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学是财务会计的基础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葛家澍

　　摘 要：在浩如烟海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中，有三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对财务会计的性质和一些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三位经济学家是马克思、斯密和科思。通过对他们的经济理论中所涉及的与财务会计的性质和基本概念相关联部分的探讨，得出了财务会计的基础是经济学的结论。马克思G―G’的循环原理为现代企业财务报告目标中十分重视理念流量信息提供了理论依据；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为企业向社会公开披露财务信息提供了合理解释；科思对相互性的论述则影响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
　　关键词：经济学；财务会计；财务会计基础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4-0005-08
　　
　　一、引言
　　
　　多年以来，会计学究竟属于经济学还是管理学?在学术界存在争论。其实我认为，这种争论并不必要。许多科学具有相互性。最早(中世纪)作为会计学的先驱――“簿记学”，曾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后来脱离数学而独立，曾引进不少经济学的概念，深受经济理论的影响，有人把会计学视为应用经济学，这也没有错。20世纪以来，现代管理理论又向会计学进行渗透，会计学又运用了现代企业理论的若干原则与概念。把会计学视为管理学的一部分也有充分的理由。其实，管理学中的工商管理，很多理论也来自经济学。各门经济科学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地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本文在承认会计学运用了管理学的许多理论和概念的同时，着重分析：作为会计的一个主要分支，财务会计是怎样受经济学的影响的。
　　经济学和财务会计都要研究企业和市场，财务会计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立足企业、面向市场，描述企业的经济活动。这也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过后者的研究视野更广阔而且着重定性分析；财务会计，则着重于研究所在的特定企业，进行定量描述。定量描述离不开定性分析的概念、原则和其他理论。其中，一部分理论被引进财务会计，甚至构成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财务会计学的发展中，影响并指导它的经济理论不胜枚举。例如“收入”和“收益” (利润)这两个会计中的重要概念，就深受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欧文・斐雪(Fisher Irving）和他的名著《资本和利息的性质》 (1906年)，以及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Hicks J.R.)和他的名著《价值与资本》 (1946年)的影响，尤其是按资产负债观确定企业的全面收益(期末净资产减期初净资产)，可以说是希克斯的个人收益概念在企业收益中的体现。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列举经济学对会计尤其是财务会计的贡献，我们只能简单研究对财务会计影响最大、最全面的几位经济学大师和他们的理论对财务会计的影响。这几位大师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同时又是伟大而杰出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交易成本的发现者、产权理论和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科思。
　　
　　二、马克思《资本论》对财务会计的基础性作用
　　
　　卡尔・马克思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同时他又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代表作――《资本论》不只是一部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百科全书，而且是唤起全世界无产阶级觉醒并联合起来，为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的剥削本质，为最终消灭这个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奋斗的革命宝书。
　　即使从经济学的角度，《资本论》也是经济学发展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的深刻分析，绝对不逊于斯密(更不用说科思)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
　　马克思写《资本论》这部巨著整整花了四十年。在第1卷出版之后，第2卷和第3卷是由他的亲密战友，另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和经济学家弗里德里斯・恩格斯整理、修订完成的。当我们在以下提出马克思时，实际上，同时也指另一位伟大经济学家恩格斯。
　　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是捕捉市场经济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定性和定量描述，并且对于预测未来极感兴趣。然而，正如张五常所批评的，“经济学家不去观察真实的世界，对世界发生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不去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或只是解释没有发生或不存在的事。”张五常先生还批判刚过世不久的美国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曾培养过五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他死后，赞誉之声排山倒海，但张五常指出：“萨缪尔森的推断，没有对过一次，全部都错!”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同。他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是从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了西方经济学家们所不敢、也不能揭示的经济现象中的本质与规律。
　　贯穿于《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研究包括会计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指针。
