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城乡二元结构实证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罗　哲

　　内容提要：通过计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探讨了甘肃在面临城乡社会“普世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其城乡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和二元结构问题，包括城乡产业经济、城乡居民收入、城乡社会发展、城乡互动与关联等方面的多重差异。如何通过选择具有特殊性城乡协调发展策略，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相互依托、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运行机制，最终实现甘肃城乡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构成本文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甘肃；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发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4-0126-07
　　
　　1.问题的提出
　　
　　城市作为与乡村根本不同的地域经济实体，一经确立就面临着与农村的关系问题，这使得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历史表明，城市产生以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联系、经济关系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重要意义是非同一般的。马克思曾说过，城乡关系的面貌一经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工业化实施重化工业超前的发展战略，跨过了轻工业为重心的发展阶段，并实行集中的计划体制和城乡分割政策，逐步固化并强化了二元结构，使城乡二元结构成为我国城乡关系的突出特点。深居内陆的欠发达省份甘肃，其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至今，二元结构仍表现为诸多方面的胶合：城乡生产方式的二元――在兰州、天水、白银等区域中心城市已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发展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生产方式，但在农村特别是民族地区仍然广泛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城乡生活方式的二元――随着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已开始进入现代城市文明，但在广大的农村，农牧民大部分还处在农耕文明阶段，远离城市文明；城乡收入水平的二元――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生活差距和财产差距；城乡市场的二元――城乡居民消费的产品及其档次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城乡宏观政策的二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由政府承担，而农村则由农民承担，显示了对农村的政策性差别待遇；城乡就业的二元――城市就业主要是对城市居民的，农民进城就业甚至务工都要受到种种的限制。面对以上诸多城乡二元结构与体制问题，甘肃的城乡发展步伐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区域。如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和谐社会构建以及西部开发中，实现甘肃城乡一体化融合，成为甘肃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中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
　　
　　2.计量分析：甘肃城乡二元结构现状与问题
　　
　　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是协调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有效途径。甘肃城乡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衡量和反映这种现实差距是进一步优化甘肃城乡区域发展的基本依据，也是作者分析和探讨甘肃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逻辑起点。借鉴现有有关城乡关联与互动发展的重要研究成果，从城乡系统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探求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的表现方式及其影响该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就可以对甘肃城乡关联发展做以定量分析。
　　2.1 产业经济二元发展结构
　　长期以来，甘肃一直是工农业生产原料的输出地，交通条件的限制使得许多物资无法外运，造成极大浪费。甘肃农业大多以家庭小规模经营和手工劳动为基础，土地产出率并不高，农村市场疲软，使得落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成为甘肃城乡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障碍，引起整个市场疲软和工业基础不稳定。而且，由于工业结构以资源开发型的重工业为主，形成了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不同步的局面，造成城市与乡村两大板块自成体系，相互分割，缺乏应有的产业经济关联。通过城乡就业结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分析，可以发现甘肃现有产业结构对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而且由于城乡产业结构变动程度的不同，甘肃形成三种经济类型：城镇经济类型、交通主干沿线经济类型、乡村经济类型，每一种类型的区域中产业部门的增长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都存在差异，产业结构变动与甘肃城乡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作者认为，甘肃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仅体现在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大企业与小企业）、技术结构（传统技术与高新技术）和人力资本结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上，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国有化程度或者说所有制结构是甘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和影响甘肃城乡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
　　
　　从就业结构分析，2003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为49.1∶21.6∶29.3，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例接近50%，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呈现结构上的二元特征，“一方面是少数完全西方化的、衣冠楚楚的当地人，他们在西方大学受过教育，讲西方语言，以贝多芬、穆勒、马克思或爱因斯坦为光荣；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世界的乡下人”①，就业人员的结构特征也反映了经济结构上的二元特征。
