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赡养；想说爱你不容易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潘忠华　中　帆

　　一位老母亲将儿子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儿子定期上门探望，从而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讨还精神赡养权的官司。那么，精神赡养是道德义务还是法律责任?精神赡养又如何去实现?2007年6月6日，江苏省海安法院对此作了判决，判决儿子每月不少于两次探望母亲，每次陪护时间不少于一小时；母亲因病不能自理时，儿子应予陪护。
　　据悉，这是该院第一次判决支持老年人的精神赡养诉讼请求，即使在全国，像这样以判决形式单独支持精神赡养诉讼请求的案件也并不多见。法院的判决从司法层面肯定了精神赡养是法律责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何让当事人能够真正实现应当享有的精神赡养的权利，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叶落归根，母子同住起冲突
　　
　　现年87岁的余秋莲是某医院的退休职工，每月有退休工资1300余元。余秋莲退休后与其丈夫常住江苏省南京市，两个人的工资虽说不能让他们生活富裕，但却能让两人的生活无忧。
　　余秋莲与丈夫共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林天雄现年61岁，家住江苏省海安县县城。几年前，因单位效益不好，林天雄与妻子先后从单位内退回家，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不足700元，儿子又在外地上学，花费很大，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夫妻俩只能起早贪黑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
　　余秋莲与林天雄虽说是母子，但双方相距较远，共同生活时间很少，只有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因此，母子感情基础并不深。2000年底，余秋莲因丈夫去世，独自一人生活在南京，形单影只：备感孤独，便萌发了叶落归根的念头。于是，她将南京的住房出让后，回海安购买了一套住房，并要求儿子儿媳与自己一起生活。刚开始，余秋莲与儿子儿媳相处得非常融洽。林天雄夫妇给予母亲精心侍奉，陪伴左右。
　　可是，这种和谐的家庭关系并没有维持多长。由于双方生活习惯不同，性格差异又很大，时间一长，余秋莲与儿子儿媳便产生了矛盾，屡屡为了一些家庭琐事便争执起来，整个家庭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和祥和，常常陷于冷战之中，令双方都十分痛苦。林天雄夫妇便萌发了回自己家中，与母亲分开居住的想法。
　　2004年8月，余秋莲与儿子儿媳又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林天雄夫妇一气之下，便返回自己的家中生活。
　　余秋莲便请了一位保姆来照料自己的一天三餐。可是，整天呆在偌大的屋子里，余秋莲感到空虚，时间一长便萌发了要儿子儿媳再回头与自己一起生活的想法。
　　可是，当余秋莲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儿子儿媳后，他们婉拒了母亲的请求。余秋莲对儿子儿媳的决定感到有点失望，多次向儿子儿媳提出同住的请求，并多次请求当地居委会、派出所派员做林天雄夫妇的工作，可是都是无果而终。一气之下：状告儿子索求赡养
　　2007年4月3日，在通过多方工作仍然没有让儿子同意与自己一起生活后，余秋莲便来到海安法院，一纸民事诉讼将儿子告上法庭。
　　余秋莲诉称：我与林天雄系母子关系。现我已B7岁，因年老体弱独立生活有困难，请求法院判令林天雄每月给付生活费900元，每周探视5次，每次陪护4小时以上。同时，当我因病卧床不起时，林天雄应亲自陪护。另，林天雄还应承担其他赡养义务。
　　林天雄辩称：我们夫妇曾与母亲余秋莲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因与其脾气习性难以适应方而分开生活。现我每月收入仅340元，而母亲余秋莲退休工资为1313元，经济上我比她困难。目前她有保姆照料，将来一旦她卧床不起时，我们会尽义务的。
　　海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赡养扶助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综观余秋莲的诉讼请求，包含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两方面的内容。就物质方面而言，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余秋莲自有退休金1300余元，按本地区居民平均生活标准，其日常基本生活足以得到保障，无须他人提供经济帮助。而林天雄为企业内退职工，月收入仅为340元，以其经济能力满足余秋莲提出的经济帮助的要求是力所不及的。因此，余秋莲要求林天雄给付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
