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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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晓河
2002年以来,中国GDP增长速度已连续4年超过10%,各年分别是10%、10.1%、10.2%、11.1%。2007年前3季度11.5%,全年预计11.5%。可以说国民经济在“超高空”运行。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存在“三喜”。比如,粮食连续第四年获得丰收,农产品供给充裕;经济效益全面向好,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当前社会消费在持续上升,城乡消费增长差距也在缩小。但经济发展也存在“四优”,即工业增长加速,产品供给热度较高;出口增长迅猛,外贸顺差大增;货币增速过快,投资增速依然过高;CPI走高,通胀压力在不断上升。
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超过3万亿美元,越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因此,现在有些专家认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是靠“双引擎”带动的。第一个是美国,作为需求方,通过创造大量需求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第二个是中国,作为供给方,通过大量地向世界供给低价的产品来支持世界经济增长。当前,中国作为“双引擎”中的一个引擎,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明显加快,但能不能持续增长?靠什么增长?这是需要关注的。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一种“投资打头、出口依赖”的增长格局。由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使得经济发展不断地积累起资金过剩、产能过剩、收入差距扩大、资源承载能力下降等一系列矛盾问题,同时过去依靠渐进式改革推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已经出现了弱化。面对这些矛盾问题,中国需要对矛盾问题深入分析思考,也急需进行新的战略选择。
一、流动性过剩:不断成长着的一座“金山”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需要思考的现象,这就是经济增长越快,外汇储备增加就越多、人民币储蓄增长也越高。这给经济发展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按道理讲,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国内资金应该存在双缺口,即外汇短缺、国内投资不足。但中国恰恰相反,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外汇和国内投资不但不短缺,还表现为双剩余。到2007年9月,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4.336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居世界第一。9月末全国银行人民币储蓄存款38.3万亿元,存差12.4万亿元。在巨大存差压力下,金融机构通过各种形式向外“赶贷”,将贷款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和大的垄断行业集中,形成潜在的投资冲动。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资源价格、资产价格、股票市场开始大幅度急剧上涨,如沪市从2005年7月11日的1.062,5点上升到2007年9月10日5.355点,10月一度突破6.100点,在股市虹吸效应作用下,大量人民币存款出现了搬家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安排存在问题。比如说老百姓有钱不消费或少消费,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从1999-2006年,每年全社会消费增加额仅仅是储蓄增加额的1/2、甚至1/3,2006年,全中国居民储蓄额增加了2万多亿元,而消费额仅增加了9.233亿元。有人说储蓄额增加是居民增加的,实际并不如此。我国储蓄增加,不但有城乡居民的贡献,也有政府、企业的贡献。到2007年9月底,企业存款13.33万亿,占全国的34.8%;政府机关存款是3.9万亿,占10.2%;老百姓的存款16.9万亿元,占44.1%。
二、产能过剩:不断成长着的一座产品“大山”
在大量资金过剩的情况下,银行由过去的吸储变成“赶贷”,这些资金不断流向资源、资产和股票市场,而且还源源不断涌向生产领域。当涌向生产领域的资金迅速形成产能后,在社会总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工业品增长速度持续快于需求增长,从而导致我国工业产能过剩。比如,目前电解铝、钢铁、水泥、汽车、冶金、部分化工行业、家电行业甚至纺织行业都存在超过消费增长的矛盾。2006年,我国生产了4.67亿吨钢材、12亿吨水泥、150多亿件服装,10.350万台微电脑、9.390万台彩电、5.1亿部手机、空调器7.943万台,大量工业品被迫出口国外。比如,06年国内只销售了10.919万部手机,出口了38.549万部(含车载无线电话),出口钢材4.30017万吨;由于产能增长过快,每年我国还有大量服装、鞋帽及电子产品向外出口。比如,2005年我国向国外出口电扇54.044万台、DVD播放机14.594万台,23.000万台无线电话、770万辆摩托车。
当前,我国形成了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循环链条,这就是:储蓄增加――产能投资增加――消费不足一增加出口――外汇剩余――贸易磨擦。为了解决内外需失衡矛盾,增加国内需求,国家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社会福利结构制度无大变革的情况下,又形成了第二次循环链条:居民增加收入――再次增加储蓄――产能投资再增加――消费仍不足――再增加出口――外汇剩余继续增加――贸易再磨檫。其实,近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并不低,关键是我国的收入和消费政策对消费激励不足,无法将社会收入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当前,我国的产能过剩还在不断积累,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正在由某一方面的过剩向全面过剩演变;二是有一部分工业已经明显过剩,即“即期过剩”,而另一部分工业正在积累过剩,是潜在过剩或者“预期过剩”;三是我国工业产能过剩虽然有些行业是在市场作用下出现的,但不少行业是在各级政府鼎力支持下形成的。