　　由于《资本论》是从解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细胞――商品开始的，与商品价值有关的概念是正确认识财务会计基本概念的最重要的科学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然要研究并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对财务会计的有用的成果。但是，我们应当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关相同、相似概念的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加以对比、检验，“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才能认识真理。
　　这里，只介绍《资本论》中关于商品价值等几个基本概念(其中也包括货币资本循环的原理)。
　　(一)商品――利用价值与价值(交换价值)的统一
　　市场经济必然是商品经济，即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统一。商品首先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物品，它们是有用物，例如可供人类吃、住、穿、用、交通、娱乐享受、提高文化修养或可用来制造人类更需要的东西等等。马克思把商品的这一属性称为“使用价值”。但商品作为有用物，即其使用价值不是供商品生产者自己消费的，它是供他人消费的。由于商品是商品生产者私人的产品(财富)，他不可能白白送给别人，所以要通过交换，才能把有用品转移给别人，同时换来货币(现金)，用以购买他所需要的其他商品。商品生产理所当然地引发商品交换。因此，每一种商品除使用价值外，必然具有另一种属性即能够用来进行彼此交换的交换价值(或价值)。交换价值(即价值)既不能吃、也不能用。即不能供商品生产者消费，但它却是把有用物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主要依据，也是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的目的。商品生产之所以关心使用价值，不断增加产品的有用性，不断增加某些商品的技术含量，并不意味着商品生产者关心使用价值，他不过是为了关心价值的实现才关心使用价值的。在市场上，如果不考虑供需的变化，那么，交换得以成立的法则是因为互相交换的物品等价(价值相等)。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劳动创造的。人类的具体劳动(有差别的专业化的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则创造商品的价值。必须指出的是：这里，并没有两种劳动，而是同一种劳动。而且在现象上，人们所看到的都是有差别的具体

劳动(各行各业的劳动，创造千差万别有用物品的劳动)，可是在本质上，一切具体劳动都可以抽象为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马克思因此发现了价值规律：“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事物的本质，是看不见的，但它既无质的差别，就可以量化(加减乘除)。
　　马克思深刻指出，每一个商品，不管它怎么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通过交换，在已由消费者(购买方)确认其价格并在已实现的货币(现金)量中，就会被人们发现。货币作为共同的价值形式，乃是价值存在唯一可以捉摸的形式，也是价值可以量化的形式。
　　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一个企业的商品价值，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借助于价格，在流入货币量上才得到体现的论述，对于财务会计的计量属性的选择与应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FASB推行FASl57，在市场已不活跃的情况下，仍通过三级估计，由企业自行输入不可观察的变量估计“公允价值”，其可信性总受到金融界的质疑。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质疑是否受金融界自身利益的驱使，是否公正，但由企业一方估计的公允价值，显然背离了真正公允的价格，只能通过市场，并由公开、公正的市场参与者共同决定的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再三强调，也是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
　　
　　(二)商品的价值被划分为补偿价值与剩余价值是成本与利润两个概念的基础
　　在现象上，一个商品的收入分为成本与利润，而在实质上，商品价值是由两部分价值构成的(补偿价值与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的资本耗费和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资本耗费按持续经营的要求必须获得补偿属于补偿价值，补偿价值就是企业的成本，成本是不能用来分配的，它是一个企业再生产起码要求的资本(简单再生产的资本)。新增价值属于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价值)。它在实现后才转化为企业的利润。利润应按照企业的性质和法律规定进行分配。如果价格是由市场决定而企业不可控的，销售数量也因市场占有而相应固定，那么，企业增加利润的主要途径应是降低成本(对企业来说，总体上，成本是可控的经营因素)。
　　
　　(三)马克思关于“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是货币资本循环”的论述最有力地说明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和与其利益相关的各方普遍地、特别地关注现金流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在一开始研究资本的流通时就指出，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存在形式是货币资本循环，用最简单的公式表示为：G…G'(式中，G为投入循环的货币额即现金量，而G，为通过循环流回的更多现金量)。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企业的生产目的都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但当期的利润并非都能转化为现金。而且把商品和劳务转化为体现更大价值量的现金，必须通过市场。只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市场认可即为消费者所接受，则内含于商品的价值才能实现。实现了价值，也就实现了生产中新增的剩余价值，这只有从流入更多的现金中看出来：G'-G=现金净流入，是企业到手的赚得财富。利润只是表示收入大于成本，企业有可能赚钱，由于市场存在着各种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而现金净流入则表示看得见摸得着又数得清的赚到的钱。
　　为什么凡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方面都普遍关注企业的现金流量，尤其是现金净流量?由于工资奖金的发放、利息的支付、税金的缴纳和股利的分配均取决于流入企业的已赚到手的现金。
