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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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文臣
摘 要： 当下的全球化主要是由资本扩张的冲动促成的，在推动世界发展和繁荣的表象下，掩盖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是灾难。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其本身蕴涵着救赎的因素，我们可以利用全球化的机遇规避全球化隐含的风险。
关键词： 全球化； 全球问题； 资本； 生存智慧
中图分类号： F13/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1-0025-02
日渐加快的全球化进程正越来越全面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状态和世界的面貌。不过，全球化带来的并不都是福音，在推动世界发展和繁荣的表象下，掩盖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是灾难。我们需要深思：如何应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陈来指出，全球化实际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世界化的一种发展阶段和形式，资本、技术、管理的流动，本质上都是资本的流动。[1]为了满足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资本主义一方面要最大可能地占有资源以扩大生产，另一方面要扩展市场以倾销商品，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是后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人类难以承受的。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资本到处游荡寻找猎物，将工业化的浪潮扩展到全世界；并开足生产力、不断加快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以最大可能地获取利润，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希拉里・弗伦奇指出，“隐藏在当前史无前例的生物种群灭绝背后的是全球化这股巨大的推动力。木材、矿产和其他一些自然商品的贸易量逐年攀升。现在世界上许多生物形态极其多样化的地区都面临着威胁，而威胁主要来自大量涌入的用来采掘资源的国际投资。” [2]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加入到谋求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增长”和“发展”中。而发展就必然增加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压力，即使以“可持续”、“绿色”打掩护也无法否定这一事实。丹尼尔・贝尔提出，“拯救世界的唯一办法是零增长”。[3]增长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生存，当它危及到人们生存时，就应被抛弃。经济全球化的危险正在于它使得发展和增长本身成为目的，成为支配经济活动的盲目冲动，将世界置于崩溃的边缘。
文化全球化依附于经济全球化，是后者的衍伸。“资本主义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侵蚀、黏附、转变它所遇到的所有形式。”[4]一方面，商品借助各种文化符码伪装自己，当消费者为其营造的文化幻象所麻痹且加以认同时，也就逐渐丧失了对文化本身的体认。文化不再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雷蒙・威廉斯语）而只剩下空洞的形式时，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将不同民族的文化纳入统一的市场之中，为世界文化的生产制定统一的生产模式和标准。”[5]表面上，文化在服膺于商业逻辑后被发扬光大，各种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并披上了更加光彩靓丽的外表，但它们只是一种商品，丧失了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文化表象的游戏、大杂烩不仅无法给人的心灵以长久的力量和支撑，反而会在喧嚣、浮华之后使心灵感到疲惫。资本的力量无坚不摧，将一切异质的事物都同质化也即物质化了。文化媚俗于经济，成为经济的附庸。在资本和文化联姻带来的文化全球化时代，实际上只剩下一种文化――消费文化。文化再不是维系人类生存的重要纽带，我们正生活在五光十色的、物质化的荒漠之中。恩里克・达塞尔忧心由此忡忡地指出，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灭绝”，“阉割了生活的可能性”。[6]
现代通讯和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信息的快速传播是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好处显而易见：将人们从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扩展视野，增加知识；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效率，更便捷的组织形式，乃至更合理的资源配置，等等。不过，上述好处并非唾手可得，现代传媒是一柄双刃剑，可以使我们耳聪目明，也可以使我们迟钝迷茫。因为信息并不都是知识，更不是智慧；信息也不都是客观公正的，有时它是为欺瞒和控制的意图而存在。我们每天接受铺天盖地的冗余信息的轰炸，却日渐疏远对现实的严肃思考。尾关周二深刻地指出，“电子媒体给信息通讯带来质和量的飞跃，使人类主体的社会性和共同性得以发展，但它是抽象的、常常被异化的方式，同时又增加了人工符号环境。因此，如此下去，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活生生的感性的、身体的联系反倒会变得淡化。”[7]不加批判的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将导致部分现实的丧失，危及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存在本身。
二、出于对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的认识和担忧，一股反全球化的倾向在逐渐滋长，比较激进的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原始主义。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拒斥全球化旨在维护特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纯正性；原始主义则更彻底，主张回到近代工业化之前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隔离的时代，过一种简朴、自足的生活。尽管全球化有着诸多的负面效应，但我们必须看到，拒斥全球化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都是不可能的。