三、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在全面扩大
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态势既存在于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于再分配领域中。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政府收入所占比重在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中在不断下降。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2006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3.5%升到2006年的18.8%,而居民所占比例则从76.5%下降到71.3%。6年间,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5.2个百分点。
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近几年,尽管我国政府采取了大量措施以增加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扩大了。从表2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00年还是1:2.79,到2006年扩大到1:3.28。2007年,由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更快,两者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仅表现在相对收入水平上,还表现在绝对收入差额方面。比如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出4.026.6元,到了2006年却高出了8.172.5元,扩大了一倍。
根据社科院有关研究,在考虑
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目前城镇居民的年人均“暗收入”大约为3.600元,这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在1:4.2以上。
第三,城乡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按照5等分法(见表3),城乡内部的高低收入之间差距也是在扩大的。比如:城镇高低收入从2000年的3.61倍扩大到2006年的5.56倍,农村内部的高低收入也一样从6.47倍扩大到7.17倍。
在城市内部,据统计,2000―2006年,20%的城镇低收入人口人均收入由3.121元增到4.567.1元,年均名义增长6.5%,而20%高收入人口由11.299元增到25.410.8元,年均名义增长14.5%。而困难户与最高户收入差距为12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职工年收入为1万左右,大企业5―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据媒体报道,2005年中国建行行长年收入110.5万元,董事长85.4万元,民生银行行长191.61万,三位副行长110万,深发展行长996万元,中行行长152万元。而这些垄断行业获得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垄断获得的,而不是靠市场竞争取得的。
在农村内部群体,2000―2006年,20%农村低收入者人均纯收入由802元增到1.182元,年名义增长6.7%,而20%高收入者由5.190元增到8.475元,年名义增长8.5%,差距由6.47倍扩大到7.117倍。
另外,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也是扩大的。据有关资料统计,到2006年,甘肃省城镇居民收入与上海收入差距达1:2.31,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上海差距达1:4.28。
总体来说,当前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极度繁荣,一方面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2006年,按照国家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5,698万人,其中绝对贫困2,148万人,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下城镇居民有2,000多万人。若按世界银行每人每天支出1美元贫困线衡量,目前我国约1.3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10%以上,贫困依然严重。当前,我国面临的棘手问题是,经济越发展,收入越向高收入群体、发达地区集中,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公平地让各个阶层群体分享。在社会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收入向高收入群体和发达地区集中,会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这会使社会特别是高收入群体将更多的收入变成储蓄,进而形成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生产能力,加剧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还会使社会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足,抑制购买力的提高,这又直接影响了国内消费,造成国内投资与消费的失衡。
