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杜尔哥对斯密学说的深远影响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祝碧青

　　摘 要：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重大发现，至今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斯密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不仅总结了自威廉・配第以来一个世纪英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而且还吸收了法国重农学派尤其是杜尔哥的科学成就，杜尔哥对斯密学说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
　　关键词：杜尔哥；斯密；学说；深远影响
　　中图分类号：F091.3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003-02
　　
　　
　　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酝酿自己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写作时，曾受到法国重农主义思想的重大影响，尤其是重农主义代表杜尔哥对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如果把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和杜尔哥的名著《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以下简称《财富论》）作一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不仅《国富论》的书名、结构与《财富论》相似，就是《国富论》中的某些基本词汇和重要原理也深受《财富论》的影响。本文不想全面论述他们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拟就他们学说中的几个重要理论观点，即资本理论、阶级划分理论、工资理论等作一些分析和比较，以此来论证杜尔哥对斯密学说的巨大贡献。
　　
　　一、从资本理论来看，杜尔哥在《财富论》中的诸多分析实际上已成为从魁奈到斯密之间的“桥梁”
　　
　　在《财富论》中，杜尔哥对资本作了相当全面细致的论述。他以资产阶级的眼光考察了资本的性质、资本的构成，也考察了资本积累的源泉、动因和意义，并且还对资本运用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中有许多因素被后来的斯密所直接继承。
　　首先是关于资本的性质。斯密认为，资本是能够提供利润收入的积累。他说：一个人所拥有的资财，如果足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生活的话，“他的全部资财于是分成两部分，他希望从以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另一部分，则供目前消费。”[1]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斯密已接近于承认资本是资本家对工人的一种剥削关系，是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或者说，他已开始触及到了资本的本质。斯密对资本的性质之所以能有如此之创见，实际上与杜尔哥在这方面的分析是分不开的。杜尔哥在先前已经把资本更密切地同利润联系在一起，把对资本的认识同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关系联系在一起。
　　其次是关于资本的构成。斯密在分析资本的具体使用时，曾提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问题，也就是把魁奈的“原预付”和“年预付”发展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两个概念。对此马克思曾评价道：“在斯密那里，‘年预付’就成为流动资本，‘原预付’就成为固定资本了。但是他的进步只限于范畴的这种普遍化。他所作的说明是远远落在魁奈后面的。”[2]即使是他的进步方面，也仍然是来自于杜尔哥的论述。马克思指出：“杜尔哥已经更经常地用‘资本’一词代替‘预付’，更彻底的把‘工厂主’的‘预付’和租地农场主的‘预付’等同起来。”[2]也就是说，杜尔哥把资本和垫支（即预付）是互相代替使用的。既然杜尔哥把资本一词普遍用于工业和农业，这就为斯密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范畴的普遍化创造了条件。
　　再次是关于资本的积累。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也谈到了资本积累问题。他认为，资本家积累资本的动机是为了取得利润，意义就在于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关于资本积累来源的解释，斯密几乎完全承袭了杜尔哥的观点。杜尔哥认为，在工业领域中，也会有“比别人更内行、更积极，特别是在个人消费方面更节俭的人”，“挣得一笔比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生活所必须的稍微多一些的收入”，使他“把这笔多余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创立一笔微小的财富。”[3]实际上，杜尔哥是最先把资本的产生归结为节俭的经济学家。而斯密同样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1]这就清楚地表明,斯密完全同意并借用了杜尔哥的观点：“资本的积累应归功于资本家个人的节俭、节约和节欲。”[4]所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谈到亚当・斯密著作中重农主义理论的因素时指出：“亚・斯密关于通过节约进行积累的理论，是建立在这个重农主义基础上的。”[4]马克思所说的“这个重农主义基础”，主要是指杜尔哥为之开创了“节俭论”的先河。
　　此外，斯密还在资本的其他问题上同样也继承了杜尔哥的一些“遗产”。
　　
　　二、从阶级划分理论来看，斯密之所以能够比较接近资本主义实际状况地划分出三个基本阶级，其源于杜尔哥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划分理论
　　