　　分析表1、2的数据不难发现，甘肃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例甘肃接近60%；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维持在16.5%；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在27.7%，接近全国该类指标。2003年按城乡分，甘肃城乡就业人员比例为19.44∶80.56。这种按三次产业分的就业人员结构能够说明甘肃二元经济结构，大量农业人口构成产业大军的较大比例，从事较低水平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发展水平低与第三产业较高的虚拟成分并存。如何实现农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的顺利转移和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成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走向融合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成为甘肃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关键推动力。
　　说明：工业从业人员中包括村及村以下办的工业从业人员。本表分行业从业人员是按从事的主行业划分的，如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的，仍作为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
　　甘肃乡村就业人员的较大比例反映了其城乡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大量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业部门，乡镇企业普遍发展滞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与向工业部门转化能力弱小。就乡村内部按行业分，甘肃从事农林牧渔业人员占乡村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甘肃为72.42%，该比例大于70%以上，反映了甘肃乡村就业人口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而从事其他非农产业的人员主要分布在建筑业、工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尽管乡村就业人员从事的产业趋于多元化，但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绝对数及其所占农业人口的比例还非常小，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甘肃农民较为单一的就业格局和农村落后的发展现状，进而影响了甘肃及其与其他省区际之间的城乡社会经济文化联系。
　　2.2 城乡二元结构对比
　　为了进一步说明甘肃经济结构的二元化程度，作者利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等指标对甘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差异作一分析。数据分析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制度供给使此后20多年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但农业对GDP的贡献份额在逐步减少，与此伴随的是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逐步扩大，使得经济结构变得日益偏离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城乡经济交往逐步割裂，连通城乡的渠道被取消，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形成了对立；20世纪70年代末期，伴随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结构有所改善，城乡交流日益增强；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急速下降，农业对GDP的贡献份额也在迅速减少，与此伴随的是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逐步缩小，但这一时期市场化取向的经济社会改革以及外部因素的冲击，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较大的改善。

　　
　　说明：比较劳动生产率为某一部门的收入比重与该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比重的比值。该表中二元对比系数=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其值越小，说明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大，亦即经济结构的二元差异性越强；反之，其值越大，说明二元差异性越小。二元反差系数=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农业部门GDP比重，其值越小，经济的二元性越不明显。数据来源于孙海明主编《200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国内及国际区域合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4：136-137.
　　
　　分析不难发现，甘肃城乡经济结构的二元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变化趋势不尽相同。横向比较二元对比系
　　数可以看出，1978~1980年，二元程度最高的是云南（0.1259）；1981~1985年，二元程度最高的是甘肃（0.1189）。从时间变化角度看，全国的二元对比系数变化趋势是先明显上升，然后轻微下降，再轻微上升，甘肃与全国变化趋势一致。另外，1978~2001年，甘肃的二元对比系数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元对比系数的上述变化，其原因可能相当复杂，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发展基础与当地的资源结构特点对二元对比系数的改变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人口因素对于城乡结构的改变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农村人口的增加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是背道而驰的。
　　
　　甘肃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分割体制的主要危害是造成甘肃城市化滞后，阻碍甘肃农村经济结构转换和发展，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结果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的严重错位，形成所谓“工业强省、农业社会”扭曲的社会结构，而且造成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下降。农业对于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又十分有限，致使甘肃城市化的起步艰难。
　　2.3 城乡居民收入二元结构
　　如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发现甘肃和整个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1997年以来呈现持续急剧扩大的态势。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97年的2.47∶1扩大到2003年的3.23∶1；1998~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量仅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量的15%。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收入数据中的不可比因素，考虑到平均数对于实际收入差距的掩盖作用，城乡居民之间实际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数据显示的结果。从可比口径看，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已达到5∶1乃至6∶1，这种差距甚至是世界上最高的②。
