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结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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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 敏
作者简介:
朱敏,江西奉新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先后就读于西北政法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获省级和国家级奖励多项。北大经研学会秘书长,“金融街”财经书系出版人,胡润百富“学者先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Columbia CBI)高级研究员。关注中国政经改革与新经济转轨,对能源金融、区域经济格局及宏观走势尤为关注。研究论著有《中国经济缺什么》、《通向彼岸之路:吴敬琏风雨八十年》等;主持“调研中国:多轮驱动的新经济增长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等大型课题,深入调查长三角、环渤海、北部湾等区域20座城市。多篇学术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期刊转载。
摘要:从国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产业布局看,金融危机意味着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原有技术和产业的效能已损耗殆尽,中国正面临着国际产业重构和新技术取得新突破的挑战。而“调结构”正是取得新突破的前提。
关键词:经济转型新经济 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
随着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寻找新经济增长点成为了全球性课题。对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意味着挑战。若从一个更大视野来反思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源起与结果,从国际经济增长动力和产业布局看,金融危机意味着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原有技术和产业的效能已损耗殆尽,中国的确正面临着国际产业重构和新技术取得新突破的挑战。毫无疑问,“调结构”正是取得新突破的前提,这既包括拓展自身的内需空间,也包括在全球技术进步的竞争中在特定产业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本文为作者朱敏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对话节选。
一、相机抉择:立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
朱敏:在全球复苏与退出分化的语境之下,中国经济金融政策又将走向何方?尤其对人民币汇率来说,学界大力呼吁,希望抓住有利契机,借势改革。
巴曙松:对于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金融体系面临的新格局,必须要有清醒的把握。如果说2009年中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对周期性波动的冲击的话,那么,在全球经济逐步稳定下来之后,现在主要的挑战和冲击转为结构层面的。
首先,在后危机时期各国都在争取出口需求的背景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潜在增长水平可能有一个平稳的调整,如从原来平均9%～10%的增长回落到8%左右,这个速度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属于较快的增长,但中国的经济主体应当逐步适应后危机时期可能出现的新环境,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推动增长。
同时,货币不可兑换加上金融市场的管制程度较高,使得中国被动地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投资了高额的欧美日债券。因此,稳步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推动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使得中国的储蓄更多通过本土的金融市场配置,使得中国同样可以从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降低对美元等货币的依赖程度,也可以使中国分享铸币税和企业对外投资等的货币便利。
朱敏:目前我们正从应对周期性冲击为重点的政策,转向应对结构性冲击为重点的政策。从经济增长动力的角度看,这个转换过程意味着什么?
巴曙松: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从政策刺激带动的增长,经过适度的平稳回落之后,转换到市场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防止经济稍一回落就盲目刺激,也要防止内、外退出政策短期内的密集出台产生的叠加效应。
朱敏:在此转换中,货币政策又该如何抉择?
巴曙松:通过选择适当的时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拓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应当说是平衡外部增长的重要策略。2010年6月推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总体看市场反映平稳,汇率双向波动,达到了预定的政策目标。总体上说,在后危机时期,需要应对的不确定性冲击会明显增多,因此,需要预备更多的政策工具来应对,汇改使得汇率工具浮动起来,成为未来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的一个重要的备选政策工具之一。
朱敏:把握全球复苏格局分化为人民币汇率改革提供的契机,选择适当时机,重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实现危机应对时期汇率政策的逐步正常化,你一直呼吁的这种政策选择,是源自何种考虑?
巴曙松: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的选择,应当说与美国部分政治家的无端炒作渲染无关,也与平衡中美贸易无关,事实证明货币升值无助于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朱敏:对此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和时机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哪些缘由或背景?
