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互助居家养老志愿者幸福感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提要] 互助居家养老在我国是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通过对北京市12个合作社区互助居家养老活动中老年志愿者一年的跟踪调查，希望了解我国老年群体在解决养老问题上是否能够发挥自身余热，以及老年志愿者参与活动后幸福感能否显著提升。本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互助居家养老志愿者的身心健康、自我价值、人际关系三个方面对幸福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模型的路径分解系数说明人际关系对老年志愿者幸福感影响最大，均值检验证明参与活动后志愿者幸福感有显著提升。结论表明：参与互助居家养老志愿活动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对减轻社会养老压力意义重大。
　　 关键词：互助居家养老;幸福感;结构方程模型;AMOS
　　 本文受到北京特大城市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TDJD201502）资助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2月28日
　　 一、引言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快速老龄化时期。截至2018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67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根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同一时期我国老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3%，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致使我國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养老问题。为了满足愈发庞大的养老服务需求，切实解决养老方面的问题，我国政府提出以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但由于我国在2016年以前实施了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进一步使得传统家庭赡养模式难以为继。目前，我国正逐渐开始从传统独立居家养老向社区互助居家养老过渡，并得到政府支持。在2017年出台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到，为健全养老服务体系，需要“夯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基础，推动养老机构提质增效，加强农村养老服务”。社区居家养老主要有三种互助养老模式：老人之间结对帮扶、社区据点互助以及志愿者提供服务并存储劳动时间。
　　 我国对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索始于1991年天津市新街村的“老年人互助小分队”和2008年河北邯郸肥乡县的“互助幸福院”。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帮助社区互助居家养老的机构组织，如北京“爱众慈孝家园”互助养老、上海“老伙伴”计划、天津的老年互助组织、新疆克拉玛依“关爱圈”互助养老等。老年群体通过互助养老，在发挥自身余热的同时营造“助人自助”的养老氛围，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同时，互助养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和家庭压力，值得社会各界的鼓励与支持。在受助老人幸福感提升之时，作为志愿者的社区老人，幸福感能否在互助过程中得到提升也是关注的重点，这也决定了互助式社区居家养老能否得以推广以及延续下去。
　　 关于养老问题和老年人幸福感研究，李超（2012）认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和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同样也需要广大志愿者的积极参与。郑锋、侯志阳（2011）针对居家养老服务，通过抽样调查并利用结构方程，对老年人的满意度做了分析。王智玉等（2016）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身心健康对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重要促进作用。杨芳等（2017）提出老年人自我价值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徐映梅、夏伦（2014）通过构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提出人际关系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互助居家养老在我国是一种新兴的养老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具有代表性的爱众慈孝家园志愿者老人展开调研，希望了解我国老年群体在养老问题上是否能够发挥自身余热，老年志愿者参与活动后幸福感能否显著提升。同时，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互助居家养老志愿者的幸福感影响因素，厘清志愿者各方面是否有明显改善，进而针对互助居家养老模式中的问题提出建议，促使互助式居家养老模式不断地完善，丰富中国养老服务体系。
　　 二、样本与变量选择
　　 （一）样本选取。自社区居家养老提出以来，北京市在推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团体开始出现，爱众慈孝家园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目前，爱众慈孝家园已在北京市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等5个市区设有示范点，因此本文选取这5个市区内涉及枣苑、新鲜、龙北、礼士、望园等12个合作社区作为调查区域。本次调查数据是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过培训的在校研究生利用暑假时间（2018年6月至8月、2019年6月至8月）在12个社区运用面对面调查方法，填写问卷来完成数据的采集。调查对象为参与互助式居家养老活动一年以上的志愿者。此次发放并访谈的问卷有330份，实际回收录入300份（除去无效回答），有效率达91%。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表1）
