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制度环境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 国家OFDI效率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王霞 刘甜

　　摘   要：随着新一轮“逆全球化”现象的兴起，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和近期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给我国扩大对外开放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为落实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既能实现我国产能转移，又能够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在此背景下，本文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总体OFDI效率，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提高我国OFDI效率。
　　关键词：基础设施;制度环境;OFDI效率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20.04.006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20）04-0040-0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一带一路”倡议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内容便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进而推动沿线国家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逐渐上升，而OFDI基数小、效率低的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多从制度环境约束以及无制度环境约束两个角度研究“一带一路”国家OFDI效率。在制度环境约束方面，胡浩等（2017）实证分析了中国对世界118个国家的OFDI效率，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世界投资效率均值仅为0.27，对各大洲的OFDI效率处于逐渐上升的趋势，其中制度環境指标对OFDI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季凯文和周吉（2018）通过随即前沿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OFDI效率影响因素，得出OFDI效率与制度环境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基础设施呈负相关，对发展中国家OFDI效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徐昕（2018）基于制度环境视角下，测算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OFDI效率，实证发现总体效率偏低，且制度环境对OFDI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重性。胡冰、王晓芳（2019）通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OFDI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政治、经济、信用环境的改善对中国OFDI效率呈显著的副作用，因为本文认为完善的制度环境会加剧投资的竞争进而导致中国OFDI效率的受损。在无制度环境约束方面，田泽、许东梅（2016）运用超效率DEA和Malmquist指数法评价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总体效率偏低，国别差异较明显，对波兰、科威特投资效率较高，而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较低。祖煜、李宗明（2018）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测算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直接投资效率，实证得出2010—2016年，我国企业OFDI效率技术较小，但增长趋势较强劲，七年增长了近三倍左右。
　　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现状
　　（一）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总体情况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呈高速波动式增长，由2003年的2.35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178.90亿美元，十六年间翻了近7番，2007年增速最高达到172.15%，2016年增速最低为-18.96%。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于2017年达到最高，并突破两百亿美元的大关，受2008年金融危机、2013年国内经济放绶、2016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及2018年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这四年出现四次负增长。中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同样呈波动式增长，2005年占比最低，2012年占比最高。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由2013年的11.72%上升至2018年的14.10%，除2016年外，占比均维持在10%以上。
　　（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国别情况
　　从表2可知，近五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累计OFDI位于前十的国家依次为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巴基斯坦与阿联酋。其中，新加坡227.58亿美元、俄罗斯64.36亿美元与印度尼西亚58.66亿美元。受2015年中国与新加坡建立“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影响，2015年中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04.52亿美元。位居第二的俄罗斯从2014年的6.34亿美元波动上升至7.25亿美元，位居第三的马来西亚从2014年的12.72亿美元持续上升至2018年的18.65亿美元。受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影响，近五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流量波动较大，如俄罗斯2015年增速最高达到367.34%;阿联酋2016年增速最低为-130.85%。此外，受到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卢比贬值及投资者信心下降等影响，2018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流量为-1.99亿美元;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2016年阿联酋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对阿联酋直接投资流量为-3.91亿美元。
　　三、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效率测度
　　（一）随机前沿模型
　　前沿生产函数分析主要用于生产效率的研究，衡量了由于复合误差项（生产的非效率因素）形成的实际产出与理想前沿面（“帕累托”最优产出）的比率。作为参数估计法的前沿生产函数分析，可以通过事先设定生产函数形式，考量随机误差项对效率的影响;作为非参数估计法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既不能对参数进行估计，也无法考量随机误差项对效率的影响。本文采用前沿生产函数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OFDI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其中，OFDIijt表示t时期i国对j国OFDI水平;Xijt表示t时期影响i国对j国OFDI水平的影响因素;a为待估参数;vijt表示随机误差项;uijt表示投资非效率项，其经济意义为投资效率损失的因素，不仅包括负向指标，也包括正向指标，正向指标会对负向指标有一个抵消作用，且设定？淄ijt～N（0，），vijt与uijt相互独立。将式（1）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LnOFDIijt=Lnf（Xijt，a）+？（2）
　　假设i国对j国投资过程中不存在效率损失，因此不存在非效率的理论随机前沿公式为：
　　其中，OFDI表示不存在效率损失的理论i国对j国的OFDI水平，因此投资效率公式为i国对j国OFDI水平的实际值与理论值之比，因此有投资效率公式为：
　　其中，EF为投资效率，取值范围为[0，1]，主要受投资非效率项影响，当uijt=0时，有EF值为1，此时代表i国向j国的投资水平未受到投资非效率项影响，投资效率为1;当uijt>0时，EF大于0小于1，此时表明i国向j国的投资水平受到了投资非效率项的影响。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由于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流量波动性较大，且负值、零值与缺失值较多，故本文被解释变量选取2006—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存量衡量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水平，数据来源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2.核心解释变量。基础设施数据选取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6—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基础设施指数的综合得分。制度环境采用2006—2018年《华尔街日报》公布的经济自由度数据中的投资自由度、产权保护、商业自由度、货币自由度、贸易自由度、金融自由度、劳工自由度与政府公信度指标，取值范围为1-100。通过因子分析降维，得到衡量一国制度环境水平的得分。
　　3.控制变量。由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可知，一国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受东道国和母国的微观和宏观环境影響，如劳动力、技术、资本、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等。结合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实际情况，选取母国GDP用来衡量母国OFDI能力，采用2010年不变价衡量的东道国GDP水平测度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是否存在市场寻求动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采用东道国SITC3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衡量东道国能源禀赋;采用东道国15-64岁人口数量衡量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是否存在劳动力寻求动机，数据来源于国研网;距离、共同语言、共同边界来源于CEPII数据库;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来源于UNCTAD。