　　在《国富论》中，斯密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为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这样三个基本阶级，应该说是斯密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一大理论成就。然而，如果没有杜尔哥在前面做这方面的基本分析工作，斯密是难于在阶级划分理论上实现从魁奈到他自己的飞跃的。因为在重农主义的创始人――魁奈那里，划分社会阶级是以“纯产品”创造和占有为原则的。根据这一原则，魁奈把社会全体成员划分为三个不同阶级，即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根本没有什么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划分。后来杜尔哥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却突破了他的先师――魁奈的基本原则，以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为标准，进一步把“工业中的薪资阶级再分为资本性质的企业家和单纯的工人”，把“土地耕种者阶级再划分为企业家或农业经营者和单纯的工资劳动者”[3]。也就是把魁奈所说的“生产阶级”划分为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把魁奈所说的“不生产阶级”划分为工业工人和工业资本家，这就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划分的实际情况。
　　既然杜尔哥对社会阶级的划分已达到如此地步，即资本是获取利润的手段，劳动是获取工资的手段，土地所有权是获取地租的手段，那么魁奈的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就只是一个“外壳”了，虽然杜尔哥还没有砸碎这个“外壳”，可是在他那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基本阶级的全貌已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斯密的任务就只是在杜尔哥取得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把重农主义的“外壳”砸掉，后来斯密也确实砸掉了这个“外壳”。他指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1]在这里，斯密借鉴杜尔哥的观点，舍弃了劳动的产业和行业特点，抽象出劳动及收入的一般规定，最终比较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由此可见，在阶级划分的理论问题上，实现从魁奈到斯密的飞跃，杜尔哥确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确切地说，地主、资本家、雇佣工人三个基本阶级的分析工作是杜尔哥做的，概括综合任务是斯密完成的，斯密从杜尔哥那里获益匪浅。
　　三、从工资理论来看，杜尔哥对斯密的理论贡献更是显而易见
　　首先在工资范畴存在的前提方面，杜尔哥曾经明确表述了雇佣劳动制度是工资产生的客观经济条件的思想。杜尔哥认为，工人的劳动报酬之所以取得工资的形式，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只能受雇于手中掌握资本的资产阶级，工资这一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是在工人与生产资料分离、资本家雇佣工人的经济制度下产生的。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工资这一范畴存在的前提也作了同样的分析，他说：“劳动工资一语，都普遍理解为，在劳动者为一人而雇佣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获得的工资。”[1]后者的议论与前者的议论是多么的相似。
　　其次在工资的水平方面，杜尔哥曾经很有创见地把自由竞争的原则应用到劳动者和雇主的关系上，并对工资的水平问题进行了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说明。杜尔哥指出：“工人的工资只限于为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须的东西。”也就是说，工资必然等于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这一最低限度的工资理论，不仅弥补了魁奈在这方面的缺陷，而且也为后人特别是为斯密论述该问题时打下了坚实基础。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1]由此不难看出，二者在关于工资数量的确定问题上，意见是何等的一致。
　　除此以外，斯密还在工资的来源、工资的变化规律等问题上，也都积极地吸取了杜尔哥的科学成分。
　　仅就以上几个重要理论方面的分析和比较便可以看出，杜尔哥确实是一个“眼光比较远大”[4]的重农主义体系的代表，在他那里，不仅把“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4］而且他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对斯密学说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作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一章讲完斯图亚特的理论以后，排列了如下三个人的书：“斯图亚特的书于1767年在伦敦出版，杜尔哥的书写于1766年，亚当・斯密的书――1775年。”[4]这样排列是令人深思的，它意味着杜尔哥与斯密学说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谈论杜尔哥对斯密学说的历史贡献，丝毫没有想贬低斯密的意思，相反，这只能更加充分地说明斯密的伟大。因为正是由于斯密不仅总结了自配第以来一个世纪英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而且还吸收了法国重农学派尤其是杜尔哥的科学成就，才创立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宏伟体系。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2-25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2.
　　[3]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1-54.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40.
　　[责任编辑 吴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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