巴曙松:第一,从世界核心货币锚的波动看,一方面,全球复苏格局分化和退出政策差异化将会在后危机时代持续一段较长的时期,因此,世界核心货币的动荡趋势短期也难以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过份盯住美元等,人民币汇率被动波动的不确定加剧,此时过于紧密地联系美元或者欧元都难以达到稳定实际汇率的目标。
第二,开放环境下,逐步释放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一种长期目标。开放经济中的“三元悖论”和历史经验表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可能通过将本币盯住一个债务累累、并且日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而获得长期的金融市场稳定,因为这不但会使本国的货币政策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也容易招致不平衡的压力。因此,在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汇率作为一个关键的经济变量,应及时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第三,从政策工具的选择看,目前汇率变量的操作空间实质上是不小的。如前所述,不同国家利率退出政策的巨大差异,已经明显限制了中国的利率工具的操作空间。理论上讲,抑制通货膨胀预期、房地产泡沫和国际资本流入往往需要利率工具与汇率工具的配合,而在当前利率难以调整的情况下,主动、渐进、可控地进行汇率调整的效果较为显著。同时,汇率在特定意义上也是内需部门与外需部门的相对价格,主动、渐进、可控的汇率波动,实际上有利于内需部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
第四,从时机选择上看,在主权债务危机冲击、全球“二次探底”担忧上升的条件下,人民币面对的外部压力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市场甚至预期人民币短期内不会升值,平稳扩大汇率波动趋势的举措受到的市场冲击会更小。事实已经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二、危机待解:消费增长需寻找新经济空间
朱敏: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市场冲击和下滑局势之下,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子弹”可发?倘若继续增加刺激政策,放松货币信贷政策,会不会产生新的危机?
巴曙松:防止内、外退出政策短期内密集出台可能形成的叠加,最核心的对策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避免经济短期内的平稳回调放大成“二次探底”。应当说,中国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在经济回落时期的回旋余地还是较大的,如加速推进城市化,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商品住宅调整时期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
朱敏:防止“二次探底”风险或经济的“硬着陆”,既是短期难题,更是中长期的基本考量。然而,其持续动力何在?
巴曙松:从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看,消费持续增长是防止经济“硬着陆”的持续动力。从最新数据看,2010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8.7%,继续保持近一年来的增长态势。事实上,2009年金融危机应对期间,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柱,为实现经济复苏贡献了最重要的份额,从2009年5月份到目前已持续提高了3.2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以来,消费的持续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收入提升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是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应对危机的短期刺激政策发挥的作用。但长期看来,这种刺激效应会不断释放并减弱。
朱敏:长期来看,消费增长仍然需要获得更多的支撑。然而,对中国而言,这种支撑究竟体现在哪儿?
巴曙松: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收入突破3000美元往往是消费升级的临界点,而从日本和韩国等的经验看,在人口红利的后期往往也是消费上升速度加快的时期,消费结构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而不断升级,并呈现高层次和多元化消费特征。
从近10年来的收入分配格局看,10年来,中国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一直处于持续的上升阶段,相反,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的占比却一直处于下降过程,目前中国正在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将更多在分配中向劳动者倾斜,这也为扩大消费提供了支持。从人口结构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为促进和推动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上升提供了可能。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为适应消费的持续升级过程,未来政府支出方向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方向不断明朗化,未来一些结构性税收政策需要不断推进以适应这一转变。
朱敏: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何而来,恐怕更是问题的难点所在。毕竟,新经济落地,必然需要产业与实业的基础。
巴曙松:这就要求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使之不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等可能会导致经济陷入转型失败的所谓“拉美病”,但从日本、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型升级经验看,在劳动力成本开始平稳上升时,加快内部结构调整,提高传统加工制造业的竞争力,往往会促使劳动生产率以更快的速度上升,从而支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另外,从投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会成为一个重要突破口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资金配置看,10多年来,在GDP的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盈余与固定资产折旧占比一直保持在高位,2009年这一数字保持在46%左右,这将为投资结构的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生的布局提供较好充足的资金来源。当然,目前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依然处于可持续商业模式的酝酿阶段,其发展前景还需要冷静观察。
三、中国未来:迈向金融大国惟有创新一途
朱敏:基于前面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局势的分析,整体观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治理格局,会有哪些改革的趋势?
