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恩美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莉玲　彭家海

　　摘要：文章以谭恩美的四部小说为分析文本，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其作品的女性主义，认为谭恩美作为一名女性少数民族族裔作家，在性别和种族上处于双重边缘性境地。于美国主流文化而言，她是“他者”；对以男权话语为主流的文坛而语，她亦是“他者”，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双重边缘性赋予了她的作品鲜明独特的女性主义特征。
　　关键词：谭恩美；女性主义；《喜福会》；“他者”；女性写作主体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文坛出现了一种令人瞩目的新气象，即华裔作家群的崛起。Amy Tan（谭恩美）在1989年创作的The Joy Luck Club（《喜福会》）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连续九个月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获“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联邦俱乐部金奖”以及“国家图书奖”和“国家图书评论奖”的提名。精装本在一九八九年即卖出二十七万五千册，美籍华裔导演王颖将同名小说搬上好莱坞银幕，大大赚取了观众悲喜交加的泪水。谭恩美（Amy Tan）随后又推出了《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百种神秘感觉》（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和《接骨师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同样获得了商业成功和评论界好评，进一步奠定了她在美国主流文学界的地位。《华盛顿邮报》称“谭恩美用她那讲故事的天才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种才能时时照亮书中的每一个页码。”谭恩美作品的魅力有以下几个特点：1、独特鲜明的“讲故事”叙事模式；2、写作风格幽默风趣；3、根植故乡；4、充分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古老、神秘、浪漫、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的好奇心。5、鲜明的女性主义风格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解构。
　　
　　一、紧扣女性主义主题
　　
　　女性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社会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新女性主义思潮给文化界，思想界带来了极大冲击。谭恩美的创作即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当她在大学的美国文学课堂里阅读海明威、福克纳、菲兹杰拉德等文坛巨匠时，即质疑为何没有女性作家，少数民族族裔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唯一的女性作家。在她开始创作前，接触并阅读了大量女性作家的作品，她在自己的书《与命运抗争》中表明：“我并不是性别歧视主义者，但我真的欣赏女性作家的敏锐细腻，叙说内心世界的声音。”生长于一个中国移民家庭，谭恩美受到来自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教育，丰富的家族史赋予了她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她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来自四个家庭，四对母女的故事，母女关系成为其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憾人心弦的写作主题。她在1991年出版的《灶神之妻》、1995年出版的《百种神秘感觉》、2001年出版的《接骨师的女儿》都延续了这一女性主义主题。
　　对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的抨击一直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作者基于自己独特的女性性别书写独特的女性经验，在表现文化冲突、种族歧视的同时，也表现了性别的不平等。在揭露华裔女性作为种族的“他者”之外，也揭露了女性作为性别的“他者”，而被“边缘化”的地位。因此谭恩美在她的作品中着力揭露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带给妇女的苦难；家庭历史，种族认同带给妇女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作为女性，尤其是被“边缘化”，被主流文坛视为“他者”的弱势群体，谭恩美赋予了她们以极大的勇气打破沉默，清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创作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女性文学形象
　　
　　谭恩美在四部小说中创造了两类女性形象――中国移民母亲和美国生长女儿，描写了爱恨交织的动人母女关系。尤其是那些母亲们，她们生长在苦难的旧中国，遭受着封建社会三座大山的压迫，作为没有话语权的“他者”，从小接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教育，没有自我，沉默地忍受一切痛苦。《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都是年轻时移居美国的中国女性。移民美国前，她们各自都遭遇了不幸，无法在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建立自我。她们是丈夫或者家庭的财产、物品，可以被人任意处置，经历了痛苦的沉默后，她们最终选择了打破沉默，与命运抗争。
　　《喜福会》中的母亲钟林朵和顾映映，《灶神之妻》中的母亲雯妮都是在经历了传统婚姻的束缚之后为争取应该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而与父/夫权抗争的。小说中《红烛》（The Red Candle）故事讲述了钟林朵的不幸婚姻。她从小就被父母许配给黄太太的儿子作童养媳，受尽黄太太和年轻丈夫的折磨，在家庭中没有地位，事事必须顺着公婆和丈夫的意愿。她虽然受传统妇德规范，并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但在婚礼前就不禁反问：“为什么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呢？为什么为了他人的幸福我就应该有如此不幸的人生呢？”正是在这自问与反问间，林冬意识到“我是强壮的。我是纯洁的。我内心的想法没人能看透，也没人能夺走。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自己。”（谭恩美，1989）她看到了自己的不幸和悲惨命运，在新婚之夜偷偷吹灭了象征夫妻白头偕老的一枝燃烧着过夜的红烛中代表丈夫的那一端。她从困惑到觉醒，从觉醒到反抗，终于机智地利用夫家的迷信思想解除了束缚自己的无爱婚姻，冲出牢笼（封建家庭），寻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顾映映生于富家，从小在各种封建礼仪的束缚中长大。生性顽皮的映映还是遵从了父母亲的婚姻安排，嫁给了并不爱的男人。与丈夫结婚后她努力去爱他，而且心怀美好的婚姻和家庭愿望，然而她的丈夫却背弃了已有身孕的她，在外面与女人厮混。她感到她作为妻子的身份严重受到了威胁，被丈夫抛弃了，于是就采用了极端的手段――打掉小孩，“用报纸把婴儿像鱼一样地包起来然后扔进太湖”（谭恩美，1989）――来表示抗争，然后离家出走。
