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利用技术溢出的新贸易方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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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建东
收稿日期：2011-05-20
作者简介：张建东（1979-），男，天津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研究。E-mail：tufedaniel@hotmail.com
摘 要：在我国利用国际技术溢出的诸多途径中，传统的国际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的作用已被普遍认可。随着近年来产业内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比重的提高，人们开始关注这一新贸易方式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大部分现有研究都是基于行业内层面的分析，对产业内贸易的跨行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少。本文使用1999―2008年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面板数据，对产业内贸易的跨行业技术溢出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在我国制造业各行业间的技术溢出虽然存在，但溢出效果有限。
关键词：技术溢出;产业内贸易;行业间溢出
中图分类号：F74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9-0081-05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检验产业内贸易这一新贸易方式作为我国技术溢出途径的有效性。要检验产业内贸易的跨行业溢出是否存在，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需要确定存在技术溢出的行业间的关系；二是通过计量分析，确定在相关行业之间，产业内贸易的技术溢出是否真的存在。
一、 存在溢出的行业间关系的确定
确定存在溢出的行业间的关系是进行产业内贸易行业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的前提，只有证明两个行业之间存在可能的溢出关系，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检验，检验的结果才有意义，如果随意选择两个行业进行检验，即使得出肯定的结果也可能没有现实意义。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上下游行业的前后向关联来确定行业之间的关系，例如钢铁产业与上游的采矿业和下游的机械制造、汽车工业等。由于许多关联行业在统计上处于同一个产业大类，因此要确定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对这些行业进行更详细的划分。
Jaffe［1］构造出一个企业间技术溢出的指标。Jaffe根据企业在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利数和不同类别产品市场上的销售收入将企业划入不同的产业群。根据每个企业在各技术导向部门的研发投入份额构成技术位置向量，再根据每个企业在各个市场导向部门的销售收入份额构成市场位置向量，利用这两个位置向量构建并计算出每个企业的溢出指标，并检验该指标是否对关联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和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从而确定企业间是否存在技术溢出。尹静和平新乔对Jaffe的企业间溢出指标进行改造，将行业作为溢出主体，构造了行业间的技术溢出指标，分析了中国28个制造业行业之间在2001年的技术溢出情况，衡量制造业行业间的技术溢出大小，并计算出每个行业可能获得最大和最小技术溢出的行业［2］。
尹静和平新乔假定，如果同一地区投入研发活动的相同行业越多，那么这两个地区在技术上就越接近，就越容易产生溢出；同样，两个行业投入研发的地区分布越接近，那么这两个行业之间也越容易发生技术溢出。利用下列公式，他们计算出任意两个行业之间相邻指标Pij。
Pij （fifj’）［（fifi’）（fjfj’）］-1/2， 0≤Pij≤1
该指标越大，则说明相关行业间技术溢出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每个行业获得技术溢出可能性最大的和最小的行业［2］。
尹静和平新乔（2003）的计算结果与大部分行业的技术特点是一致的，例如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之间技术溢出的可能性最大。但也有一些行业特点与我们的现实不相符，例如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与金属制品业互为溢出可能性最大的行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尹静和平新乔的计算是以各个行业的地区分布为基础的，由于某些行业研发投入的地区分布相似，因此造成这些行业之间的相邻指标较大。事实上，各行业之间的技术溢出不仅与其研发的地区分布相关，更取决于其自身的技术特点。
严兵认为尹静和平新乔构建的制造业行业间的技术相邻指标只能解释部分行业之间的溢出情况，某些制造业行业即使在同一地区，相互之间也不会有技术的溢出。他认为除地区分布外，两个制造业行业相互之间是否存在技术溢出还要受经营上或生产上的互补性以及生产链上下游关系的影响。基于这种判断，他对尹静和平新乔研究结论中少数与现实明显不符的行业关联关系进行了调整，根据行业的技术特点缩小其可能产生溢出的行业范围，并在缩小的范围内根据计算出的行业间技术相邻指标，确定最有可能对其产生溢出的行业［3］。本文按照严兵（2006）的方法，利用各行业研发投入数据计算出2008年各行业之间的相邻指标，数据来源于2009年《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通过比较相邻指标大小，我们确定制造业各行业获得行业间溢出可能性最大的行业（见表1所示），并按照表1确定的行业间的关系对产业内贸易的行业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
表1制造业各行业获得行业间溢出可能性最大的行业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9》。
二、 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1.模型的确定
因为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制造业产业内贸易之间是否存在跨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因此，我们只考虑产业内贸易对跨行业技术溢出水平的影响。产业内贸易变量我们选择使用标准的GL指数，国内外研究通常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溢出水平，我们也选择这一变量进行分析，建立测度行业间溢出效应计量模型如下：
同时考虑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模型：
lnTFPitα0+α1lnIITit+α2lnIITjt+εit（1）
只考虑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模型：
lnTFPitα0+α1lnIITjt+εit（2）
其中，IIT表示各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TFP为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溢出水平，下标i和j分别表示第i类行业和第j类行业。之所以对所有变量取对数，主要是考虑到跨行业数据的异方差性，取对数有利于减少异方差的发生。
2.样本的计算
按照国际惯例，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通常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为界定基础。但是，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是以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为基础制定的，鉴于SITC5-8类制成品分类与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制造业比较接近，并且SITC5-8类制成品的贸易份额占我国工业制成品进出口份额的90%以上，因此，笔者将SITC（Rev.3）5-8类中的产品分类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标准》第三版（ISIC Rev.3）以及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中的制造业分类进行对照汇总，并进一步计算本文相关的研究变量。
（1）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
虽然国内外学者们在产业内贸易的经验研究中采用大量不同的度量方法，但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度量指标是标准的Grubel-Lloyd指数（GL指数），Bi1-，我们也采用这一计算方法计量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其中，Bi表示产业i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为产业i的出口额和进口额，所有变量均采用1999―2008年的SITC（Rev.3）五分位数据计算。
（2）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计算