巴曙松:金融危机揭示了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透明度的不足、宏观经济和监管政策协调的失败、普遍存在的监管套利行为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的道德风险,也表明发达国家所一直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方式并不完全能为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合适的标准,这便为探索一种新的全球合作框架提供了需求。但是,同样应当冷静把握的是,全球金融市场依然是由欧美金融业主导的市场格局,美国的金融体系目前仍处于危机的风雨飘摇之中,但美国一个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法案,却会引起全球的关注和瞩目,并且在特定意义上还会影响到全球未来的金融体制的选择,这显示了即使在危机时期,欧美的金融体系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中国拓展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朱敏:随着这一探索,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是否能够提升、中国应如何应对,无疑是备受瞩目的问题。
巴曙松:面对不同的全球治理框架路径,中国也需要认真考虑其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中的重新定位,不仅应当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改变当前贸易大国、金融小国的格局,而且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口带动的快速增长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的主要加工制造大国,展望未来,最为激动人心的变化,可能就来自金融领域,因为当前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量、外汇储备等,都处于全球的重要位置,但金融市场的发展却明显滞后。要改变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经济总量大国但确实是金融小国的格局,必然需要金融业的快速发展。
朱敏:我很认同你所呼吁的,中国金融业应该融入全球化,不可以、也不可能封闭起来。
巴曙松:如果说此次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创新过度导致的,那么,当前中国的金融创新还相对滞后。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目前一些真实的融资需求还无法得到满足,中小企业、“三农”融资难问题尚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与银行产品创新不到位、风险管理能力不强有关。
因此,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放松对国内金融业的管制,满足真实的金融服务需求,仍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朱敏:很想知道有没有切实可行的金融创新路线图,能否给些建议。
巴曙松:借鉴国外金融创新的经验和教训,产品创新应把握好三大重点:一是要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侧重于满足真实融资需求。在现阶段,可以结合不同区域和行业实际,重点开展与存贷款业务相关的产品创新。
二是树立稳健的创新原则,坚持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保留必要的防火墙。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应适当隔离,对跨业创新产品建立防火墙机制,完善产品创新的风险管理体系,对金融产品从设计、发放、销售、客户管理等整个生命周期进行持续地评估与检查。
三是确立合理的金融工具创新路径和节奏,确保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监控体系的改进能够与金融创新和市场变革相匹配。
朱敏:的确,美欧暴露出的问题是金融创新过度、金融监管不足,中国则有所不同,更多的是需要在合理监管的基础上,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巴曙松:过去30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全球GDP排名第二的制造业大国,这与中国的战略定位合理、体制机制灵活性不断提高、国人勤劳智慧是分不开的。过去30年我们的加工制造业的成长是占主导的,而在未来30年众多快速增长的行业里面,金融业必属其一。
朱敏:就当前情况而言,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总量大国、金融小国。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角度看,中国要迈向金融大国,迫切需要加强的是哪些方面?
巴曙松: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对国际规则的熟悉程度、人民币的金融国际化程度,都很有限。要成为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国,就要熟悉国际规则,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更多地体现国家利益。目前,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已经占到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而金融业与之相比较则显得差距较大,未来30年金融业如果继续改革,应当也能发挥出加工制造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同时,中国不可能关起门来去争取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一个封闭的市场,对全球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市场,它的规则变动自然也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如何平衡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进程,是值得高度关注的课题之一。(编辑:王露)
编辑后记
在朱敏老师的文章中,不仅能聆听到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最新鲜、活力的诠释,而且常常能有幸看到其他经济学家的见解。这篇形式新颖的朱敏对话巴曙松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结构新空间就是其中一篇。主次分明、层次清晰、观点深刻,编辑一直认为阅读朱敏老师的文章就是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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