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经济规律自下而上地发展城市化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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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宗琮
摘要：中国城市化建设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正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资源保护、引进现代科技与延续历史文化等诸多矛盾。当前应理清城市化发展思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战略。旨在通过对遵循经济规律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探究，以证明这一城市化模式发展前景和方向。
关键词：经济规律；自下而上；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54-02
中国城市化建设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2009年城市人口比例是46.6%，专家预计“十二五”期间会超过50%，社会结构由此将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以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在这种背景下让国人欢欣鼓舞，但城市化的发展如果没有建立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其结果将是可怕的，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经济运动的自然机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自然过程，或者明确说，是一种“自组织”过程，亦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只是人的作用在这里确实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我们在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应该以市场导向改革进程的，我们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应该是由民间力量或社区组织发动以市场诱导的自发并得到政府认可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
一、 发展城市化要遵循的经济规律
马克思早就发现和指出过，人类历史是一个城乡对立统一的历史，是由城市的产生，而后带来城乡差异的扩大，然后逐渐走向城乡融合，消灭城乡差别的过程。整个历史长河如此，工业化开始后引起的城市化过程的历史也是如此。大量观察的统计规律揭示出的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基本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
第一阶段，是典型的城市化阶段，工业化迅猛发展，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农村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明显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大城市集中。
第二阶段，也就是郊区城市化，是指城市性质的扩散阶段，服务业不断发展，制造业从城市中心外迁，城市经济活动向城市郊区和边缘农村地区延伸。特别是随着私人轿车拥有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迁至郊区居住，分散性的特征很明显。
第三阶段，逆城市化，则是指导居民和企业离开大城市市中心，选择在中小城市居住和生活。随着城市中心人口的减少，产业的外迁，城市中心渐渐“衰败”。随之而来的，是政府针对性地出台措施对城市中心再开发，市中心因此得以复兴，也就完成了第四阶段――再城市化。
上述这条清晰的路径，我们不难发现城市化发展的首要依据是工业化发展程度，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伴侣。工业项目的选址决定城市性质和规模。工业项目及其配套产业需要越多，它所需要的城市容量也就越大。工业发展越快，城市发展随之越快。大、中、小城市之所以产生和分布，归根到底，是工业发展要素（技术、设备、劳动力和资金）聚集自然选择的结果。城市化发展另一个重要根据和条件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后的必然要求。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根据和条件是城市建设资金的积累，资金积累是建立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近期有些学者建议现在要大力推动城市化，因为城市化可经大力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其实是本末倒置，因为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和结果，经济增长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一相情愿地发展城市化的人们，常常不能如愿以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不足！而资金的积累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不能像传说中的呼风唤雨那样获得，所以不能通过推动城市化来扩内需促增长。城市化不是简单的把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他们进入城市后要解决就业、住房、医疗、子女就学等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要依靠经济发展的情况加以解决，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增加原本就稀缺的公共资源的分配，公共资源的投入也得依靠该地区经济情况，如果不遵循经济客观规律，一味强调城市化对拉动内需的作用，那这种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超前于经济增长阶段，势必加大政府财政负担，城市公共资源的增加速度会远远滞后，会给城市带来巨大社会、环境等隐患。城市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制约条件：区位。区位硬条件是城市所在地区的资源、气候、地质等自然条件和以交通、通信为中心的人工自然条件的总和；区位软条件是城市所在地区政治、人文、历史条件，即软环境的总和。无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盲目开发，其结果可想而之。
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以市场导向改革进程中新出现的由民间力量或社区组织发动并得到政府认可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才是可持续性的。
二、以市场为导向自下而上城市化发展建议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不仅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换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意义上它属于宏观性的社会问题。同时，城市规划与发展中的某些方面如市政基础设施等属于自由市场供给失效的“公共产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完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二元城市化并存的格局将走向市场机制下的一元城市化。自下而上城市化并不意味自由放任而是更强调以市场为导向组织化的有序发展城市化，政府更多的工作是作出前瞻性的预见及其引导措施。在目前情况下，政府首先应当将自下而上城市化纳入中国发展的大框架之中，进行合理的引导，适当的调节，而不是任其自由发展。具体来说，政府的引导和调节应当体现如下几点：
1.民间行为与政府行为协调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一种诱致型制度创新，其基本发动主体是民间力量，然而作为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关键所在的城市化过程不能想象缺少政府行为的后果，过多或过少的政府干预都将直接影响到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发展。政府行为的介入是为了支持、引导和保证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形成城市良性发展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而不是抑制和干涉民间主体根据市场导向建城办厂投资的积极性。自下而上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行为主要体现为制定城镇发展政策和城镇发展规划，参与或监督征地、公共设施的开发、统一管理，力戒自下而上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或“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改革陷阱”，以免损害自下而上城市化稳定发展和民间主体的利益与积极性。
2.就业目标与效益目标兼顾
就业问题是中国跨世纪的头号现实问题，20世纪80年代自下而上城市化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寻找就业门路的推力所致，因此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应当担负起吸收剩余劳动力主渠道的历史重任，在多数地区发展以吸收劳动力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为基础的农村城市化。与此同时，就业目标的实现不能以牺牲效益目标为代价，而应注重并追求自下而上城市化的总体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不仅是保证自下而上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增强城镇经济实力和长期劳动力吸收能力的要求。
3.外延的城市化与区域差异化的城市化相结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基本上属于外延的城市化，即通过扩大现有城镇规模和建设新的城镇，推进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明显滞后而后就业压力很大的条件下，外延的城市化不失为合理的选择。同时应当看到，中国城市化及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化十分显著，因而就各地区而言，应当根据本地区发展背景，在条件允可时，应注重现有城镇中加强科技投入，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城镇的经济效益。这是因为经济效益较差是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另一现实问题，早日实现外延型城市化向区域差异化型城市化转变是自下而上城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乡土特征和提高城镇经济辐射和扩散功能，增强城镇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的必然选择。
4.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结合
城市化自然观强调重视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按客观规律办事，但并不认为在市场机制和客观规律面前人无所作为，恰恰相反，科学进步到今天，城市化进程到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市场失灵、失效和失败的一面。所以，明智的态度和对策只能是把城市化自组织机制的两个方面（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很好结合起来，把这两把“双刃剑”同时操起来，取其利而避其弊。
总之，城市化要遵循经济客观发展规律，自下而上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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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安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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