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女儿”的管理风格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胡祥鸿

　　“一部《红楼》，百千世家”。《红楼梦》给后人留下的东西太丰富了。比如王熙凤、薛宝钗、贾探春、李纨、平儿等一批聪明美丽的女孩子们治府理家的管理艺术，令人一唱三叹。作者曹雪芹亦有“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的感叹。从《红楼梦》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来看，分为几层境界：第一层是王熙凤的权力统御型，第二层是贾探春的创新分权型，第三层是薛宝钗的无为而治型。三家评本中有一句夹批“风能驭探，而钗又能驭凤，强中有强”，很准确地从三个人的关系，揭示了管理能力和智慧的不同境界。虽然管理本身无所谓优劣。适用的就是最好的，或者说管理的最高境界因人因事因时可以演变、转换，此一时，彼一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但今天的管理者们还是可以从她们各自的管理风格中得到启发。
　　
　　一、王熙凤――权力统御型的代表
　　
　　从《红楼梦》第十三回协理宁国府治秦氏之丧到第十五回弄权铁槛寺，王熙凤声威赫赫，出尽风头。她点花名册分派家人工作，一口气说了四五百言，调遣一百多人，口齿伶俐，有条不紊。王熙凤的管理能力集中体现在她善于观察和思考，具有较强的洞察力。语言表达能力强，办事果断。甫一上任，即对宁国府做了一次家族诊断，极其尖锐地指出，宁国府存有“五大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亭无专执，临期推诿；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针对这五大弊病，王熙凤决定采用猛药。一到宁国府，她就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就职演说：“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诸事由得你们。再别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么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根据这一思路，王熙凤开始制定规则，按岗定编，责任到人，赏罚分明。而且自己不辞劳苦，亲临督察过失不饶，惩一敬百。其措施收效显著，宁国府的面貌立刻改变了。可见，王熙凤管理思路清晰，措施得力，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王熙凤一个目不识丁的女子掌管数百人口的荣府，在管理过程中杀伐决断。根本原因在于她从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那里拿到了尚方宝剑，并依规范行事。王熙凤的权威主要依靠贾母和娘家做靠山。一旦靠山倒了，王熙凤的权威便马上土崩瓦解。
　　同样是王熙凤，在给贾母理丧时却出乎意料地陷入“权威性不足”的泥潭困境。她既调不动人，也调不动钱，只得哀求众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尽管如此，仍然玩不转，被气得“眼泪直流，只觉得眼前一黑，嗓子一甜，便喷鲜红的血来，身子站不住，就栽倒在地”。
　　王熙凤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在贾府上下积怨极深，人际关系差。对于这一点，她本人也意识到了：“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这也是她后来一败涂地，无力回天的一个原因。
　　
　　二、贾探春――创新分权型的代表
　　
　　《红楼梦》中，曹雪芹给了探春一个“敏”字。她“才自聪明志自高”，性情刚烈，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威仪。在《红楼梦》五十六回中，曹雪芹以一个章回的篇幅。完整地描绘了发生在大观园里的经济改革故事，其中的主角就是与王熙凤完全不同类型的管理者贾探春。
　　为了克服贾府的经济危机，贾探春凭借自己对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的敏感。感到大观园中所生产的稻米、竹笋、莲藕、花果、鱼虾等没有合理利用，于是她从开源节流上思考问题，富有创意地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改革举措：采用公开竞标的方式，把大观园分包给园中的老妈妈们。她认为承包有种种好处：“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这样一来，一个消费性的大观园就被改造成了一个生产性的种植园，捉襟见肘的贾府经济也因此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探春对大观园进行“承包制”改革之后，又把目光放在了福利上：取消原来小姐丫头们每月置办头油脂粉的二两银子。贾探春对自己的改革相当自负，鲜明地打出了她的改革旗号：“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穷尧舜之辞，背孔孟之道。”在贾探春看来。既然经济改革的目的在“利”，那么“背孔孟之道”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贾探春无愧于一个改革型管理者的称号。她实行的“承包制”，带有把权力下放的雏形，从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方面来看，其分权比王熙凤的强权式管理方法确实要高明。
　　
　　三、薛宝钗――无为而治型的代表
　　
　　《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好人缘是公认的。在合府上下，她得到的赞誉之词最多、最鲜明。她自信，能干，易于合作，善于解决问题，创造了一个富有亲和力的人际环境，为自己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宝钗虽然艳冠群芳，家资豪富，博学多才，但在平时与人交流中，对着装、语言、举手投足等，十分注意拿捏把握。她没有典型的体态语，有声语言少，不画眉、不点唇，日用穿戴毫不显眼。她有意淡化自己，着意保持一种朴素无华的风格。她不像晴雯那样长得漂亮还“打扮成个西施的样子”刺激别人，争强好胜到处结仇。她不显水、不显山。讲涵养，城府深，知书达理。薛宝钗和王熙凤一样，深知管人是要讨人嫌的。但她的处事风格却和王熙凤完全不同，她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我本也不该管这事。就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们太太又多病，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就是街坊邻居，也要帮个忙儿，何况是姨娘托我?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沽名钓誉的，那时酒醉赌输。再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薛宝钗把自己参与管理说成是身不由己、万般无奈的事情，这样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被管理者的同情。宝钗被王夫人授以理家、“监察”大权，她尽职尽责，且深得人心。“贤宝钗小惠全大体”的故事中，她不摆小姐的架子，也不像探春那样严厉训斥，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委婉的言词中间接而又鲜明地达到了警告婆子们的目的。双方的面子得以保全。不伤和气。取得了严肃治家的理想效果。想当初，怡红院花天胡地好不热闹，宝钗一嫁过来当了主母，马上家门肃然，怡红院在她的治理下秩序井然，却不见她施展了什么手段。
　　在大观园的经济改革中，薛宝钗批评贾探春说：“你才办了两天的事，就利欲熏心。”她指出：“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去了。”实质上就是要以孔子的“义利观”来指导这场经济改革，以防止改革滑向物欲横流的邪路。在薛宝钗的改革理念中，已自觉地包含了对于单纯商业利益的理性超越。薛宝钗的这一改革理念，是曹雪芹为当时正在转型的中国社会重塑一个新的道德规范的积极尝试。
　　薛宝钗考虑到承包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她清醒地意识到，能够直接承包并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心里仍是不服的。如果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挫折。因此，薛宝钗建议，承包者年终时拿出若干吊钱来分给也在园中辛苦的老妈妈们，让她们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
　　她对承包者说：“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顾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案还没处投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薛宝钗这一“小惠”主张，不仅兼顾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承包者的经营提供了新的保证，的确是一个符合“惠而不费”原则的双赢高招。
　　由于有了薛宝钗的新设计，贾探春的承包改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正如李纨所说：“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因今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护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姑娘们行着船夹泥的、种藕的。”生产者的责任心大大加强了。
　　与王熙凤相比，甚至与贾探春相比。薛宝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管理实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楼梦》中真正的管理权威就是薛宝钗。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费・杜拉克说过：“不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如果只是一味地看重权力，那么。他就只能列入从属的地位：反之，不论一个人职位多么低下，如果他能从整体思考并负起成果的责任，他就可以列入高级管理层。”按照他的这一标准，薛宝钗显然是可以进入“高级管理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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