在对TFP的测算中，本文用制造业的各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作为总产出（Y），用各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总值作为资本投入（K），用各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人数作为劳动投入（L）。利用CD生产函数YtAtKαLβt，通过回归方法计算得到资本产出弹性α和劳动产出弹性β，分别取值0.7和0.3，进一步计算得到全要素生产率A。所有数据来源于2000―2009年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3.回归结果分析
我们首先对变量lnTFP和lnIIT进行单位根检验，两组面板数据均为平稳的数据，协整检验表明模型一和模型二中的各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对原模型进行回归。利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我们最终确定对模型一和模型二使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行业间溢出效应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代表10%的显著水平。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同时考虑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的模型一中，测度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的参数和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参数均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解释变量过多造成的，因为同时考虑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后，两个参数的显著性水平都会有所降低。因此，我们将产业内贸易的行业内溢出效应剔除，只考虑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对模型二进行回归。剔除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影响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产业内贸易的行业间溢出通过了10%的水平上显著性检验，但行业间溢出变量的参数非常小，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额每增长1%，只能带来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0.058个百分点的提高，说明产业内贸易的行业间溢出对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作用有限。
造成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行业间溢出效应不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不高，并且以加工贸易和低水平产业内贸易为主，企业处于国际生产分工的底端，大量从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生产，“大进大出”和“两头在外”的特点明显，难以与上游关联产业的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和互动。
第二，跨国公司是推动我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力量，但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主要看中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从事的是成本或资源导向型的垂直型投资，而非市场导向的水平型投资。这种投资特点决定了国内外相关企业较低的关联度，影响了技术溢出的效果。
第三，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较低，与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为相关产业提供配套产品的能力不足，同时对关联产业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也有限，这也阻碍了产业内贸易行业间技术溢出的效果。例如，很多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不仅从国外进口大部分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品和生产设备，而且零部件和中间产品从国内企业采购的比重也较低，他们往往更倾向于从配套产业中的外商投资企业采购。例如丰田汽车在华采购大部分来自于在华投资的日本供应商。
三、 促进产业间溢出的政策建议
1.调整贸易模式，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位置
随着生产链的延长和产品的精细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垄断某一个产业的全部生产环节，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模式和重要趋势。传统的产业间贸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参与贸易的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比较低，而产业内贸易主要的是由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引起的，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位置。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对外贸易以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和低水平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生产的规模效应不明显，产品的差异化水平、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低，制造业整体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因此，应当逐步提高我国制造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加差异化产品的比重，调整贸易模式，变传统的产业间贸易为产业内贸易，由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向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转变。这样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提高出口创汇能力，而且可以使我国制造业摆脱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位置，提高分工地位，有利于上下游产业关联和技术溢出，从长远看更有利于对国外先进技术更好的引进和吸收。
2.吸引跨国公司水平型直接投资，扩大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规模，提升我国整体技术水平
跨国公司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载体，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是我国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最直接、最迅速的途径，但不同的直接投资类型和由此产生的产业内贸易类型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不同的。我国的产业内贸易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型投资为主，加工贸易比重大，虽然这种垂直型投资短期内可以迅速提高产业内贸易份额，增加贸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加工企业和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但从发展的角度看，跨国公司的这种投资，使我国制造业在技术发展上长期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容易形成技术依赖，无法获得先进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大，因而这种产业内贸易难以真正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如果跨国公司对我国制造业进行水平直接投资，我国制造业从事的将不再是产业链中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是分布于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这样，我国企业便可以在这种水平型分工中获得规模经济，同时，利用模仿创新等手段实现技术积累和技术升级，直接与发达国家进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以获得更大利益。因此，我国应该积极引进跨国公司水平型直接投资，引导跨国公司将技术水平和增值含量更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推动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由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扩大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提升整体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
