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能影响企业创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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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以2005—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对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税收筹划行为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负面影响了税收筹划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果说明上市公司税收筹划节省的自由现金流更多流向企业创新，提升了研发投入水平，但是国有企业限于政府控制的存在，削弱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章为正确认识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税收筹划观，并且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对企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 税收筹划; 企业创新; 产权性质; 财务决策
　　【中图分类号】 F23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0）04-0118-06
　　一、引言
　　1935年，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对“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的判决，意味着当事人依据法律少缴纳税款的行为得到法律认可[1]，这是追溯最早的税收筹划案例。自此，税收筹划就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2，3]。税收筹划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利用法律和政策导向，预先对企业财务管理过程进行安排，从而达到最少纳税的目的。在微观层面上，全球经济放缓发展的大环境下，税收筹划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为企业留存更多自由现金流量。在宏观层面上，税收筹划对于政府宏观调控帮助颇多，因为税收筹划也是利用政策鼓励从而获取税收优惠的行为，这将有利于企业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4]，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
　　虽然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重视税收筹划的研究，但仍然给研究者留下了充分研究空间。税收筹划对企业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目前仍未有文献梳理税收筹划与企业财务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无法确认税收筹划与企业财务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就无法知晓税收筹划究竟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到公司业绩，提升公司价值。同时，学者在研究税收筹划时，还应该考虑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就税收筹划对企业财务决策行为的影响展开了研究，重点考虑到企业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将企业的财务决策行为限定为企业创新。由于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面临更严格的政府管控，因此本文还研究了产权性质对税收筹划和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05—2017年中国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回归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的投入之间存在一种联动关系，两者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也就是税收筹划程度越大，企业创新的资金投入水平越高;产权性质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政府对国有企业施加的控制扰乱了公司财务决策行为，弱化了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稳健性检验也说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本文贡献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拓展了税收筹划的研究范畴，将税收筹划的研究拓展到对企业财务决策行为影响的研究;其次，本文进一步证实了政府干预会弱化企业正常的财务决策行为效应，削弱财务决策行为之间的联动能力;最后，研究对于正确认识税收筹划的作用提供了实证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提出
　　（一）文献回顾
　　税收筹划与偷逃税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偷逃税是一种违法行为，税收筹划不违背法律，是合理利用法律規定和政策导向，决策者通过对公司资金运动进行预先安排，进而实现最大化税后收益目的。如此看来，税收筹划一方面可以直接降低税负，从而减轻公司现金流的压力，进而提升了公司价值;另一方面，税收筹划又是企业一项重要的财务决策行为，税收筹划潜在影响着其他财务决策行为，譬如企业高管薪酬契约[3]与资本成本[5]等。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第一个要考虑财务报告动机。由于税收筹划往往是少报一部分利润，或者采用递延的方式减少当期税收支出，才能达到税收筹划的根本目的，企业在税收筹划时需权衡少报利润的税收筹划动机和多报利润的财务报告动机之间的利弊[6]。但实证文献给出的证据显示，企业更多考虑到税收筹划动机，而不是考虑财务报告动机[7]。迫于资本市场和代理成本的压力，上市公司税收筹划动机弱于非上市公司，其积极避税动机要弱[8]，一项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也发现上市会影响到企业税收筹划动机[2]。