　　马克思的G--G'的循环原理为现代企业财务报告目标中十分重视现金流量信息也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对财务会计的影响
　　 亚当・斯密(Adam Smith)可称为经济学之父。他是全面描述并揭示市场经济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的代表性著作《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尽管至今仍有争议，但同时至今又被人们奉为市场经济的“圣经”。虽然他所描述的是理想化的完全竞争的西方市场经济，然而他对市场经济特征所作的精辟评价，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市场经济为什么仍被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接受，并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引起我国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着不容置疑的积极意义。同样，从财务会计的视角看问题，财务会计与财务报告在资本市场中所起的作用，更能深刻地从根本上加以理解，也离不开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揭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让我们先介绍斯密是怎样描述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特点的。在《国富论》第4篇(政治经济学体系)第2章(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成的商品)中，他写道：“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转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使他青睐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接着，他在分析为什么每个人都尽可能用其资本来维护国内产业并努力经营时又说，为了“使其产品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因此，他就必然使社会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的确，通常他并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自己资本的安全；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的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自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就是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 (无形的手)的理论。它所概括的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如果从事正当的投资经营，其目的在于利己(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但客观效果则是在利己的同时，也能利他(即促进社会的利益)。而后者并非他投资经营的本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即市场规律使他做一些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开始从未设想过，事后也未考虑)的事，其后果一般来说对社会是有利而无害的。概括地说，个人利益的追求(当然必须是用正当的手段追求自己正当的利益)，往往能对社会有利和促进社会进步。斯密所揭示的看不见的手的规律，在市场经济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体现。企业的财务会计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设置在特定企业中的信息系统，财务报告的本意是专供企业的资金供应者(主要是投资人)去监督企业代理人(经理层)经管责任的履行，特别是为了他可作出有利的投资决策而提供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的信息。但由于企业的主人(投资人)分散于市场，上述信息的提供不得不通过财务报告公开呈报，甚至要通过报纸和互联网等各种媒体进行传播。财务报告原先是属于特定企业的私人资源(私人产品)，然而却不得不使之变成公共资源(公共产品)，为市场所有参与者共同利用，其中甚至包括企业的竞争对手(同行业中互相争夺市

场的同类企业)也可利用。这从整个社会看，乃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在资本市场上，真实而公正的企业财务信息，越是不断地增长和流动，则对投资人作出优化资源配置的决策将越有利，这将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点，同样不是每个企业向市场传递其财务报告的主观动机。从这一角度去观察财务会计(财务报告) “立足企业，面向市场”的基本属性，也可以理解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所导致的结果。在表面上，企业财务信息的这种产生和传递方式似乎是政府证券监管的直接要求，但证券监管机构要求上市公司向市场公开各自的财务秘密。从根本上看，仍然以市场经济的规律为依据。
　　亚当-斯密所揭示的有一种看不见的手在无形地指引着每个人或每个企业在进行旨在利己的经济活动的同时，却产生利他(即导致社会利益的增长)的后果，讲的是完全竞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设想这种经济：第一，能够自我调节，而不会产生“市场失灵”；第二，经济体的相互交易是没有任何成本的。事实上，斯密分析的市场经济是理想化的。即使在他所处的18世纪英国，造成市场失灵的行业垄断也比比皆是。至于交易成本，在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科思的大作(1957)发表以前，还没有经济学家考虑过。
　　
　　四、科思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理论对财务会计的影响
　　
　　罗纳德・科思(Ronald Coase)是产权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对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交易成本和企业的经济性质即企业理论的发现和阐述是开拓性的。他还创造性地认为，市场和企业同时并存，后者也是资源配置的工具的论述。这些都大大推动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而他发现市场经济下经济体的交易总是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为降低交易成本而必须明确产权并进行各自相应的制度安排也进一步发展了斯密其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许多经济的论述。