　　然而，赡养父母不能仅被理解为经济上的供养，还应包括精神上的慰藉。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需求更为强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为了弥补双方当事人的隔阂，法院还引经据典，从两个方面阐述父母子女应当相互理解，相互爱护，共同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判决说，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尊老史。古人云“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又云“百善孝为先。”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老年人受尊敬的地位不能变。“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欲报之德，吴天罔极”。父母养育子女含辛茹苦，日夜操劳，子女成人以后。当思鸟兽反哺之情。身为子女应当明白，赡养父母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尽孝时机一旦失去，就永远也无法挽回。
　　法院还认为，本案余秋莲提出要求林天雄定期探视符合于人伦，亦依法有据。但尊老仅是林天雄生活中的部分内容，余秋莲要求林天雄每周探视五次，每次陪护四小时以上，而林天雄的客观情况似乎难以允许。
　　2007年6月6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林天雄每月不少于两次探望余秋莲，每次陪护时间不少于一小时；余秋莲因病不能自理时，林天雄应予陪护；驳回余秋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余秋莲与林天雄均未提起上诉。
　　
　　精神赡养：想说爱你不容易
　　
　　一场罕见的讨要精神赡养纠纷案，随着法院的判决已尘埃落定。法院的判决从司法层面肯定了精神赡养是法律责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何让当事人能够真正实现应当享有的精神赡养的权利，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精神赡养已成为赡养纠纷案件的新特点，这种特点在城市老人中尤为突出，他们并无多少物质上的需求，更需要的是得到儿女精神上的慰藉和关注，也就是精神赡养。精神赡养，一般指在家庭生活中，赡养人理解、尊重、关心、体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给予其慰藉，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使其愉悦、开心。
　　有关法律人士分析认为，形成精神赡养诉讼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子女对老人不孝不敬，父母与子女间思想观念的差距、精神交流的减少、代沟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甚至与老人对子女的过分苛求也有关系。该人士同时指出，即便如此，赡养父母仍是子女义不容辞的义务，而且不仅是经济上的供养，还应当包括精神上的慰藉、生活上的照料。从法律规定的角度而言，老年人要求精神赡养，也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我国《婚姻法》第二

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因此，精神赡养不仅是道德义务，同时也是赡养人的法律责任。
　　在我国，精神赡养已经从道德义务上升到法律责任，这就意味着老年人在得不到子女精神赡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子女讨要精神赡养，而法律在一般情况下也会依法维护老人应当得到的精神赡养的权利。法律对精神赡养的标准没有严格界定，主要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自由裁量，探望的方式、时间、地点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但是，应当平衡父母与子女的权益，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判决。探望义务应该由子女本人履行，不得委托他人代为履行。本案中的判决，是法官考虑到林天雄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的。如果子女有更便利的探望条件，法官会作出增加探望次数的判决。总的来说，探望的次数与时间是以不影响子女的正常生活与工作为基础的。
　　对于精神赡养，判决起来比较简单，但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有关法律专家指出，法律一方面支持了精神赡养的请求，另一方面却在遭受着难以执行的尴尬。审判实践中，许多老人是赢了官司，却输了情感，反而可能使双方矛盾更为激化，法院固然判决支持了其诉讼请求，但诉讼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精神赡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慰藉，即便是强制执行，但对于解决纠纷显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试想，法院判决赡养人每月承担探望、照料、陪护老年人的义务，但法官总不可能每个月强拉着他去探望、照料，陪老人聊家常吧。即使是这样的强制执行，其执行效果可想而知，甚至对老年人造成的伤害更大，还不如不执行。
　　“精神赡养”是以老有所养为前提，还应该使老年人老有所敬，老有所乐，老有所用，老有所恋。晚辈要努力使老人们保持愉快的心境，就需要从多方面关怀老人，尊敬老人，支持老人，根据老人的兴趣爱好，鼓励他们多参与有益的娱乐和社会活动，但不宜过劳。当老人患病时更应注意精神护理。
　　精神赡养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或道德义务，也是法律义务。为老人提供必要的精神和物质保障，必要的看望或探视，是每位晚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编辑：孙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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