　　公司特征变量是决定税收筹划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公司特征与税收筹划的关系方面，国外也有相关实证研究。在检验有效税率决定因素的研究中发现，公司规模与税收筹划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但是固定资产、存货等资产与企业盈利能力以及行业特征等对企业税收筹划产生显著影响[9]，也有研究显示高管薪酬的体系影响到企业税收筹划[10]。
　　从上面的简要文献回顾看，税收筹划作为财务决策行为的一部分，其与其他财务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未引起学者的充分重视。税收筹划能够为企业提供额外的现金流，这些现金流最终流向何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税收筹划最直观的经济后果是增加公司现金流和投资者财富，但这不是税收筹划全部经济后果，因为税收筹划还存在一些潜在后果。研究显示，税收筹划会影响到企业股权资本成本[5]，税收成本的下降会降低利息的边际税盾收益，因而改变企业的资本结构[11]。
　　已有研究在税收筹划增加股东财富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税收筹划影响股东财富的路径却鲜有文献触及。税收筹划最大意义是为企业增加现金流，企业如何配置增量现金呢？企业财务决策分为短期决策和长期决策，短期决策的代表是分红，长期决策的代表是企业创新。企业财务决策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联动性，如公司分红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12]。创新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性活动，它往往具有长周期、高风险、高投入及异质性等特点[13]，缺乏资金保证的企业创新很难有良好的表现。如果认为公司决策需要考虑到公司资金限制，这意味着税收筹划为公司资金池带来增量资金，这些增量现金流具体流向虽然不明，但企业创新对于公司长远发展的意义是目前政府重视的，也是企业必须重视的，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增量资金有可能配置到企业创新上。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之间正相关。
　　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相比较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社会责任[14]，其仍然面临着比较严格的政府控制。国有企业高管变更带有明显区别于民营企业的特征，中国国有企业高管变更也具有明显政府干预特征，有研究指出，高管变更与较差业绩正相关，但是升迁却与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正相关[15]。薪酬体系作为激励经理人的重要制度依然在政府的严格管控下，在改革初期通过管控管理层与职工的薪酬差距进行管控[16]，在金融行业“天价薪酬”的影响下，政府出台了“限薪令”限制高管薪酬。这些研究均说明了政府凭借国有企业控股权依然实施全方位的控制，这些干预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弱化了企业财务决策的内在联系。已有文献发现政府控制确实增加了企业积极甚至过度上缴税负的行为，使得企业实际所得税率较高[17]。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与税率之间变化的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非国有企业的敏感性更强[18]。政府控制影响路径有两条，其一，政府干预影响着企业财务决策行为。有研究指出政府对国有企业薪酬管制影响了企业分红水平，进而影响企业创新[12]。其二，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必然会从资金池中抽取资源，从而影响企业创新的资金投入水平。基于上面两条路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将弱化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据此提出假设2。
　　H2：产权性质削弱了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5—2017年在中国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已有文献[17]做了如下剔除：（1）剔除上市不满一年的上市公司，以减少IPO的影响;（2）剔除数据不全的样本;（3）由于金融企业适用准则与其他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剔除金融企业样本;（4）剔除ST样本;最后共有4 756个样本，满足统计分析的要求。本文用Stata13进行实证过程处理。企业创新投入、产权性质数据通过手工搜集整理。企业创新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数据，取企业研发投入总额，并未考虑费用化与资本化的影响。产权性质根据上市公司控制链，追溯到最终控制人来判断，最终控制人是国资委、政府部門的为国有企业，否则为民营企业。
　　（二）变量定义
　　1.税收筹划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20，21]分别采取公司适用税率扣除有效税率（ETR）与总账面税收差异（BTD）来衡量税收筹划程度，ETR与BTD越大意味着公司税收筹划程度越高。其计算过程如下：ETR为公司适用税率减去当期所得税除以期初总资产;BTD是用税前会计利润减去当期所得税的差除以期初总资产。
　　2.企业创新
　　为了消除企业规模存在差异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文献[22，23]采用两种方式来衡量企业创新，一是企业创新投入总额除以公司营业收入总额（Rdbl）;二是企业创新投入总额除以公司资产总额（Srdbl）。
　　3.产权性质
　　产权性质是指企业最终控制人的属性，该变量为虚拟变量，最终控制人为国有，属性为1，否则为0。
　　4.模型与控制变量
　　为了检验H1与H2，本文采用如下模型进行检验。模型1—模型4中的β2预期符号为正，说明税收筹划程度越重企业创新投入比例越高。在模型1—模型4的基础上增加产权性质与税收筹划的交互项，以观察产权性质的交互作用，预期符号为负。本文同时还控制了公司特征、治理特征等变量，变量详细定义见表1，为了减少模型公式的长度，模型中用ConVar代表控制变量。
　　Rdbli，t=α+β1Controli，t+β2ETRi，t+εi，t   （1）
　　Srdbli，t=α+β1Controli，t+β2ETRi，t+εi，t  （2）
