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地方政府破产制度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曹思源

　　破产制度动真格的重要积极意义，恰恰在于刺激一系列预防破产制度应运而生，诸如地方财政收支的公开化与规范化、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健全等等，均在其列。
　　
　　
　　据权威研究报告显示的数据,我国省级政府的直接负债，保守估计约为6000亿元；县(市)级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据里昂信贷证券的估计,应为3万亿元左右。乡镇一级地方政府的负债，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目前保守估计在1万亿元以上。按照地方财政收入状况和“破产标准”,我国乡镇一级很多政府都早已破产。不少乡镇面对巨额债务，甚至制定了“百年”还债计划。
　　地方政府负债超过了自己的偿付能力，还不起债怎么办？只有一个合理的办法，就是破产处理。
　　按照各国破产法的共同原理，一个人破产了，其高消费要受到限制，高档消费品（豪宅、汽车等）要拍卖用以还债；但生活必需品（诸如御寒的棉衣等）不能拍卖，破产程序不能剥夺破产债务人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同理，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地方政府还要生存下去，还要工作下去。不过，破产后的地方政府不仅要廉政，而且还必须廉价。除了警察处理紧急公务需要保留少量公车外，80%以上的公车应当拍卖抵债；政府办公当然还需要办公室，但若原先是花园式、宾馆式的办公楼，那毫无疑问要拍卖还债，可以去租用廉价的旅社或收购因为乔迁而腾空的旧居民楼或旧厂房、旧校舍。这样既不扰民，又能大幅度节省办公经费，挤出钱来还债。破产之灾也许有助于逼出一个廉价政府。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可以在延安窑洞里办公，并取得革命的胜利，今天破产还债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不可以在廉价的房子里办公呢？
　　任何破产案件都分前后两个阶段：破产事实（债务人失去偿债能力，还不起债）发生在前；承认破产，按破产程序清理债权债务在后。如果能设立一个破产预警机制，在前一阶段出现破产苗头的时候就发出警报、采取对策，不就可以减少破产事件吗？那么，“警报器”安在哪儿好？安在中央政府吗？恐怕不行。全国近3000个县级政府、4万多个乡镇政府都靠中央政府“拉警报”肯定不行。依我看，这个“警报器”安在地方各级人代会最合适。
　　地方各级人大本身就有监督和审批本级政府财政的职责，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职责过去履行得很不理想，今后要改进，尤其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公开监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地方政府债务超负荷以致濒临破产，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上一届市人大如果监管到位，就可能及时发现、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或者，至少能分清责任，有利于总结教训，有利于选民下次选举市长、选举人民代表时心中有数。
　　无论企业破产制度还是地方财政破产制度，都要求债权人、债务人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有的朋友说，缺乏风险意识，怎么能搞破产制度呢？但是如果社会没有破产制度，还不起债就不了了之，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意识又从何谈起？20多年来，正是在企业破产法实施中，我国企业的风险意识大大增强了。相反，误以为地方财政永远不会破产的这种观念，却导致了政府不怕债台高筑、公民们对于政府还不起债没有任何警惕性。此类糊涂落后、误国误民的观念，只有在地方政府破产的警报声中才能惊醒。
　　破产制度动真格的重要积极意义，恰恰在于刺激一系列预防破产制度应运而生，诸如地方财政收支的公开化与规范化、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健全等等，均在其列。
　　某些地方政府财政濒临破产的现实既然已经出现，并且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后续风波中很可能频繁地出现，我们就应当争取主动、抓住时机，探索和积累实施相关破产程序的经验，促进相关领域的法制建设和更多领域的深化改革。历史往往就是在撞击反射中不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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