　　
　　更为严重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的问题在甘肃显得更为突出。从甘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析，1999年甘肃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 357～1 843元之间，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087～5 409元之间，东部地区与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最小差距为1.1倍，最大差距约为4倍；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是4 473～69.9元之间，而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是4 899～10 932元之间。2002年西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 26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6元，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23，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43个百分点，反映了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更大差距。
　　从2003年甘肃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来源看，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较大比例，基本保持在70%-80%，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大体在10%~20%左右，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例不大，这也反映了甘肃城乡收入的较大差距主要在于城镇居民稳定且具有刚性的工薪收入保障和其他乡村所不具有的较多转移性收入，而农民所从事的弱势农业生产经营经常面临较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加之农民大多数滞留在农村和农业部门，其收入来源必然较少，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绝对性地扩大。
　　2.4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二元结构性偏差
　　与收入直接相对应的是甘肃农村消费水平偏低，城乡居民在消费领域的差距甚至比收入差距更大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由1985年的2.3∶1扩大到1999年的3.5∶1。2002年，在居民消费中，农民消费占46.3%，比1978年的62.1%下降了18.5个百分点；2000年，农村人均消费总支出1 670.13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水平的1/3。从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看，2002年全国该系数为37.7%，甘肃低于该水平2.0%～6.2%，西部其余省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较低的生活水平与低下的生产率水平、人口沉重的赡养负担、对农业生产的严重依赖以及在全国处于劣势的发展地位交织在一起，反映了甘肃城乡居民普遍较低的生产生活水平，表明改变甘肃城乡的落后尤其是农村的落后状况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说明：上年指数=100。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分析，农民与市民人均消费的差距食品为1∶2.39，衣着为1∶5.22，居住为1∶1.94，家庭设备及服务为1∶5.82，医疗保健为1∶3.63，交通通讯为1∶4.24,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为1∶4.93。
　　在体现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通讯、医疗、文化教育及服务等方面，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差距格外明显。研究分析发现④，同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组比较，农村人均消费水平甚至比城市最低收入人群还要低。
　　对于甘肃的城镇居民消费关系，作者再从城镇居民对于工业品和农产品数量的消费进行分析。表10、11的数据表明，甘肃1990～2003年期间城镇居民家庭对于农产品的购买量占全国的比重较小，主要农产品的消费数量所占比重都在1%左右，且保持基本稳定。对于工业品的购买则表现出有趣的现象，即对于自行车、洗衣机、彩电等工业品的购买量逐年下降，如摩托车从1990年占全国比重的1.11下降到2003年的1.04，自行车从1990年占全国比重的0.93下降到2003年的0.84；而对于家用电脑、移动电话等现代高科技电子信息产品的购买量却在逐年增加，如电脑从1990年占全国比重的6.55上升到2000年的18.23，移动电话从1995年占全国比重的0.66上升到2002年的0.90，其上升比例都较大；对其他主要工业品的消费则变化程度增减不一。
　　2.5 城乡发展环境与现代化程度的二元差异
　　截至2002年底，中国农村还有184个乡镇、5万多个行政村和大量的自然村不通公路，即使通公路的行政村也有45万个不通沥青或水泥路，最为典型的是“晴通雨阻”，这种现象在甘肃的黄土高原、民族地区农村表现更为明显；至于自来水饮用、清洁能源燃料使用、卫生厕所普及率、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废物垃圾处理、医疗保健条件等方面，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发展环境与城市和市民相比，差距就更为明显。例如，农村婴幼儿死亡率高于城镇水平，农村人口的疾病死亡率是城市人口的2倍多，农民小病靠熬，大病无力治疗，因病致穷的现象十分普遍；同时，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整体上偏低。农村发展环境的改善滞后，导致农村产业经济发展无力，金融支持弱化甚至缺位，加之政府公共品的投入偏重城市，使得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日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进一步加剧城乡发展差距。另外，由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及其积累低下，农民医疗保健、健康教育、权益保护等跟不上，使得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在落后而缓慢发展的农村从事着弱势的产业进而缺乏政策制定和政治影响的话语权，最终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进程，越来越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发展的动力保障和相关支持越来越缺乏。

　　2.6 基础设施和城乡社会二元发展差异
　　以交通干线为主的基础设施对区域城乡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它构成城乡经济增长中供给基础的主要部分。交通条件的改善对于提高生产率、促进城乡经济交流以及形成和增强区域吸引力和比较优势、扩大经济规模和促进城乡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积极作用。从甘肃全社会客货运量和周转量看，由于自然地理环境较差，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网络尚不健全，使得甘肃客货运量及周转量居于西部后列；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四川、广西、陕西等省区的客货运量及周转量则较高。可见，基础设施的完善尤其是重视交通条件的改善对于促进甘肃城乡和甘肃与其他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意义重大。西部大开发以来，因交通条件的改善而引起甘肃经济发展的实践便是证明。
