个(包括61家高新技术企业、1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自治区级129个,市级51个。按类别分,其中院士专家工作站15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5家,企业研发中心39家,企业技术中心20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9家,重点实验室4家,高新技术企业6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6家,新型科研机构8家,众创空间(星创天地)44家,科技企业孵化器5个,特色产业基地9个,大学生创业园15个,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7个,各级创新创业基地30个。通过产业扶持、人才奖励等政策引导方式,鼓励发展了一批高质量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创业园区,分层次、分阶段、分领域的创新创业孵育体系日趋成熟。同时,深化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知名院校的合作,一批合作共建的研发机构、工程中心相继落地,一大批先进科技成果相继转化投产,为高新技术产业人才搭建了干事创业良好平台。 价廉没有人才聚:要想马儿跑必须草料好
随着经济统一市场的发展,人才统一市场以“一流人才一流报酬”的内在机制客观而毫无情面地荡涤着人才领域的陈规陋习,成为作为重要资源的人才地域流动的强大支配力量。一句话,经济落后、条件落后、环境落后的西部,如果不能打造人才流入的局面,就是拔尖人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流失状态。从这一残酷的现实出发,鄂尔多斯从政策层面加大了对创新性强、发展潜力大、能够引领产业升级或带动学科发展的高端人才团队的支持力度,市、旗区两级财政设立了每年超过1亿元的人才工作专项资金,分别设立市旗园区三级人才工作专项资金,对载体建设、团队发展、科研项目、人才安居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支持,给予创新创业人才团队50至500万元经费支持,政策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优势更加明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投入人才工作经费6.62亿元,其中市级层面投入4.4亿元,有效激发了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创造热情。其中,以“人才+项目+团队”捆绑式引进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高层次人才3.2万人、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团队42个。以“人才+基地+工程”联动式培育优秀人才,建成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基地、特色产业基地等114个,吸引集聚专业技术人才13.3万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8.3万人。如今,大批创新人才成为引领鄂尔多斯转型发展的中坚力量。建成院士工作站、国家和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研发中心、产业化基地等各类平台和研发机构193个,建成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五年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1家。
借力借智借人才:乘风送尔上云霄
进入新时代,互联网科技全面梳理着公共管理、资源配置、生活形态和人际关系,也为各地人才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互联网机制在人才发展领域也提供了借力腾飞的便利。在“借”字上,鄂尔多斯注入了新的内涵。
第一,地区发展可以更便捷地借企业之力,推进整体产业创新。鄂尔多斯从传统到现代、产业从低端到高端,每上一个台阶都蕴含着一次次技术革命,其中的先进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企业发挥了主导性作用。特别是在煤化工等主导产业领域,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已经形成。在鄂尔多斯由企业承担的国家现代煤化工试验示范技术,许多已推广应用到国内其他地区。
第二,地区发展可以借产学研结合平台之力,完善技术创新体系。进入新时代,鄂尔多斯成立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协调推进机构,建立专家服务总站,制定《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出台27条具体措施,设立1亿元科技创新基金,全力支持企业联合科研机构实施重大技术创新工程。先后邀请100余位专家开展技术指导。与四川大学合作建立了“高分子材料产学研基地”。实施各级科技项目469项,28项科技成果获自治区级以上科技進步奖。在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建成自治区级以上众创空间37家、科技企业孵化器3个,在孵企业1400余家,带动2.2万人就业。
第三,地区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外部各种资源优势之力。鄂尔多斯围绕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着重打造了一批科技合作聚才平台。先后与清华大学、中科院、武汉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共建了紫荆创新研究院、固体废弃物研究所、武汉理工大学鄂尔多斯研究院、高分子材料产学研合作基地等研究机构,引进国家“千人计划”、全国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陈海生等一批国家层面的高层次人才;依托驻京联络处、驻沪联络处和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先后建立了驻京人才工作站、驻沪人才工作站、驻深人才工作站,积极对接引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人才、项目和资金。同时,在能源与环境、矿山开采、生物、医疗技术等方面建成了15个院士专家工作站,先后柔性引进了院士15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7位、中国工程院院士8位)、蒙古国院士2位,带动和促成了国内外350余名高层次人才直接与建院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技合作。一句话,借力——成为地区发展强大后劲的科技支撑和创新源头,推动了鄂尔多斯科技项目实施及本土高层次人才培养。
(作者1系内蒙古党校二级教授、内蒙古北宸智库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作者2系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在读研究生)
责任编辑:代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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