　　 从性别来看，80.33%为女志愿者，而男志愿者占比不足20%，男性志愿者人数少;从年龄来看，51～70岁老人占总调查人数的63.34%，是志愿者当中的主力军，此外，50岁以下以及70岁以上志愿者分别占15%和21.66%;在子女个数方面，只有1个子女的志愿者比例高达61%，且随着子女个数增加，参与志愿活动的人数比例有所下降，可以判断老人的子女个数和参与活动意愿成反比;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高中学历的老人占比重最高。
　　 （二）变量选择。关于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已受到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根据参考文献以及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影响幸福感因素总结为身心健康、自我价值和人际关系三个方面，并与幸福感一同纳入一级指标体系。
　　 1、身心健康。身心健康对老年人获得幸福感有着积极的作用。当一个人身心健康时，能体验到更多生活的快乐，主观幸福感也较高。老年志愿者身心健康状况越好，生活自理能力越强，幸福感提升越高。 　　 2、自我价值。老年志愿者通过帮助他人，摆脱退休后的无聊生活，自我价值得到了认可和提升，因此更容易感到幸福。
　　 3、人际关系。老年人志愿者通过互助模式增强了邻里关系，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多为他人着想的观念也进一步密切了家庭关系，人际关系越好，老年志愿者幸福感越强。
　　 为了对上述4个一级指标进行有效测度，结合调查目的，构建了含有14个变量的二级指标体系，每个变量的赋值范围为1～5。具体的变量含义以及取值情况如表2所示。（表2）
　　 三、信度与效度
　　 （一）信度分析。信度一般用于度量问卷调查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本文利用克隆巴赫？琢系数作为信度的度量，研究一次调查中受访者对同类题目填写结果的一致程度。一般认为克隆巴赫？琢系数大于0.7时为高信度。
　　 本文使用SPSS 23软件对每个潜在变量进行测算，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结果可知，身心健康、自我价值以及人际关系的克隆巴赫？琢系数分别为0.766、0.838和0.865，均属于高信度范围，这表示问卷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表3）
　　 （二）效度分析。效度通常用于反映问卷对系统误差的控制程度。本文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问卷结构效度进行评价。使用SPSS 23软件将因子个数设置为3，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表4给出经过方差最大法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根据分析结果可知，本次调查结果的KMO检验统计值为0.939（大于0.5），同时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变量x4与x9的因子载荷大于0.5，其余变量因子载荷大于0.7，因此可认为问卷具有结构效度。（表4）
　　 四、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很好地反映并度量各个可测变量对潜在变量，以及各个潜在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根据上文选择的研究变量以及调研数据，利用AMOS 24软件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通过模型分析了解互助养老形式的老年自愿者们的身心健康、自我价值、人际关系与幸福感之间的数量关系，如图1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图1）
　　 表5给出了此模型的部分拟合优度检验指标，可以看出，该模型通过卡方检验，各项拟合优度指标满足建议值。（表5）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解系数可知，志愿者的“身心健康”和“自我价值”对“幸福感”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272和0.359，这表明以上两个潜在变量的提高对志愿者的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志愿者的“人际关系”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412。同时，还通过“身心健康”和“自我价值”间接影响幸福感，间接影响系数之和为0.554，总影响系数为0.965，人际关系在三个潜在变量中对幸福感的总影响最大，说明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使志愿者心情舒畅，获得自我满足，最终显著提升志愿者的幸福感。
　　 从路径分解系数表也可以明显看出各可测变量对潜在变量的影响：
　　 （一）身心健康的四个可测变量和路径系数。分别为身体健康状况0.663、对未来身体状况自信0.613、休闲娱乐活动丰富0.839、每天心情愉悦0.669。可以明显看出，“休闲娱乐活动丰富”对志愿者身心健康的影响最显著，在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可以鼓励老人积极参与互助志愿服务。街道社区应多推出适合老年人的娱乐活动，使老年自愿者保持心情愉悦，进而提升个人幸福感。
　　 （二）自我价值的三个可测变量和路径系数。分别为愿意承担责任0.836、愿意分享收获0.784、获得他人赞美表扬0.77。可以看出“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对自我价值影响最突出。自我价值是个人自愿对社会做出贡献以及社会对个人肯定的相互作用效果，自我价值的认同感越高，能为志愿者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三）人际关系在三个潜变量中路径系数最大，说明志愿者的人际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力最大，即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显著提升志愿者的幸福感。其中，“愿意与人沟通”的路径系数为0.815，“家庭成员关系融洽”的路径系数为0.822，表明家庭关系显著影响志愿老人的整体人际关系质量。因此，在志愿活動策划时，可以适当加入一些需要以家庭为单位参与的活动。
