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过剩：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解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邓永亮

　　[摘要]流动性过剩已经影响中国经济持续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二元经济结构在货币层面的反映。治理流动性过剩根本上应从改善二元经济结构入手,短期内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 国际收支“双顺差”; 流动性过剩;对策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9-0011-05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引人瞩目。然而,中国经济也积累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流动性过剩就是其中之一。持续的流动性过剩,必然带动社会需求快速增长,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推动实体经济价格的上涨,不利于整个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因此,探求中国经济存在的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次根源及其对策,是理论和政策研究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文献综述
　　
　　目前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中国存在明显的流动性过剩,但关于流动性过剩的成因看法却不相同,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第一类观点是投资――消费失衡论。魏杰(2007)、[1]卢万青和魏作磊(2008)[2]等认为,消费不足、储蓄过高所导致的投资――消费失衡是产生流动性过剩的原因。高储蓄率一方面使得消费需求疲软,另一方面引起产能过剩。国内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只能诉求外需,从而带来商品的大量输出,并在顺差和本币升值预期下引起外汇占款及与此有关的货币供应增加问题。第二类观点是国际收支“双顺差”论。李晓西和和晋予(2007)、[3]谢朝华和唐海风(2007)[4]等认为中国流动性源于国际收支“双顺差”。在中国现行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双顺差”将引发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造成了中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第三类观点是全球过剩流动性输入论。左小蕾(2006)、[5]巴曙松(2007)[6]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主要源自于国际上的流动性过剩。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自2001年以来,美国、日本等国家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较低,加之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暴涨,石油美元数量剧增,最终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而中国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以及经常项目顺差,为这些流动性提供了出口。
　　国内外研究二元经济结构主要是规范性研究,即从理论上探讨了二元经济结构对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涉及到二元经济结构对流动性过剩影响的文献寥寥无几。吕剑(2007)[7]研究了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造成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源。以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概念,他们认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根本途径是促使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在此基础上,乔根森、托达罗、库兹涅兹和钱纳里等发展经济学家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实证检验。
　　
　　三、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分析
　　
　　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认为,造成中国现阶段的流动性过剩深层次根源在于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中国持续增长的巨额国际收支“双顺差”。在中国现行结售汇制度下,国际收支“双顺差”将引发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最终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造成了中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因此,本文的分析重点在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导致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分析清楚这个问题,也就理清了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进而也就能“对症下药”地对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的
　　1.从二元经济结构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来看。在二元经济社会中,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非农产业,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根据要素贡献大小进行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着较高的收入。因此,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存在着差距。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地表现为城乡收入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见表1)。表1显示了中国2000年～2007年农村、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及差额。城乡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3133.8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7,994.7元,差距越拉越大(见图1)。图1更直观地展示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
　　
　　城乡收入差距对全社会收入分配状况具有较大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就越大。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远高于0.4的国际警界线。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财富向少数高收入人集中,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少数高收入人消费需求有限,大部分收入会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产出;而大多数人收入水平低下,尽管这些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却很难形成有效需求。因此,二元经济结构中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使得国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导致整个社会消费需求疲软,消费需求增长赶不上投资需求的扩张,其结果必然是投资――消费的失衡。由表2可知,2000年～2007年中国的投资率呈逐年上升,由2000年35.3%上升到2007年的42.3%;与之相反,消费率则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62.3%降到2007年的48.8%,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见表2)。
　　
　　从横向比较来看,“据统计,在2005年,美国消费率(消费/GDP)为90%,日本消费率(消费/GDP)为75%,韩国消费率(消费/GDP)为67%,亚洲平均消费率(消费/GDP)为70%。(田素华等,2008)”[8]显然,中国的消费率不但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也低于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由宏观经济理论可知,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当一国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总投资完全来自于国民储蓄,即有I=S的恒等式。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上述恒等式就变化为S-I=X-M,即储蓄―投资缺口等于贸易差额。在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善,资金缺少分流渠道的情况下,超低的消费率必然对应着超高的储蓄率,超高储蓄率就成为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根源。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高投资所形成的产品和产能在国内市场无法实现,就只能诉诸出口,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不断增加的经常项目顺差。
