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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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何勤华
中国古代以刑法为主的法典
中国古代的成文法典，以刑法为核心。自《法经》之后，有商鞅在秦国制定的法律，有汉初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有魏晋南北朝的魏《新律》、晋《泰始律》、北魏的《正始律》、北齐的《北齐律》等，隋的《开皇律》和唐的《永徽律》，以及对《永徽律》作疏议后颁布的《唐律疏议》（到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唐律，之前的法典都已经佚失。但根据史籍的记载，我们对这些法典的大体内容还是有所了解），这些法典与《法经》一脉相承，均以刑法为主。宋代的《宋刑统》因袭唐律，其篇章结构大同小异。明代法典《大明律》的体系有所变化（《大清律》因袭了《大明律》），将唐律的十二篇（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改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篇，但以刑法为主的特色仍然没有改变。当然，这么说，并不否定中国古代同时也存在着调整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规范，但这些规范或者被包含在“礼”之中，或者蕴含于刑事法律规范之功能之中（以刑事法律手段处理民商事法律关系），或者体现在风俗习惯乃至天理人情之中，而不是明文规定在法典之中。
《法经》是公元前五世纪末由魏国相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编撰，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私家法学著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法经》本身已经亡佚，我们只能根据其他古籍的零星记载，知道一点关于它的情况。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到李悝著《法经》的史料是三国时期陈群、刘邵等人撰写的由《晋书·刑法志》记录下来的《魏律·序》，其中有这样的话：“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但这里讲的是“秦《法经》”，故含义并不清楚。接下来《晋书·刑法志》在追述曹魏之法时，才说得比较明确，即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当是《囚》之误）《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
随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法典《唐律疏议》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里（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唐代法律文献汇编《唐六典》注也有类似的论述。
至明末，董说编著了一部《七国考》，其中《魏刑法》引有桓谭《新论》中关于《法经》的一段论述，则对此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自此以后，战国时期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并经商鞅、萧何等手传至后世，便成为一个定论。
《法经》编撰之后，为魏文侯之子魏武侯（公元前397年继位）采用，成为一部成文法典。由于《法经》具有法学著作和法典两重身份，因此，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成文法的发展，而且也对中国古代法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法经》所确定的体系，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依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西周初期刑法的体系是：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尚书·吕刑》所确定的刑法体系和此大体相同。而李悝所著《法经》完全摒弃上述以刑种为基础的刑法体系，将《法经》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六篇。这是以罪名建立刑法体系，并将盗、贼、囚、捕、杂五章中有关共同的适用刑罚的原则集中在“具法”中加以规定。这一刑法体系，不仅为当时的魏武侯所承认，而且通过商鞅传入秦国，成为秦国刑事立法的蓝本。汉兴以后，又经由萧何之手，成为九章律的基础。然后，经过曹魏、晋、隋等，直接影响到了唐律的制定和《永徽律疏》的编撰。因此，《法经》不仅是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也是中国封建刑法体系的基础。
其次，李悝在《法经》中创设的刑法原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根据《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以及董说《七国考》的记载，《法经》中确立的刑法原则主要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刑刑轻罪”。李悝提出的这三条原则，随即就为商鞅、韩非等人所接受，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更为系统、更为完整的学说，经历代统治阶级的认可、倡导，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法学的一条重要原则。
最后，李悝在《法经》中所表现出来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也对中国古代法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悝在《法经》中确立的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六篇，完全是以刑法为主。这一后果，影响中国达两千多年，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的特殊的以刑法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而在古代西方，比如古代希腊，最早的比较系统的立法是梭伦立法。它当中虽然也有刑法规范，但其第一项内容就是颁布民事方面的“解负令”。在古代罗马，第一个成文法是《十二表法》，其主要内容也是土地占有、家庭、继承和诉讼等事项，基本上是一部民事法律规范的汇编。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这些立法为后世西方法律的发展奠定了以私法（民商法）为核心的传统。因此，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的分歧或者说分界线，可以说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法经》、梭伦立法和《十二表法》中就已经埋下种子。
栏目主持人：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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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经》的真伪
由于李悝著《法经》之事，在战国时的法家著作中没有提起，《史记》和《汉书》也只字未提，而是由相隔近一千年的唐代学者在重新编纂的《晋书·刑法志》中才突然提出，所以从20世纪30年代起，有人对李悝著《法经》一事开始提出异议。主要代表有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小川茂树、泷川政次郎，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鲍格洛，以及中国学者杨宽等。但国内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绝大部分学者，对《法经》的存在都持肯定说，尤其是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张警和北京大学教授浦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写了专论，以翔实的证据论证了《法经》的真实存在。 有趣的是，1988年3月1日和4日的《法制日报》，进一步以“历史又添新篇，国宝重放异彩——失传千百年的《法经》今被发现”为题，详细报道了人民法院出版社副社长阎成铸等学者，在国家图书馆整理史籍中发现了一个《法经》的古印本的消息。此古印本由李伟民先生注释解说后，取名《法经考释》，2003年由香港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虽然，这一古印本，实际上只是清代黄奭学辑佚的《李悝法经》的另一个抄本，其原文收录在《汉学堂丛书》之《子史钩沈·逸书考》第九十一之中，经学术界考证，已经被公认为是一部伪书（否则，这一古印本的被发现，倒可以为法经的真实存在画上一个句号）。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考古的真实材料，来印证《晋书·刑法志》、桓谭《新论》、《唐律疏议》以及董说《七国考》所披露的《法经》内容的真实性。
但是，李悝《法经》的原件没有被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法经》的不存在。笔者认为，在对待《法经》的真伪方面，我们应当把握如下几点：第一，在现存的所有文献中，无论是留传下来的史籍，还是地下考古发现，如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汉简、1984年初出土的张家山汉简等，都还没有足以否定《法经》之真实性的证据。因此，不能轻易就说《法经》是不存在的。第二，从《法经》的内容看，和秦律、汉律、唐律等各代主要法典，历代刑法志的记载，以及《商君书》、《韩非子》等史籍的记叙，在基本精神上都具有一脉相承之处。第三，从当时各诸侯国变法改革的客观形势来看，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公布《刑书》，过了23年，晋国又将范宣子著刑书铸为刑鼎，以及当时有作为的政治改革家如邓析、吴起等，在改革国政时都曾制定过法律或编纂过刑书。李悝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编纂《法经》当在情理之中。第四，在《法经》引文中，即使看到一些当时没有、后世才出现的官名、地名和说法，也不能就此否定《法经》的真实性。因为《法经》也好，其他古籍也好，在经历了多次的修订、传抄之后，会不知不觉地掺入后世的制度、名称、用语。第五，从古代史料的保存、挖掘和整理规律来看，许多只有孤证，尚无其他文献或考古资料印证的史料，一般还是肯定其真实存在为好。因为在数千年的社会发展中，经过历次战火的洗劫，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只能说是沧海一粟。在云梦睡虎地秦简挖掘出来以前，有谁会想到秦律的内容是如此丰富呢？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尉缭子》以前，该书不是也一直被学术界认为是伪书吗？因此，对于留传下来的文献史料，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是伪造的，一般都应认可其真实性。对《法经》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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