　　表12数据在反映西部各省区外商投资和旅游创汇收入的同时，可以看出区位因素对于外商进入某一区域的影响程度，越是远离东部地区，越是处于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外资就越难以进入，甘肃的外商实际投资远远低于西部其他省区，而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较好的四川、陕西、广西、内蒙古等则基本处于西部前列。旅游产业发展方面，甘肃现有的旅游资源优势尚未转化成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在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的前提下依靠朝阳产业生态旅游促进甘肃城乡经济发展是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和亮点。
　　
　　城市化的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工业化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甘肃城镇化是其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甘肃目前城镇化起点低，城镇体系结构不完善，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而且内部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大，其发展水平大致只相当于东部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⑤。数据表明，1998年甘肃超过200万城市人口的超大城市没有一座，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仅有兰州。如前文分析所述，在甘肃的城镇体系中尚缺少中等城市这一层次，从而影响了整个城镇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由于甘肃城镇地域分布相对集中，加之辐射半径有限，因而缺乏对农村小城镇发展的带动作用。以上数据说明，甘肃城镇化水平的滞后直接影响甘肃城乡经济发展，影响甘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2.7 城乡互动与关联分析
　　由于城乡资源、人口、经济、交通、教育、社会、文化等指标体系突出了与城乡发展密切相关的城市化与城镇体系、区域基础设施、经济技术联系等方面的指标，因此，始终把城乡协调发展、城乡融合以及城乡统筹、区域统筹政策理念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城乡互动与关联分析指标体系的各个层次，就能够系统反映甘肃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目标与指标体系之间的支配关系，并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可测性和可操作性。城乡关联度的高低，综合反映了城乡关系发展的程度即城乡之间要素流转程度及协调程度。城乡关联度函数用线性加权和表示为：C=W1* U1+W2* U2+…+Wi* Ui.式中:Ui―第i个评价指标的数值,Wi―第i个评价指标的权重。评价指标是不等权的,应用综合指数法评价时最关键的是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它对于评价成果的准确性有直接的影响。
　　
　　以上研究表明，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地域社会经济过程，其本质是城乡的联系程度。因此，运用城乡关联发展理论及其指标体系，就甘肃城乡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这对于实现城乡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空间表达、把握城乡协调的过程与阶段性、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乃至实施城市化发展的宏观调控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⑥。
　　3.政策含义：促进甘肃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甘肃必须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并进的方针，注重以城带乡，用城市的工业经济带动农村的工业发展。城市工业企业要采取各种方式向农村扩展自己的生产要素，采取各种合作方式促进农村工业发展。有些城市工业企业可整体转移到农村，有些可以把某些零部件的生产扩展到县区，城市工业生产的某些环节和辅助产品可由农民和乡镇企业来承担。这样做有利于消除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可以在工业领域缩小城乡差别。农村要大力推行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在农业产业化和乡镇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工业布局的集聚和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形成若干以经济带和经济集聚点为核心的小城镇。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甘肃城乡协调发展中的增长、聚集、辐射中心都以城市为主，或以城市为主要依托。因此，不充分发挥城市的辐射、扩散功能，城乡二元的融合实现就缺乏核心。从这一角度看，城市辐射扩散也就具有甘肃城乡关系协调演进的基本属性。
　　不仅如此，甘肃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背景下，利用企业――产业――城镇――市场推动手段，既能发挥市场的导向和纽带作用，又能培育农村、城市两个市场的成长、完善，从而为城乡共荣提供环境支持。从这一角度看，网络化模式正迎合了甘肃城乡关系协调演进的基本要求。
　　基金项目： 甘肃省软科学重大项目“甘肃城镇化道路的正确选择”（项目编号：4RS054-A65-111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 释：
　　①［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3：49.
　　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统筹城乡发展研究［R］.2005/10.
　　③作者调查发现，影响农民消费品购买的最主要因素是价格，而价格一定程度上与商品的品牌、质量、安全性等正相关。因此，较低的收入导致农民购买的商品大多为问题商品，城市中无法藏身的假冒伪劣产品大多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向农村。同样，农民为了自己生产的优质农产品得到较高的出售价格，一般都不能也不愿意自己享用而通过流通领域转向城镇居民的消费领域。
　　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法案的思路和对策［R］.2005/10.
　　⑤傅琼.试论我国西部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J］.农村经济，2004，（4）：83-85.
　　⑥战金艳,鲁奇等.城乡关联发展评价模型系统构建――以山东为例［J］.地理研究，2002，（4）：495-501.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城市与乡村［M］.科学出版社，1996.11.
　　［2］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7.
　　［3］周叔莲，郭克莎.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6.
　　［4］王积业.我国二元结构矛盾与工业化战略选择［M］.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12.
　　
　　［作者简介］罗哲（1972-），男，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
　　［收稿日期］2007-05-18（责任编辑：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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