　　Rdbli，t=α+β1Controlri，t+β2BTDi，t+εi，t  （3）
　　Srdbli，t=α+β1Controli，t+β2BTDi，t+εi，t  （4）
　　5.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公司企业创新投入的均值分别为0.0201和0.0141，说明公司整体研发投入水平不高，最小值接近为0，最大数为0.1724，说明研发投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税收筹划也呈现类似特征，各个公司之间差异度比较大。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占比64.48%，说明主板上市的公司国有企业占主体地位。经过对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变量差异度得到了控制，对模型稳定性影响降到了最低。
　　四、实证分析
　　（一）H1的检验
　　本文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与前人研究[24，25]并无显著差异，故未对控制变量进行一一分析。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行业和年度效应，为了节省篇幅未在表格中报告相应数据。表3给出的实证结果显示税收筹划的第一种衡量方式ETR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32和0.249，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了税收筹划的程度越大，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越高。税收筹划的第二种衡量方式BTD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820和0.0164，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了企业税收筹划程度越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越高。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正向关系说明税收筹划节流的现金流部分流向企业创新，给H1较强支撑。
　　（二）H2的检验
　　为了检验产权性质对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特在模型1—模型4增加了产权性质与税收筹划的交互项。从表4给出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ETR与产权性质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913和-0.0714，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产权性质削弱了税收筹划对企业创新的正面影响。经计算，产权性质削弱了这种关系的36.37%和32.30%。BTD与产权性质交互项分别为-0.0306和-0.0153，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也说明了存在产权性质的负向调节作用。经计算，产权性质削弱了这种关系的53.78%和57.01%。交互项的负号说明国有企业由于政府控制导致其多目标性弱化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税收筹划节约的资金流本来应该流向企业创新，结果流向了其他方面，本文的H2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撑。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广义距估计法（GMM）来进行回归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证明H1是稳健的。本文在检验H2时采用了其他衡量税收筹划的方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国有属性确实显著削弱了税收筹划的正面作用，证明了H2是稳健的。本文也曾使用企业专利数作为企业创新的衡量变量，研究结果未发生变化。限于篇幅，稳健性结果未给出。
　　五、研究结论
　　基于税收筹划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对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从理论分析可以发现，企业税收筹划保留了更多资源，能够为企业创新提供雄厚资金支持。本文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构建模型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产权性质负向调节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与本文理论分析预期相一致。产权性质对税收筹划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削弱能力比较强。
　　本研究深化了对公司税收筹划经济后果的认识，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主要集中在企业、政府与研究三个层面。
　　就企业层面而言，必须充分重视税收筹划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税收筹划是企业一项合理保留资源的方式，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企业必须重视税收筹划的设计，必要时引入咨询公司，设计属于本公司的税收筹划方案，为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获取更多资源。
　　就政府层面而言，政府应该建立规范、完善的法规制度，有效地促进税收筹划的发展，避免政府干预对税收筹划正向作用的负面影响;尽可能减少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将财权真正归还给国有企业，这利于国有企业做出正确决策。同时政府还应该正确认识税收筹划的意义，借机实现其宏观调控目的。
　　从研究层面看，必须重视税收筹划和企业财务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过去的研究关注税收筹划与高管薪酬的关系[3]，以及权益成本[5]的关系，但是在理论上未能充分厘清企业财务决策行为的联动性。为了能够进一步认识企业财务决策行为的联动性，就不能孤立看待税收筹划，而应该将税收筹划放置到整个财务决策体系中进行研究，这也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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