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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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本刊编辑部
油价破百 中国如何应对
对于直接的能源价格上涨压力，我们需要的是坚决地提高成品油价格，以此激励企业和居民实行节约能源的生活、生产方式，某些高档写字楼室外寒风呼啸、室内恨不得开电风扇乘凉的现象不应继续下去了。此外，某些媒体对提高成品油价格一概攻击为“垄断巨头掠夺消费者”，这种说法也有失偏颇。客观地说，通过提高能源价格来鼓励一种集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来说，是极其有必要的。
对于缓解食品拉动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采取的取消粮食产品出口退税、实行出口配额制度都是必要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粮食出口和价格的限制？直至将出口限制推广到赖氨酸、VC、乙醇等下游深加工产品？这样做恐怕就有些走火入魔了，因为深加工应该是我们所鼓励的，对提升我们的产业层次、增加农民收入都有利。如果油价上涨、进而带动粮价上涨是一个长期现象，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过多地试图压制粮价上涨，无论世界市场粮价如何上涨，我国也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在限制粮食及其深加工产品出口方面做得太多并不好，不如把重心转移到补助受冲击最大的弱势阶层上面。
梅新育（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通胀环境下的民生保障
由于政府可以无限发行货币，理论上说，通胀必然也反映为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再分配过程，相当于一种税收，自然会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和需求。既然如此，如果政府重视民生，就应该降低这种“通货膨胀税”，并把财富还给民间。对此，一方面在税收方面，政府应根据通胀率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纳税档次和起征点、免征额等，从而防止随中低收入者的名义货币收入增加，导致其按较高适用税率纳税。例如，美国在通胀发生时，就经常增加个税的减免、抵扣额，并扩大低税率的适用区间。另一方面，由于低收入者抵御通胀风险的能力较弱，政府也应该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增加通胀因素的考虑，尽可能使受到通胀影响最大的群体获得社会保障的支持，如欧美国家流行的、对低收入者免费的“食品银行”，都是可行的选择。
另外，还应注意在通胀环境下，垄断可能对公众带来更大损害。由于我国很多市场的竞争性都还不足，因此上游垄断企业可能会把通胀成本向下游转移，行业垄断企业可能会向消费者转嫁负担。这些都会使小企业、私营业主和普通人成为受害者。
总之，在通胀发生时，政府的作为并非只是控制物价上涨，而应该在通胀持续的环境下，以积极的、制度化的手段，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弥补低收入者所遭受的痛苦。
杨涛（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
富政府是经济的稳定力量吗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不但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减弱，反而有更加强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越来越富有，干预经济运行的实力大大增强。政府干预经济的最大危害是容易助长投资者的道德风险。随着政府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市场和投资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预期在不断上升，出现了回报与风险之间的割裂，由投资者享受投资收益，而由政府承担投资风险。也就是说，政府越富有，市场的风险可能反而会越集中，宏观经济出现宽幅波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市场主体道德风险的泛滥可能损害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效率，这是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的主要原因之一。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保持前后决策的一致性，可以帮助培育市场预期，让合理的市场预期调节投资者的行为，提高政府调节经济的效率。
沈明高（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经济学家）
财政超收趋于常态化
预算机制形同虚设
迄今为止，对于增收的经济社会效应的论述，多是从增收的用场上来归结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国库中的资金充裕了，政府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这在各方面的民生欠账颇多、城乡与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显著，亟待政府动用手中财力去偿还欠账、填平差距的背景下，无疑是件利好的事情。照此推论，增收不仅值得追求，而且多多益善。
但是，增收终究是有归宿的，它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在既定的GDP盘子内，财政收入的规模大了，企业和居民的收入规模相对就小了。财政收入的增速快了，企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速相对就慢了。财政收入占的份额多了，企业和居民收入占的份额相对就少了。从此增彼减、此快彼慢、此多彼少的关系链条上考虑问题，不仅多少令我们对资源配置格局呈现的“体制复归”势头萌生忧心之感，而且对当前面临的诸如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对增长不快、储蓄率偏高、国内消费率偏低等方面的矛盾有了新的体会。
事情还有复杂之处。每年的财政增收可以区分为两部分，除了已经纳入预算的、并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审批的所谓计划内的增收之外，还有一块儿数额颇大的、处于预算框架之外的所谓计划外的增收――“超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增收，对于政府而言，“超收”是一笔可灵活调动的机动财力，或者，突破了人民代表大会预算授权的控制而形成的意外之财。亦不同于预算法治健全国度的处理方法，在我国现行的预算约束机制下，“超收”的动用和决策基本在行政系统内部完成，并不纳入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视野。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持续十几年之久的“超收”与“超支”之间的关系格局延续下来，在政府部门眼中，“超收”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经常性收入”项目。有超收正常，没超收反而不正常，“超收”已经趋向于常态化。这不仅使得政府预算的监督制约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走了过场，形同虚设。而且，也使得预算法治一再受到挑战甚至处于极度尴尬之中。
再进一步，在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和财政预算制度的不规范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并且，循着“增收”→“增支”、“超收”→“超支”的关系链，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在过去13年间已经获得了迅速扩张。在2006年，整个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越30%。可以发现，我国的社会资源配置呈现了某种“体制复归”格局。而且，往前看，这种势头有着越来越猛烈的迹象。
高培勇（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
财税制度助推房价
建议允许地方发债
目前中国房价偏高主要是由地方财税制度决定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存在支出，但是却没有有效的融资方式来保持财政平衡，造成融资结构不对称；于是地方政府通过地价上涨获得税收。这是一种“最低效率的收税”，从长期看不是好事。可借鉴美国在此方面的经验，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进而消除地方政府在地价上涨中的推动力作用。“最终中国房地产市场改革取决于中国地方财政的改革。否则再过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是老样子。”
目前政府推出的收紧银根等措施短期有可能导致房价硬着陆。房地产的短期宏观现象与结构性问题要分开看，中国现在很多调控是针对短期过热的现象。对于当前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地价很高的情况下，调控力度这么大，需要警惕出现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谢国忠（知名经济学家）
不能再错失结构性改革的好时机
很多人会认为，对新一届的政府而言，社会的和谐和民生问题比结构性改革更重要。但是，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中国当前阶段最大的民生问题，是就业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这要依赖就业创造，而就业创造离不开私人部门的进一步扩张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国经济当前最需要的是私人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扩张，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人口。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不完成结构性的改革，不扩大私人部门，缩小公共部门，就不能建立起一个市场的经济体制。
现在该是重启结构性改革议程的时候了，这次的重心是公共部门中最核心的部门――政府部门：压缩政府规模、改变政府在经济中的垄断职能，让政府回归公共服务及在公共品提供方面的重要职能。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现有公共部门的生产性支出和垄断，以及公共部门的体制刚性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垄断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会使政府出台越来越多的反市场化政策，抑制私人部门的发展和就业创造的能力。那样，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就可能进入另外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十字路口。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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