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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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本刊编辑部
假日经济实为规模浪费
根据1999年9月颁发的国务院“假日办法”，中国公民每年享有114天假日――这让我们成为按照闲暇时间衡量的最奢侈的民族。为消耗掉这些闲暇时间，按照违背了市场运作基本原理的“管理消费”的思路，举办一系列“黄金周”。每年三个“黄金周”就消耗了除其他假日之外全年劳动时间的大约1/10。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这一形式的浪费主要表现为闲暇时间的浪费。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你度假愉快吗？不愉快，因为遭遇了太多的低质量服务。可是，你不出去度假吗？不，因为假期太长。
在政治经济学的古典阶段我们就已经懂得，闲暇时间的浪费就是劳动的浪费，因为闲暇时间是劳动者为重新提供精力充沛的劳动时间所必须的休息阶段。在这一意义上，闲暇时间的大规模浪费，等价于劳动质量的不断降低。
消费的良好模式，也是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模式，是平滑、稳定、遵循“生命周期”的消费。在讲究效率的社会里，宏观上看，群体总是试图把波动的消费总量分摊到更长的时期内―通过消费的个体差异或通过消费的时间差异，使需求总量变得更加平滑和更加稳定，哪里会有“黄金周”这样的群体消费模式？还是把自由选择的权利交给消费者自己来得更好，也更有效率。政府需要做的，是确立“弹性假日”制度。
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宏观调控旨在“以时间换空间”
调控经济过热一波接一波，可供决策层使用的手段日趋减少，中短期调控政策遭遇坚硬的体制性外壳一次甚于一次。解释中国经济的种种现象和矛盾，比较管用的只能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正因为投资主体是错位的――是反市场取向的，所以才会出现西方人使用金融杠杆很灵验，中国人使用金融杠杆往往淮橘北枳的尴尬。金融杠杆难当大用，政府的最后一招就是行政命令。行政命令看似玩硬的，其实更软。面对地方政府阳奉阴违，铁拳遇到棉花包，弹性十足却“无伤大雅”。
当下的中国，调控经济过热看似目的，其实本该只作为手段。真正的目的，本质上该是“以时间换空间”。“时间”――损失部分发展机会、增大部分机会成本；“空间”――以牺牲部分发展机会和支付部分机会成本为代价，换取深化体改的空间。此“空间”是物化的：如减少管制，增大自由竞争；削减审批，降低市场准入寻租成本；让民资自由创业，开辟地方财政正当来源；发展民营金融，而不是整天为国有金融提心吊胆；与其为股市有无泡沫打口水仗，不如抓紧颁行中国的《萨班斯法案》等等。所有这些换取的“空间”，概括起来就是致力于市场体制、市场规则、市场秩序的建设与完善。
鲁宁――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
国家药监局的教训
人们问：药监大权向一个政府部门的集中，是不是还不如原来由两个部门分别来管更好一些？“部门扯皮”固然令人望而生畏，但“扯皮”至少也增加了肆无忌惮的贪渎行为的麻烦。人们也问：从药品研发到生产、再到流通的认证制度，除了激发新的寻租动机，对药品的品质保证，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
在我看来，国家药监局大案的真正教训，是我们究竟怎样看待医药、医疗体制中的“政府”地位。在抽象的意义上，天下“政府”都是一样的，但是，实际的政府总是具体的，总因为实际约束条件的不同而各不相同。照抄条文容易，讲一套什么“模式”也不难，但约束政府的那一套条件却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一并搬过来的。
郑筱萸案再次提醒公众注意，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对政府部门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依然是我们这个转型经济社会中最为薄弱的一环。给定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上述约束条件的现实，在医药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除了“加强监管、然后加强对监管的监管”这样一条思路之外，还必须考虑另外一条思路，就是“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行政监管，从而减轻实际上很难执行的对监管权的监管负荷”。一面看着权力寻租现象日盛，一面却设计出把更多资源交付给行政权力部门支配的“方案”，算不上是一种对人民、国家和社会负责的态度吧？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如何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
对于一个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我国在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以后，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在下降，新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的重要性在提升。如何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国际上有新型工业化模式，即所谓的“市场增进型”。这种模式强调政府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是培育市场，增进市场共勉，而不是由政府来配置资源。这种模式使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能够交互，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价格失灵的领域由政府进行干预，由此来加快转变的进程。我们可以借鉴的是这种模式。
要解决这些问题，道德约束是不起作用的，关键是把价格的作用发挥出来。价格信号不仅能够激励节约，还能激励技术进步，因为能源价格提高了，企业就会开发节能的新技术。有人担心，资源价格上涨之后，低收入人群怎么办？调价后的收益可以通过制度设定转为国家所有，其中一部分可用于技术开发，还有一部分可以对低收入者进行补贴。较低的资源价格客观上刺激了资源型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改革的任务就是要理顺价格，同时适当放宽垄断型资源行业领域的市场准入。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利用价格和税收杠杆提高能源效率
加快能源效率可以让能源价格提升到能感到稀缺的水准，而在中国，很多能源商品却仍然在得到不同程度的补贴。比较几个国家关于汽油价格的水平，中国是最低的，其次是美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要高得多，最高的是英国，还有德国、法国，他们的汽油价格都比中国要高。
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市场价格常常不能反应实际的情况，这又需要税收来调节。比如说汽油造成的污染和气候变暖问题，如果完全依靠市场价格调节也是不行的，因此，在很多国家对汽油加税很大。有人说如果增加汽油税就不能发展汽车工业，这实际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日本和德国都有非常繁荣的汽车工业，同时他们的汽油税也非常高，所以不能说两者并进是不可能的。
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寻找平衡和综合的能源政策，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行规划，采取各种不同的激励措施，激励人们节能，只有这样，经济才会有秩序，实现可持续发展。虽然中国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但是要认真执行节省能源和提高效率的政策，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的精神行事，同时也可以作为先驱创造一条新的道路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塑造榜样。
刘遵义――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走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利用道路
我国煤炭资源回收率只有32%。这说明我国一方面能源短缺，另一方面资源浪费；一方面在制造大量的运输问题和仅有的有效产出，一方面在制造大量的环境污染问题。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即具有很大的外部效应。这一点，理应引起人们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足够重视，深入思考并研究采取何等有效的措施问题。还有，由于能源资源特别是煤炭资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将长期占主体地位。作为公共资源，煤炭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性质。因此，国家在考虑提高这个行业的资源（实际上包括其他能源资源）使用效率时，理论上可以考虑动用最有效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比如考虑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实行部分管制等。
我国自2003年以来，能源矿产资源消耗占全球30%。但是，在这些资源定价方面，我国还不具备主导权。需求是决定交易的主导力量，因此，需求方对于产品的定价能力应该更强，这一点即便是在能源这样的一次消费领域也是如此。作为能源的定价机制，应当是全球资源定价向国内资源定价传导，而不是相反。但是由于全球能源的供给并不平衡，能源的定价权仍然在纽约、伦敦等金融中心的商品期货市场上。这给中国的启示是，应当加快建立中国的能源期货市场。由能源的需求方来制定能源的期货价格，进而引导现货价格。
崔民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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