从诞生之日起，为了认识世界、认识自身以及获取更丰富的生活资源，人类就不断扩展活动范围，向未知的领域探索。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各个族群不断扩展自身活动范围的历史，是人类从相互隔绝走向交流融合的历史，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这种趋势发展得非常缓慢甚至会出现倒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任何时代和地域的民族大融合都推进了其所孕育的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对外交往的需要和能力越来越强，人类活动逐渐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的历史。”[8]可见，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只要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累积的，人类能力就会不断增强，就会不断扩展交往范围，全球化就是一个必然要达到的阶段。
原教旨主义将一些宗教经典、信条当作超时空的绝对真理；民族主义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上走向极端；原始主义反对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要求回到他们美化过了但可能是贫乏、愚昧、专制的往昔。三者在不同层面上体现了一种陈旧的本质主义思维，谬误显而易见。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在随着历史发展、异质因素的渗入而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迁，纯粹的、万世不易的文化传统只是幻想。当然，不否认文化的流变中存在一些稳固而极具生命力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一种文化方才保持了其独有的神韵和气质，这些东西我们称为“核心价值观”。全球化带来的工业文明、消费文化的确存在将不同的文化同质化、将一些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连根拔起的威胁，不过这并不能成为鼓吹隔离、拒绝交流的理由。且不论在当下语境中是否能做到，即使真的能做到，其苦心孤诣保护起来的文化、传统也有流于僵死的危险。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任何试图倒转历史的企图都只能是浪漫的空想。
总之，全球化的人类活动和交往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当下的全球化进程由于是在资本扩张的冲动下促成的，存在巨大的风险，我们必须对其方向加以矫正，以走出困境。
三、全球化本身蕴含着救赎的因素。全球问题并非什么新事物，它们在西方国家工业化实践之初就已萌芽，是早已存在于西方社会中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的放大和扩展。张曙光指出：全球化不只是现代性的扩展，也是现代性矫正自身的一个契机，它使人类认识到地球是有限度的，任何发展都要以作为整体且资源有限的地球为根本的参照系；而且，全球化的深入展开还将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限度，人永远无法摆脱自然万物，一味奢谈超越只会破坏人自身生存的多种可能性。“现代性只有在从西方社会走向全世界的过程中遭遇到‘他者’及其‘文化’时发生的反思，才具有根本性，现代性在全球‘传播’中也才能真正得到矫正和超越。”[9]
现代性的矫正不会自行发生，它需要我们做出持续艰苦的努力。最根本的，是要转变我们的文化态度。只有遏制物质欲望的膨胀，抛弃对于增长、发展的盲目追求，以追求一种本真的存在作为一切人类活动的目的，才有可能将人类从资本、商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避免疯狂的全球竞争给世界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我们必须将全球化进程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中，而不是任由其在资本扩张的推动下自行发展。问题是，这种控制能否做到？似乎前景并不乐观。鲍德里亚悲观地暗示，消费社会的梦魇是无法走出的；马克思主义也早就指出，增殖和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对此，笔者以为，在资本不断扩张、商品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背后，是人们不断膨胀的贪欲。只要我们不受自身贪欲的支配，资本和商品的逻辑就无法支配我们。人类既已创造出如此辉煌壮丽的文明，也一定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摆脱全球化带来的黯淡前景，开创一个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世界。为此，我们应该开展一场精神文化领域的彻底变革，在全球化语境中寻求生存智慧。
全球化恰恰为这种变革提供了便利，它将不同时代、地域的文化、思想纳入到同一历史空间中，使我们认识到文化和生存方式的多样性，使我们对人及其存在的洞察更深刻、更全面。有学者提出，为了指导全球化的人类活动，我们有必要探寻一些“普遍价值”、“普遍伦理”，以化解愈演愈烈的全球问题。[10]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大卫・格里芬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想，都融汇了诸如道家、佛教、存在主义、过程哲学等优秀理论资源，提出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活动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可以作为构建“普遍价值”和“普遍伦理”的依托。
全球化一方面隐含着以消费文化大肆侵蚀各种地方文化，以同质性取代多样性的危险；另一方面，也为各种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机遇：每种文化都有长处和优势，也有偏狭和缺陷，通过与他者的交流对话，可以使自身更加完善和充满活力，而这恰恰有助于对抗消费文化的侵蚀。当代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表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是人与环境、历史之间的血肉关联的结晶，饱含了人类长期以来获得的生存智慧――既有物质层面上也有精神层面上的，这些生存智慧在当下仍对我们意义重大。能否利用全球化的机遇规避全球化隐含的风险，关键在于我们要对席卷一切的全球化大潮保持清醒的态度，不盲从、不拒斥，自觉在全球化语境中汲取生存智慧，并以此指导我们的行动。
参考文献：
[1] 陈来.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J].文史哲，2006（2）．
[2] [美]希拉里・弗伦奇.消失的边界.李丹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3]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锯等译[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4] [美]汤姆・洛克莫.经济全球化,9・11事件与马克思[J].社会科学战线，2010（9）.
[5] 杨生平.詹姆逊文化全球化理论评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1）.
[6] [阿根廷]海因兹等.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M].徐文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7] [日本]尾关周二.共生的理想[M].卞崇道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张曙光.全球化：现代性的扩张及其界限[M].哲学动态，2006（4）.
[10] 汪信砚.全球化与反全球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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