　　许安梅是在经历了自己的母亲受传统婚姻、家庭的迫害后而坚强起来与传统抗争的。她从小就被告知，她的母亲是个“鬼”。“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在那些日子里，鬼就是我们被强迫不可谈论的事情。因此我知道外婆故意想让我忘掉妈妈。”（谭恩美，1989）她的母亲在她外婆、舅舅、舅母的眼中是不忠、不孝的女人，因为在安梅的父亲死后，她的母亲没有忠于丈夫，而被迫改嫁了商人吴青――一位典型的男权式的人物――成了他的四姨太，给她的家人、祖宗丢脸。然而，安梅的母亲的身份危机同时影响了她的女儿，她不想使自己的命运在女儿身上重蹈覆辙，就吞食大量的鸦片在农历新年的三天前自杀了，想以死来给女儿地位。母亲的死让安梅意识到女人的不幸地位，她变得会大喊大叫，以此来对命运表示抗争。
　　谭恩美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传统的以男权/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年轻女性所面临的受压制状况。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要求女性遵守“三从”、“四德”。女性在社会、家庭中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一直受到来自父母亲、丈夫、公爹、公婆等多方面的压力，没有话语权。母亲和公婆尽管同为女性，然而在女儿、儿媳面前扮演的是居高临下的“父亲”或“丈夫”的角色，代表父／夫权。“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生理心理能力、她的一切应有的权利都被压抑或剥夺了，她们被迫保持沉默。”（朱立元，1997）母亲一代的女性都看到了自己在这样的状态中所处于的从属地位和失语状态。辛酸的遭遇让她们切实感觉到自我身份的崩溃。她们为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在愤怒中各自采取极端的手段反抗传统，走出束缚自我的藩篱，怀着美好的愿望踏上美国的国土，去建构新的美好生活。

　　
　　三、建立女性主义写作主体
　　
　　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女性是写作的中心，她用独特的女性经验书写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妇女被推上了文学舞台的中心，改变了传统女性形象从属和“边缘化”的地位。谭恩美不仅从写作内容上创造了具有女性主义特征的女性文学形象，更重要的是建构了女性主义写作主体，它体现在小说里母亲们独特的“讲故事”叙事策略中。以第一人称叙说故事是谭恩美最具女性主义写作风格的特点。如《喜福会》中的四对母女分别用第一人称“我”来述说自己的过去，现在的生活，母女间的隔阂，对世界的价值观以及内心的精神世界。《灶神之妻》中的母亲雯妮和女儿珍珠，《百种神秘感觉》中的旷和奥利维亚也采用多元叙事手法，坚持用“我”来呈现“我”的生活，“我”的看法；《接骨师的女儿》虽然用第三人称叙说女儿露丝的故事，却仍然用作者最拿手的第一人称来叙说母亲路铃的故事。谭恩美执着地坚持从女性视角“我”来诠释女性经验，而不是男性视角“她”。对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而言，打破沉默，讲述痛苦的过去并不容易，而言说自我价值，建立女性主体就显得更加可贵。
　　当女儿们遇到生活中难于跨越的困难，是母亲们用她们的故事来启迪女儿的心灵与智慧，帮助她们赢得生活的主动权，获取女性主体地位。《喜福会》中的罗丝在与白人丈夫的离婚诉讼中精疲力竭，求助于心理治疗，她的母亲安美鼓励她要勇敢地站直了为自己说话：“为什么不为你自己辩护，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跟你丈夫谈谈？”（谭恩美，1989）映映发现并指出女儿丽娜婚姻生活中与白人丈夫严重不对等的不平衡，鼓励她要马上改变这种不平衡的面貌。
　　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她的名著《美杜莎的笑声》中说过：“女性必须书写自我，必须投入自己到写作中，就像赢回自己的身体那样，赢回女性在文坛上的主体性。”（Walder，1990）女性作为主人公与叙述人，在幻想秩序中有了话语主体的身份，从而有可能否定男性专制的权威，否定男权文化关于女性意义的解释、界定与命名，确定女性的眼光，女性的视点，女性理解、解释并表达自身及世界的权利（赵树勤，2001）。
　　
　　四、结论
　　
　　本文认为谭恩美作为一名女性少数民族族裔作家在性别和种族上遭受着双重边缘性。于美国主流文化而言，她是“他者”，对以男权话语为主流的文坛而语，她亦是“他者”，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双重边缘性赋予了她的作品鲜明独特的女性主义特征。小说中，谭恩美排除男性形象，着力描写以母女为代表的女性关系，着力刻画一个母性的世界，张扬女性主体和女性的精神体验，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女性意识。这些女性具有典型的女性主义叛逆特征：虽然她们作为弱势群体，是男权中心主义社会的“他者”，却敢于打破沉默，反抗封建压迫，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谭恩美不仅从内容上建构女性主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建构了与女性主义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女性主义写作主体，它体现在小说里母亲们独特的“讲故事”叙事策略中，它既是母亲们打破沉默，教育女儿，传播古老中国文化的有效方式，也是直面和颠覆男权话语的有利武器，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建构女性主义写作主体，张扬美国华裔族群的文化意识，把被边缘化的“他者”推进美国主流文学舞台。
　　
　　参考文献：
　　1、倪大析.华裔美国文学一瞥[J].世界文化，1996(3).
　　2、赵树勤.当代女性话语权力的欲求与焦虑[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6):110.
　　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52.
　　4、Amy Tan.The Joy Luck Club[M].New York:Ivy Books，１989.
　　5、Amy Tan.The Opposite of Fate[M].New York:Penguin Books，2003.
　　6、Walde・Dennis ed.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World:Critical Essays and Document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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