　　科思在他的大作《企业的性质》 (“The Nature ofthe Firm”，1937)中写道：“市场运行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某一权力(“企业主”)指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即交易成本)。企业主以较低的成本行使自己的职能。因为他可以比他取得的市场交易更低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
　　科思发现市场经济下为达成任何交易(特别是确定交易的价格)都会发生交易成本。企业之所以出现，从经济性质上看，是由于在企业内部，在企业主的统一指挥，取得生产要素并使之相协调，形成企业现实的生产力，把投入的资源转化为产出的资源(商品或劳务)。虽然也要通过一系列的外部交易或内部协商的合同，也会产生交易成本，但市场的价格机制被企业主的统一指挥所取代(后者，科思曾认为是在竞争基础的“计划”之后)，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例如，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与安排和不断调整，不再存在着讨价还价的成本)。如果企业不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效率，增进社会利益，企业就不会存在。
　　科思在发现市场交易成本之后，进一步指出，在企业内，由企业主去组织生产要素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论断。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情况下， “企业主”应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即“投资人”，而是具有专业管理企业才能的“经理层”运用他们的权威与才能。
　　按照科思的上述发现，可以得出两项极为重要的结论：
　　第一，在市场经济中，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价格机制(即市场)和企业主(现代企业为具有经营企业才能的管理层)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具体地说，社会资源的初次配置，一般是在资本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包括股票与债券的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把资源分配给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的企业，并从那些效率低、效益差的企业中抽走。股票与债券每天买进卖出，就代表市场每天都在重新配置资源。得到市场投入的资源(初始形式为现金)，将用来购买生产要素，并把它们组成现实的生产力，借以生成新的产品或劳务，这是资源在企业内部由经理层统一指挥、组织的第二次配置。其目的既要力求减少生产前的交易成本，又要降低投产后产品(劳务)的生产经营成本。这样，实现投资人和经理层双重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权利和制度安排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最小化交易双方的费用从而最大化企业的利益，也使交易的对方的(另一方)以及整个社会都得到好处。科思在发现交易成本之后，就着眼于确认产权和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他在另一大作《}土会成本问题》 (1960年)曾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
　　虽然能够使交易成本降低，是“企业”存在的经济原因，而在企业内部，仍然存在着各种合同(契约)，从而产生合同(合约)成本。所以现代企业被看成是若干契约(合同)的联结。例如，在企业和其他企业之间，存在着供应和销售合同；而在投资人和经理层之间，则存在委托和代理关系的合同。在企业内部，在经理层的统一指挥下，还有与一般员工的聘用合同，以及为了加强内部控制，企业在其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之间可能设置若干个与权利义务相关的责任中心，企业经理层与这些中心的负责人也要缔结合同。因此，在企业内部，市场交易不存在了，合同仍然存在，而且错综复杂，彼此交织。合同的制定、履行和监督其履行同样要花费成本，这也是交易成本。要降低此类交易成本，明确合同双方的产权并作出明确的制度安排就必不可少!总之，合同是参予合同各方对其应承担的义务的强制性的承诺，但承诺义务并履行义务，应能获得相应的权利。权利与义务，责任与利益从来是对称的，形影不离的。明确权利并用制度予以保证才能调动人们认真履行义务，从而努力节约成本、增加利润的积极性。科思及其同一学派的经济学家十分强调明确产权并作相应制度安排的必要性。例如，在现代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是最重要的一项合同。要使这一合同奏效，即既能充分调动经理层的积极性，又有利于投资人(至少不使投资人受损)，就必须在投资人与经理层之间明确产权。在企业中，所有权是一切资源的基本产权，显然它只能属于所有者即投资人，但产权是可以分割的，任何一项资源的产权除所有者外，还包括控制权(含使用权、交换权和资源所生利得的分配权等等)，为了使经理层的利益更紧密地与企业经营成效联系在一起，力求做到企业的利益，即剩余索取权的分享，经理层也能参予，就应当明确：在企业的产权中，投资人享有所有权，而经理层享有控制使用权。企业净财富的增长即剩余产品价值，不仅投资人因持有所有权而有权参予分配，经理层因持有经营权也有权参予分配。但是资源配置与运用的所得应如何分配和分配的比例要作出制度安排。当前，世界上许多大公司都对经理层等高管的经济激励采用发给股票期权代替现金分红，实际上就是科思理论的一种实践。
　　此外，科思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由此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理论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第一，科思关于在企业中进行交易发生的交易成本低于在市场上运用价格机制进行交易所发生的成本的理论使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有了充分的经济根据。科思的理论肯定了在市场经济下资源的配置需要依赖于市场，而像生产要素的配置则要依赖于企业。企业的经理层能以较低成本来优化已成为企业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和利用。然而，这些资源的主人(投资人)则在企业外部，它们作为市场参予者而在市场中配置资源。管理资源的在企业，资源的主人在市场，这可以作为财务会计具有最重要的特征――“一个立足企业、面向市场的经济系统”――作出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之外的又一个有力的理论依据。
　　第二，科思对经济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指出经济交易中，产权的明确界定能够带来交易各方受损最小、受益最大!