　　2.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来看。二元经济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刘易斯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应该通过机制设计来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体的说,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此后,费景汉、拉尼斯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形成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Lewis-Rains-Fei)模型: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要通过工业现代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积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从二元向一元的转化。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一方面存在着以城市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还存在着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传统农业部门。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尽快推动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化转换。根据上述刘易斯-拉尼斯-费(Lewis-Rains-Fei)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解决二元结构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要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重要途径是积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国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国整体体制难以尽快转换的情况下,由于中国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困境,乡镇企业已无法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中国采取了加强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迅速建立,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见图2)。图2显示了1995年～2006年中国外资企业雇用工人人数情况。从1985年的6万多人上升到2006年的1400多万人,年平均增长率约33.7%。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建立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结果:一是使加工贸易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部分,并造成经常项目顺差。设计和销售“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只能通过使用廉价劳动力来获得加工过程的加工费,这种贸易方式结果在正常情况下必然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产生贸易顺差(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在2001年～2007年中,加工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比率最高的是2001年的307.1%,最低的是2007年的67.0%,平均为146.9%。加工贸易的顺差是导致中国经常项目巨额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正是主要利用了劳动力资源这一比较优势吸引了全球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才建立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自然也承接了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欧美国家的大量顺差。二是加剧国内结构失衡,加大经常项目顺差。限于中国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乎完全被配置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出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基本处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未端,产品附加值低,而工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成本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企业在剧烈的竞争中为求生存只有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二元经济结构下产生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严重抑制了劳动工资的上涨,是低廉的生产成本,与企业所希望的低工资刚好“不谋而合”。从2001年到2005年,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只从5,502元增加到 6,577元,5年仅增长19.5%,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3%(白暴力,2007)。[9]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悖论现象――过剩劳动力与“民工荒”就是农民工工资过低的一个反映。在中国存在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理论上讲是不可能出现“民工荒”的。惟一能解释这个悖论现象的就是农民工因工资水平太低、与城镇平均收入水平差距太大而采取的一种消极行为。农民工工资低且增长缓慢,一方面使消费疲软,内需不足;另一方面理性的厂商会就会通过密集使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替代相对昂贵的资本资源,在利润驱使下最终只会形成一种结果:诱致性的盲目扩大化生产。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业已存在的内部结构失衡投资――消费失衡。在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内需不足,国内产能过剩,但在国际市场上却拥有相对低廉的价格优势,过剩的产能也只有诉诸出口,经常项目顺差也就必然了。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导致资本项目顺差的
　　自2001年以来,由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水平较低,加之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暴涨,石油美元数量剧增,最终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对于全球过剩流动性为什么对中国“情有独钟”?我们必须坚持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不能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1.从廉价劳动力价格来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存在的基础,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本质,是事物运动的源泉和动力,它规定着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趋势。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它通过内因而作用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进程,但不能改变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所以,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原因。仔细思考,根据资本逐利的本性可知,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应是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首要内因。道理很简单,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工资在产品成本构造中占了绝对比重。而国际流动性过剩只不过是提供了外部条件,是外因。显然,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则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应是源自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低廉劳动力价格。表4显示了2001年～2007年中国FDI情况。FDI从2001年的442.4亿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1,384.1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3.9%,呈现出迅速上升趋势。在中国“奖入限出”资本管理制度下,FDI的大量流入,资本项目顺差是必然的(见表4)。
　　
　　2.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来看。由上文分析知,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由于中央银行所允许的人民币值幅度低于市场预期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使来自各方面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增大,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资本逐利的本性必然诱使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追逐人民币升值下的高回报率和股市、房市等资产的高利润率。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资本项目顺差。如果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利用外汇储备的增加量减去FDI和贸易顺差来计算国际投机资本,则2003年有359.8亿美元,2004年有1,135亿美元,2005年有190.7亿美元。
　　在中国现行结售汇制度下,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都要由中央银行被动用人民币收回,从而形成了大量的人民币外汇占款,尽管央行采取了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进行对冲操作,但是无法收回全部的流动性,最终形成了流动性过剩(见表5)。表5显示了2001年～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情况。外汇储备增加额逐年迅速上升,从2001年的 465.9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7年的 4,619.1亿美元,年平均值为1,946.7亿美元。相应地,外汇储备余额也呈迅速上升趋势,从 2001年的2,121.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5,282.5亿美元。
　　
　　表6显示了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占外汇储备差额的比率。最高的达到112.02%,最低的也有91.20%,平均率达到97.56%(见表6)。