四、环境超负荷:资源承载能力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令世界注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缓慢,使得经济增长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有关统计,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仅为5%,但石油消耗占到世界消耗的比重为8.19%、原煤消耗占34.44%、钢铁占27.73%、铁矿石占34.82%、氧化铝占20.43%、水泥占44.58%。2000年以来,由于国内资源满足不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我国进口的能源、矿石及原材料的数量成倍增长,对外依赖度迅速提高。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进口的原油从7,027万吨增加到14,518万吨,增长1.1倍,成品油从1,805万吨增加到3,638万吨,增长1倍,在2006年的石油消费量,进口石油已占国内消费的55.8%;进口氧化铝从188万吨增加到691万吨,增长2.7倍;进口铁矿砂及精矿从6,997万吨增加到32,630万吨,增长3.8倍,进口比重超过需求量的超过50%。近几年,由于中国大量进口资源性产品,已引起该类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与此同时,土地、水资源的严重稀缺,也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高度制约。1998年以来,我国耕地净减少一亿亩,人均耕地由53年的2.82亩下降到1.4亩。今后如果每年各种占地数量控制在500万亩以下,到2020年,考虑占补因素,中国耕地数量还将减少5,000多万亩,耕地的减少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或将带来很大威胁。对我国来说,水资源比土地更为短缺。我国属于水资源极为稀缺的国家,每年因缺水农业损失500亿元,影响工业产值2,000亿元,全国660多个城市有60%缺水,110个严重缺水。2006年全国水资源总量25.500亿立方米,比上年减少9.1%,人均水资源1,945立米,比上年减少9.6%。当年全国有3,578万人、2,936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3亿人引水不安全。根据计算,到2020年我国可供水资源量仍将小于需求。既使南水北调中、东线工程全部竣工,华北地区遇到干旱仍然缺水。
经济高速增长还对环境带来巨大压力。2006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2,589万吨,烟尘排放1,089万吨,明显超过环境理论容量,由此产生大量酸雨,全国酸雨区面积已占国土1/3,具环境部门监测,全国696个城市中已有51%出现了酸雨。全国城市河段90%以上污染,每年草原退化200万公顷,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漠化面积174万平方公里。2007年太湖水污染造成200万人饮水困难;6月15日遵义空中弥漫“毒雾”,6月12日浏阳河污染(氨氮、高锰酸盐、溶解氧、总磷、挥发酚超标),导致5万人供水中断。河南黄孟营村过去十几年,因淮河水污染患癌症死亡118人。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因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每年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5%。
为了控制经济发展对环境带来的破坏,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2006年单位GDP能耗由前3年分别上升4.9、5.5、0.2转为下降1.33%,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幅减缓,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由上年增长5.6%、13.1%减为增长1.2%和1.8%,但仍然没有实现计划4%和2%的目标。当前,我国面临的挑战是,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社会的全面繁荣,另一方面也给环境污染和治理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五、渐进式改革对增长作用减弱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渐进式的改革。渐进式改革是从易到难、从农村到城市逐渐展开的。三十年的改革,使广大老百姓从中获得许多好处。但是三十年的渐进式改革带来的好处,在不同阶段各个群体受益是不平等的。首先是在改革初期,农民和城镇职工通过推行不同形式的承包责任制改革获得了大量好处,后来随着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下向上转移,精英层从改革获益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获得的改革好处比工人、农民要多得多。但是,目前容易改革的领域已越来越少,而亟待改革的难题却越来越多。在弱势群体和“三农”普遍要求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情况下,从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获益较多的精英阶层(群体)改革动力不足,不愿推进改革,甚至有些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还打着改革的旗号强化部门和个人既得利益,无形中阻碍了改革进程。所以,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快速发展,仅仅靠以往渐进式改革推进是不行的,还需要整体改革和突破式改革。因此,今后渐进式改革要与整体改革和突破式改革相结合。改革的路线要进行整体设计,包括对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服务机构改革等等,都需要进行整体的深入思考和设计,改变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矛盾。
近年来,国家相继实施了“两个闸门、一个门槛”宏观调控措施,紧缩银根,控制信贷,收紧“地根”,抑制产能过剩,以解决经济运行中投资与消费失衡、内需与外需的失衡问题。这些措施非常及时、正确,对刺激消费、抑制投资增长非常有利。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必须将短期政策调整与长期政策安排相结合、将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的阶段了。从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三条途径来实现:一是规模扩张;二是结构转换;三是制度创新。在前3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第一条和第三条结合。而今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恐怕主要要依靠结构转换和制度创新来取得。因此,加快体制改革,更新改革方式,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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