　　现代企业理论明确了在投入企业的资源配置后，投资人具有所有权和经理层具有控制权，而所有权是产权的基础。这就明确了企业会计的目标是向投资人(当然也包括债权人)提供有利于他们了解企业资源是如何在配置和使用着，以及代理人受托控制和组织这些资源配置与使用时，是否忠实地履行了受托责任。因此，迄今为止，各国制定的，和IAsB与FAsB联合制定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都把“决策有用性”(主要是投资人的投资决策或扩大为包括债权人在内的资金供应者的资源配置决策)和“评估经理层受托责任” (也主要是满足投资人监督经理层降低代理成本，制约其侵蚀所有者权益的需要)列为财务报告的两大目标；同时按这两大目标，规定了财务报告应提供的信息主要是企业的资源、资源的主权以及由各项交易和事项引起它们变动的信息。通过财务报告列示的主要财务信息，投资人和债权人可以从中分析评估在委托与代理之间，已明确界定了企业资源的产权(属于投资人所有，但交由经理层控制使用)，并借助于各种合约(合同)找到恰当的制度安排之后，经理层是否能带来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效果(这对投资人和经理层都是有利的)，并进行相应的决策。如果投资人对所投资的企业尚无力控制，甚至尚不能施加重大影响，则他可以出售该企业的股票，转而把资金投向他所满意，即能最大化他的投资所得的企业。显然，投资人的决策，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一个企业产权的变化，从而推动企业通过新的产权界定，寻找成本更低的制度安排，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努力提高效率，增进效益。产权界定和制度安排是在确认交易成本不可能消失，但可以降低的前提下调节经济的一种力量。
　　由于斯密是在未发现市场经济下必然存在交易成本(即零成本)的条件下，才揭示“看不见的手”的规律，认为只要市场完全竞争，则任何个人或企业进行旨在利己的经济活动时，可以产生他所不适的，甚至并非情愿的利他效果。斯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实践所证明。然而现实的市场经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易，企业内部的交易都会产生交易成本，因而导致为了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产权界定与制度安排的科思理论。明确界定产权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必能降低交易成本，增大社会利益，所以由科思倡导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学说于是成为在认可交易成本的前提下的“看得见的手”。如果说，“看得见的手”是被科思发现的一种经济规律，政府自觉利用这一规律对市场进行干预是有效的，那么，它同斯密揭示的规律――“看不见的手”一起，(而后者即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运用得当(即个人或企业追求的利益必须合法合理，手段必须正当)，两者都能使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或企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使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
　　应当指出，斯密在发现“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时没有详细深入地探讨他的重要发现。科思则不同，科思在发现交易成本之后，却通过《社会成本问题》分析了问题的相互性。在这篇名著的开始和结尾，科思全面深刻地阐明“看得见”的理论的思想精髓。在这篇文章的开始，科思直截了当地提出“有待分析的问题”和“问题的相互性”。他以一个有害企业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为例，按照一般经济学家的观点，无非是要企业主对邻近居民财产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或征税或责令其迁走。科思认为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也不是人们满意的，因为这里的问题具有相互性。问题的实质是： “允许该企业伤害附近居民，或是允许居民伤害该企业，关键在于较严重的伤害”，后来科思又说：“我们在处理有伤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者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生产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遭受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科思认为，法院在判决时常常清楚地考虑到比较防止具有有害效果行为的收益与损失，但权利的界定也是法律制定的结果。科思把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则有些企业之所以会作出有害他人和社会的事(如污染环境)就来自生产要素即企业的权利。0科思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如果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正是该权利的行使使别人所蒙受的损失。”“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我们必须记住，将导致决策的改变的现行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变化。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当考虑总的效果。”
