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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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产所有与人们的财富感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对于多数美国家庭来说,他们最重要的财富或资产是其私人拥有的土地和房产，财产的私有使每个人很具体地感觉到这是自己的财富，有非常具体的财富感。相比之下，很少有中国人会因为某块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土地的升值而感到自己“更富了”，原因是那些土地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城市的房产终于是私有了，中国人的财富感得到了一种本质上的变革，房价的涨跌和租金的升降终于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中。
　　按照同样的道理，美国的企业都是私有的，这些企业价值的涨跌当然直接反映到众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上。中国许多企业还是国有，中石油、中国电信、国家电力公司等等企业的价值是上涨还是下跌，利润是100亿元还是1000亿元，对中国家庭的财富感没有影响。实际上，由于这些大国有企业靠垄断增收，它们盈利越多，意味着老百姓为垄断支付的就越多，对老百姓的开支预算是负效果，不是正效果。因此，国有制占一国经济的程度越高，老百姓就越是只能根据实际收入决定消费的高低。反之，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里,人们的消费水平就越可以跟土地等资产价值的涨跌挂钩。
　　
　　中产阶级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张 炜――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如果一个社会的穷人太多，虽有消费的欲望，但是却缺乏支付消费的能力；而富人们的消费也是有限的，一是他们的人数有限，二是他们的个人消费需求有限。他们通常会将收入的相当一个比重用于投资。而既有消费需求、有具备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则是保证社会总消费需求稳定发展、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保证。中国中产阶级在现阶段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中国的增长模式映证了这一理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消费的比重偏低。
　　显然，中国中产阶级的生长速度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匹配。在这里只需指出一个基本的现象，那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生长缓慢与不公正的财产和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关。太多的财富聚集在极少数的富人手中，这少数富人引导着一种投资拉动型的中国经济结构；同时又有太多的障碍防止穷人通过诚实劳动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从而制约了健康的消费带动型的经济结构的形成。中国要想优化经济增长结构，必须加速中产阶级的发展；而要想加速中产阶级的发展，必须立即着手改变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
　　
　　居者有其屋的逻辑与现实
　　贾 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政府要使低收入阶层都有住房，从整个社会看，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这种不动产的存在，具有真的“外溢性”，有利于社会总体的安定与和谐。但实际生活中，对最低收入阶层，政府只能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不论是从国际经验来看，还是中国国情的制约条件来看，需要享受最低社会保障的阶层能拿到有产权的住房，是不可想象的，无论这个房子便宜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所以把政府认定在对最低收入阶层也要提供有产权的“经济适用住房”，这种观念实际是一种误区。
　　经济适用房的定位本来是想延续廉租房的逻辑，扩大到更高层面。但它实际的弹性和扩大边界却使政府在管理上“管不胜管”，负作用非常大，尽管动机是好的，但是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什么人进“经济适用住房”、什么人进“普通商品住房”，这么细的划分，很难全靠政策调控做出来。政府要费很大的精力进行区分，而且付出了高成本又未必能分清楚，可否让市场机制来发挥效用？
　　
　　反思增长的道德性
　　秋 风――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高强度投入，在印度，GDP增长的30%来自生产率提高，而不是出自资本或劳动投入增加。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经济后果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表现奇好，却没有产生伟大的企业。印度却已涌现了二三十家世界级公司。在中国，还有一个事实：这套增长机制每天在诱导企业家犯罪。健康的经济增长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如此脆弱的企业家群体意味着中国经济缺乏保持长远增长的基础。
　　目前印度也试图学习中国模式，吸引外商投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体制的约束下，政府不大可能为了吸引投资而授予企业以污染特权，其劳动法规也使企业和政府难以合谋控制劳工工资。
　　所有这些意味着，印度的增长速度在短期甚至中期内，绝无可能赶上中国。但是，GDP增长速度、规模或者哪怕是人均GDP，快的未必是好的，经济发展不是开运动会。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实有必要超越浅薄的实证主义，讨论增长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体现于增长的结构、动力及其财富分配格局中，这些决定着增长能否持久而稳定；也体现于增长的社会、文化与精神后果中，即增长不是把人工具化，变成增长的工具和财富的奴隶。
　　
　　注重生态规划城市才更具竞争力
　　仇保兴――建设部副部长
　　城市应当被融合进当地的生态系统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它们之上。将城市规划与生态规划相融合，具体而言，就是要将土地适宜性分析、景观生态规划、环境机制规划、生态承载力、循环经济规划、生态区划等因素引入城市规划，从而确定城市的发展规模、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使得城市的扩张不得触碰生态保护这条“底线”。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进程证明，城市的建设并非大造高楼、马路和工业园区，更非简单地让人住到城市里来，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个城市的发展，也不是以GDP为最终依归，而应讲求城市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使市民安居乐业，闲暇之余徜徉于城市山水之间，而不是每日为工作奔波焦虑，乃至连驻足喘息的时间都缺乏。
　　更重要的是，注重城市发展的生态元素，并非是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制约，良好的环境生态还是城市的一大竞争力。
　　
　　建设新农村要有积极的城市化政策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建设新农村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机制，这个机制真正要发挥作用，前提是城市经济要发展，工业水平要提升。
　　仅仅靠农业生产的进步，并不能创造新农村建设的条件。农业生产越是进步，例如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对农民的排挤速度就越快。事实上，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后果是让农民节约了总的生产时间，而不是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农业高度“产业化”的条件下，服务农业的“龙头企业”从事更专业化的流通和技术指导工作，农民便退出了农产品的流通的领域和生产资料的购买领域，连地头上的工作时间也减少了。因为专业化的生产，某些短缺农产品常常会迅速增加供应，而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又很小，价格便可能下跌，如果农民的经营面积不变化，农民的农业收入也会下降。
　　如果要提高农民收入，一个办法是让农民在闲暇时间更多以后去耕作更多的土地，另一个办法则是让农民去兼做别的非农产业工作。其实，不论什么办法，都要求农民能够找到非农就业机会。如果找不到非农就业机会，谁愿意放弃土地，将自己的土地转给别人耕种？所以说，大力发展城市经济，给农民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农业产业化所带来的好处才会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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