3.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
市场经济中的研发活动主体应该是企业，政府主要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我国政府提供的研发资金大部分集中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相关企业，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从政府获得资金支持，造成企业研发资本存量不足，研发投入不够，阻碍了企业自主创新和吸收利用先进技术。因此，加大国家财政经费对企业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对于企业提高创新水平和吸收先进技术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可以采取积极可行的财政、税收政策，加大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大力发展证券市场和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技术创新领域，以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此外，模仿创新是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有益补充。模仿创新对企业的资金要求和技术要求比完全的自主创新要低，是企业从单纯模仿向自主创新过渡的桥梁。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信息平台，帮助企业迅速跟踪和识别有价值的技术信息和创新成果，鼓励企业对外部创新成果的改进和完善，在模仿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
4.鼓励合作创新，建立技术战略联盟
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的背景下，无论是研发费用还是研发风险，都是企业无法单独面对的巨大困难。越来越多的企业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寻求与其它企业的技术合作，通过建立技术战略联盟共同进行技术研发，共担研发成本与风险，研发成功后共享研发成果。技术战略联盟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利用研发成果，提高了技术扩散效率，同时避免重复研发导致的投资过度和社会资源浪费，从而大大提高研发资源的使用效率。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为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通过与其它企业建立技术战略联盟可以实现资源和技术的互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有利于创造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此外，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也是利用技术溢出、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在我国，跨国公司不仅是先进技术的主要所有者，也是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的主要执行者，随着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数量的增加，客观上为中外企业建立技术战略联盟创造了条件。我国企业应积极利用项目委托、联合研发、建立合作研发中心和组建研究性合资企业等方式与国外的技术领先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建立技术战略联盟，进入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体系和研发体系，为本企业和相关产业提供更多的技术溢出渠道。
5.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流动
在生产过程中，技术溢出的载体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物化的形式，存在于机器、设备等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内；另一种以人力资本的形式，存在于生产者和经营者身上。要提高技术溢出的效率，首先必须提高吸收能力，而吸收能力的提高则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实现，一国对先进技术的创新与吸收能力往往与本国劳动力素质成正向关系。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大多是非熟练劳动力，能够有效吸收技术溢出并进行技术创新的高素质人力资本数量有限，不仅影响了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效率，也限制了先进技术的创新与开发。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力队伍的素质，不仅可以提高本国资本品的利用效率，加速技术吸收和创新，而且有利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最终推动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此外，人力资本的流动也会带动先进技术在各企业和相关产业之间的流动与溢出。我国政府应制定更多的激励政策，鼓励和吸引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向本地企业流动，充分利用人才流动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我国整体的技术水平。
6.促进配套产业集群发展
配套产业集群发展是产业内贸易带动一个地区关联产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培育高技术含量配套产业，完善产业发展环境，加强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本地上下游关联企业之间的联系，形成有效率的产业集群，不仅会影响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选择，而且有利于集群内关联行业的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和吸收。需要注意的是，发展配套产业不仅要从产品的供给角度考虑，相关服务的配套，如金融、保险和评估等企业的配套也是十分重要的，有时甚至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7.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是世界上受到知识产权投诉最多的国家，国内知识产权整体环境并不理想，严重影响了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技术活动，也影响了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合作，阻碍了先进技术在我国的流动与溢出，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政府有责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国内外研发机构的权益，包括技术保密、产权转让和防止伪造侵权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保证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的可持续性。此外，政府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发挥民间团体和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组建专门从事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非政府机构，积极向立法、司法和执法机关反映业界的要求，帮助企业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水平，营造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参考文献：
［1］ Jaffe, A.B.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Spillovers of R&D: Evidence from Firms’ Patents, Profits, and Market Valu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5）：984-1001.
［2］ 尹静，平新乔.中国地区（制造业行业）间的技术溢出分析［D］.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系列，2003020.
［3］ 严兵.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
［4］ Coe, T. D.，Helpman, E.，Hoffinaister, W. A.North-South R&D Spillovers［J］.Economic Journal, 1997, 107（440）：134-149.
（责任编辑：杨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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