　　科思关于“相互性”和“力求得大于失”，以及“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等观点，不仅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对国家的宏观调控，都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就财务会计而言，科思的相互性的论述，也影响信息披露的内容。
　　在西方，有些企业财务报告中的自愿披露已包括企业的经济活动对社会影响――增加“社会效益”(福利)或增加“社会成本”的信息。
　　例如，企业基于自身资源配置和我们的需要，可能产生如下的正面结果，即增加社会利益。
　　1　不断地研究和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虽然有“专利法”可以保护发明者的知识产权，但或迟或早总会把这些新科技成果流转于社会，为其他企业所仿造，或在模仿的基础上研发出更新的成果，其结果是推动了社会科技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
　　2　许多企业都把员工(即人力资源)视为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员工的创造力，许多企业都花费大量资源去培训员工：把一般工人提高到熟练工人，把熟练工人提高为技师、工程师，甚至于提高到高级工程师。但员工的特点是具有流动性。他们不可能一辈子服务于一个企业。这样，提高员工的素质与水平，从客观上看，也是为社会增加无形财富。
　　3　企业为便利自己的经营条件，经常治理周围的河流，修建周围的道路，甚至设立专用的机场和码头。同样地，它会改善社会交通，增进周围的居民的福利(治理河流后还可能为周围居民带来清洁河流中的捕捞收入)。
　　另外，企业的生产活动也会给社会(特别是周围的居民)带来伤害。

　　1　一些能耗高、排放污染空气的有害气体多的企业会恶化空气、河流和周围环境。不仅降低空气质量，有时会赶走或消灭一些可保护生态环境的动植物。
　　2　能耗高的企业往往消耗的是不可再生的能源如焦炭、石油、柴油等，这也是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浪费。
　　3　有一些企业的产品是容易爆炸的危险物。这些产品保存在仓库中，若不十分小心谨慎或违规操作，极易引起爆炸，影响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类似上述情况的企业是餐饮行业，餐饮行业在营业期间，一直与火打交道。若管理不当，或缺乏严格的消防措施，引起火灾就会给居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上面所列举的只是极少数引起或可能引起社会成本的案例。每一个面向市场即面向社会的企业，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既要反映自己的经营活动可能替社会带来的福利，更应关注它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伤害。这些利益和伤害，即使不能用货币量化，只要有可能产生，应“警钟长鸣”，在财务报表以外，按“谨慎”原则，定性披露是值得鼓励的。
　　
　　五、结语
　　
　　总起来看，不论是斯密的以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看不见的手” (市场价格机制)的理论，还是科思存在交易成本的“看得见的手”，都是为了寻求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利益最大化。
　　现代企业经营的目的虽然仍是最大化利润，但市场参与者都了解，“利润”是账面的数字。一个企业在账面上有了利润，不等于有了等量的现金。除由于权责发生制使利润中的一部分存在于商业信用的各种形式如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之外，还由于操作衍生金融工具，一部分表现为不确定的金融资产(在最终净结算时，有可能转化为现金净流出)之中。此外，还由于计量问题(如按公允价值计量，须在当期损益中确认当期交易中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发生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而使利润并非全部是已实现或确定可实现的)。这样，利润并不等额于净现金流人。十分务实的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及其投资人，早已把企业的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现金净流入最大化。要求企业赚最多的利润，不如要求企业赚最多的钱(现金)更为实际!马克思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赚钱(G…G')是企业生产的最终目的。现金意味着财富，又是支付手段。充足的现金，既能保证企业有足够的流动性，可以顺利应付各项支出和到期的债务，又可适时捕捉获利的各种机遇。这样，才能赚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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