　　
　　分析至此,本文已经阐明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是如何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并最终产生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前因后果(见图3)。图3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产生流动性过剩的简易图。对照图3可知,文献综述的三类观点:全球过剩流动性输入论、国际收支“双顺差”论和投资――消费失衡论只是二元经济结构产生流动性过程中的各个中间环节,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次根源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
　　
　　
　　四、治理流动性过剩的对策
　　
　　持续的流动性过剩会加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导致资产价格虚高,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减弱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以及威胁国家的经济完全等不利后果,因此,缓解流动性过剩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最重要目标之一。

　　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解决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治本之策应从改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入手。如何从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解决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最根本的是应做到统筹城乡发展。要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村劳动者(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收人水平,刺激农村消费市场,提升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拉动型转向投资、出口和消费协调拉动型。这不但是解决流动性过剩的治本之策,而且是保证中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路。为此,必须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1.深化城乡投资建设体制改革,统筹城乡投资建设体系。要加大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再分配功能,统筹城乡基础建设和公用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公益事业纳入公共财政范围,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开发农村巨大的消费需求市场。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要加大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割断户籍与劳动就业、居住权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相联系。消除同一城市、同一岗位出现“两种身份、两种待遇”的不正常现象,做到同工同酬,维护进城农民工合理的经济利益。
　　3.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统筹城乡土地市场。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市场,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从法律上要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持有权与国家土地所有权和持有权的主体是两组平等的民事权利主体,使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一样,可以出租、转让、抵押等,并享有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同等的权益,逐步实现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同地、同价、同权”,保证失地农民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4.加快发展农村金融市场,统筹城乡金融市场。一是完善农村市场经营条件,通过财政贴息、担保等方式,配以市场准入政策、其他货币政策等,引导城市过剩的资金流向农村市场;二是加快改革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培育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建立邮储银行服务农村社区的经营体制,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农村资金能留得住、城市剩余的资金能下得来,形成资金在农村地区的良性循环。三是优化农村自身金融体制,提高资本运转效率。
　　5.统筹城乡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实现全民基本保障平等化。要加大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要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要建立适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避免农民因病返贫。三是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鉴于通过改善二元经济结构来缓解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在短期内也应当采取一些治标之策。①必须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于近两年来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以及发行大量央行票据之后,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正在逐步缩小,因此今后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强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②加快国内利率市场化进程,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创造前提条件。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增强汇率弹性,进一步发挥汇率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中的作用,加大短期国际资本投机者的交易成本和套利风险。④坚持实施“走出去”战略,合理引导资金流出。要从简化境外投资审批手续、放宽用汇限制、提供信贷支持、规范完善QDII(境内合格投资者)制度等方面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引导资本外流。⑤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强制性结售汇为自愿结售汇,鼓励企业和居民购买、持有外汇,形成非官方外汇资产,削弱外汇储备与货币供应的直接联系。⑥强化对资本项目的管理,严格控制热钱流入。严格审批短期国际资本的正式流入,阻止短期国际资本的非正式流入,特别要注意对以虚报出口、假冒FDI的短期资本流入严格清查,加大对非法入境的短期国际资本的惩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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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谢朝华,唐海风.经济增长、结构失衡与流动性过剩―――论我国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成因与对策[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2):23-29.
　　[5]左小蕾.警惕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输入[J].经济界,2006, (4):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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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吕 剑.二元经济结构、实际汇率错位及其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7,(9):90-101.
　　[8]田素华,徐明东,徐晔.人口红利、流动性过剩与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供给――对2008～2010年中国金融市场走势的判断[J].金融研究,2008,(9):56-76.
　　[9]白暴力.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分析――现实、宏观效应与原因 [J].经济经纬,2007,(4):75-78.
　　
　　Excess Liquid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Deng Yong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xcess liquidity has already affecte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ntinuous, stable and healthy direction.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China’s excess liquidity is deeply rooted in its uniqu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reflects in the currency. The solution to excess liquidity should depend on the improvement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aking some measures in the short-term.
　　Key word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payment of “double favorable balance”; excess liquidity; measures
　　(责任编辑:张丹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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