　　 综上可以看出，不论是身心健康、自我价值还是人际关系，志愿者老人都希望能够获得与人沟通、与人为伴的机会。互助居家养老相较于机构养老，传统家庭养老最大的优势便在于能够为老人提供更多融入社区、融入社会的机会，为老人创造沟通环境，有效提升志愿者以及受助老人的幸福感。（表6）
　　 同时，借助均值检验对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前后的幸福感变化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后幸福感显著提升，幸福感变化得分由2018年的3.99提升到2019年的4.54。（表7）
　　 五、结论及建议
　　 当前互助式居家养老模式已经在北京多家社区落地，其对社区老人幸福感提升效果显著，然而对志愿者的幸福感变化及影响因素则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北京12个社区共300位老年志愿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建立SEM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志愿者幸福感的因素进行研究，身心健康、自我价值、人际关系三个潜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均显著，系数分别为0.272、0.359和0.965。可以看出，互助式居家养老模式主要通过身心健康、自我价值、人际关系三条路径能够有效提升志愿者幸福感，且人际关系因素对志愿者幸福感影响最大。针对以上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社区养老规划部门参考：
　　 （一）专业培训不可或缺。志愿者作为养老服务人员的补充，深化了互助式居家养老的内涵，可以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特长为有需求的老人开展针对性的服务，从不同的侧重点为居家养老人员提供服务，满足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保障服务质量。因此，在进行互助式居家养老过程中，志愿者借助自身优势及专业培训，不仅为他人排忧解难，赢得他人的尊重，而且丰富了自身技能，提升了自我价值，进而实现幸福感的升级。 　　 （二）重点改善人际关系。根据人际关系对志愿者幸福感的影响系数最大这一结论，社区应为老年人构建良好的交流环境。多组织一些适合老年人的娱乐健康的活动，增强老年人的身体素质的同时，扩大交际范围，鼓励更多的身体健康的老人参与社会活动，为社会建设发挥余热。从多种路径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减少孤独感，提升自我价值，提升幸福感。
　　 （三）志愿者激励模式势在必行。社区养老服务的志愿者队伍建设是发展壮大社区养老服务力量的重要补充手段，从人口统计信息来看，参与志愿活动的老人大多为50～70岁的女性，且大多只有1个子女。因此，建立志愿者激励机制势在必行。激励机制可以充分调动老年志愿者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居家养老人员服务。激励手段包括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一方面积极开发潜在志愿者队伍，重视低龄、健康的老年群体资源的利用，提倡“低龄助高龄”，赢得他人认可，实现自我价值，进而增强自身幸福感;另一方面建立志愿者“服务储蓄账户”，志愿活动可以按劳动时间计入到个人账户中，并可以随着储蓄时间推移给予时间利息计入服务总时间，等到年老需要照顾时能够获得同等时间的免费服务。这也将吸引更多的老年志愿者参与其中，在自身获得幸福感的同时还能增强对未来老年社區生活的信心。
　　主要参考文献：
　　[1]李超.城市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探讨——基于对河北省保定市的调查[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2（7）.
　　[2]郑锋，侯志阳.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模型——基于结构方程中高阶因子的实证分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1）.
　　[3]王智玉，程子尧，马青峰，郭春彦.不同养老模式下空巢老人焦虑、抑郁和主观幸福感的状况分析[J].中华保健医学杂志，2018.20（4）.
　　[4]杨芳，杜遥，郑思莹，何艺信，马文霞，郑滢滢.老年人自我价值感影响因素的探索性研究——基于G市老年人的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7（36）.
　　[5]徐映梅，夏伦.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2）.
　　[6]张丽，毕红霞.基于SEM的农村互助养老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调研世界，2018.303（12）.
　　[7]杨继瑞，薛晓.社区居家养老的社会协同机制探讨[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6）.
　　[8]张伟，胡仲明，李红娟.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4.20（6）.
　　[9]颜秉秋，高晓路，袁海红.城市社区老人居家养老满意度的结构方程模型[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5.11.
　　[10]敬乂嘉，陈若静.从协作角度看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与管理创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11]Jarvis C，Mackenzie S，Podsakoff P.A Critical Review of Construct Indicators and Measurement Model Misspecification in Marketing and Consumer Research[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3.30（2）.
　　[12]Mikulic，Josip，Ryan，et al.Reflective versus formative confusion in SEM based tourism research：A critical comment[J].TOURISM MANAGEMENT，2018.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51720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