　　（三）模型检验
　　1.随机前沿模型适用性检验。使用Frontier4.1对模型进行适用性检验，检验模型是否存在无效率项。其原假设H0：？酌=0，即最小二乘估计优于最大似然估计，反之，则认为SFA模型由于OLS。如表4所示，分别得到有约束模型与无约束模型的似然值，通过公式：LR=-2[Ln（H0）-（H1）]进行似然比检验，得到LR统计量大于1%的临界值，应拒绝原假设，认为模型存在无效率项，SFA模型优于OLS模型。因此，研究2006—2018年中国OFDI效率问题，随机前沿模型相较于OLS更具有适用性。
　　2.参数经济意义检验。在表5的实证结果中，模型1为OLS回归结果，模型2为无截距项非效率模型，模型3为有截距项非效率模型。从实证结果来看有：
　　（1）东道国劳动力。东道国劳动力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东道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将会促进我国对其OFDI。东道国劳动力每变动1%，我国OFDI约变动0.5%左右。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存在劳动力资源寻求型，随着近几年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劳动力价格逐渐升高，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在逐渐向外投资寻求廉价的劳动力，以此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
　　（2）东道国GDP。东道国GDP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东道国GDP对我国OFDI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东道国GDP每变动1%，我国对其OFDI约变动0.3%左右。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存在市场寻求型。
　　（3）东道国能源禀赋。东道国能源禀赋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其每变动1%，我国对东道国OFDI增加约0.01%。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能源寻求动因，我国人口基数大，能源消耗量大，且能源来源需要采用多元化战略。
　　（4）距离。我国与投资东道国距离对我国OFDI呈现显著的阻碍作用，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距离每变动1%，我国OFDI下降约2.3%，说明距离会增加投资成本，阻碍投资。
　　（5）母国GDP。我国GDP水平越高，也会显著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母国GDP每变动1%，对外直接投资增加1%左右。说明母国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越高。
　　（6）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一带一路”国家中，与我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较未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平均高出约0.9%。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使得东道国国内投资环境更具法律化与规范化，可以有效提高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水平。
　　（7）共同语言。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有共同语言对我国OFDI水平具有显著性影响，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较不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平均来说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约高出3.2%。
　　（8）共同边界。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是否有共同边界对我国OFDI水平具有显著性影响，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较不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平均来说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约高出1%。共同边界对OFDI水平的显著性影响一方面源于距离近，投资阻碍下降;另一方面源于具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之间存在共同边界效应①。
　　（9）基础设施水平。非效率模型中，发现模型2的非效率项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基础设施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投资非效率下降0.83个单位。模型2中基础设施水平对投资非效率呈负相关，说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水平越高，为我国对其进行OFDI提供了便利化，提高了我国对其OFDI水平。 　　（10）制度环境水平。模型2中制度环境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与投资非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制度环境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投资非效率增加1.05个单位。说明制度环境水平越高，投资非效率越高。
　　（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效率分析
　　总体来看，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效率国别差异化较大，最高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OFDI效率高达71.01%，最低的拉脫维亚为1.08%，前五名依次为阿联酋、格鲁吉亚、柬埔寨、匈牙利与沙特阿拉伯。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效率较高的国家以能源型国家为主，如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也门、伊朗、约旦与卡塔尔等均为石油、天然气密集型国家，这部分国家虽然与我国距离较远，理论上投资水平较低，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能源寻求动因，对能源型国家的投资较高。我国对东南亚国家OFDI水平较高，但OFDI效率很低，说明在既有的环境下，我国对东南亚国家OFDI水平相较于理论前沿面差距较大，仍有较大的潜力。我国对中亚国家OFDI效率均位于前十五名，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最高、塔吉克斯坦次之、哈萨克斯坦位于第三。
　　四、对策建议
　　（一）应注重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合作
　　实证发现基础设施对我国OFDI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中亚、西亚、南亚、埃及以及中等、低等收入国家。因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应注重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合作。一是技术合作提高“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搭建好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推广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的“中国经验”，为提高“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二是健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融通机制。以政府融资为主，依托“丝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对“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并鼓励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出口信用机构继续为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多渠道的投资方式相互补充，构建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三是人才合作确保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是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关键，大力支持相关行业协会、集团公司、标准化专业机构合作开展相关培训，将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对沿线国家的劳动力进行专业化培训，提升沿线国家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提高人才专业化水平，培养一批懂技术、精通标准化业务的人才队伍，发挥微观主体活力。
　　（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
　　理论上，制度环境越规范，越有利于构建公开、透明、公正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减少企业的“寻租”成本，进而促进OFDI规模。然而实证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越规范，我国对其OFDI效率越低，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OFDI过程中，由于起步晚，国际竞争力较低，规范的环境反而使得OFDI规模下降。因此，应从我国企业自身出发，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以适应高标准的国际营商环境;另外，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对接高水平的投融资政策，发挥制度环境规范的优越性。
　　（责任编辑：李兴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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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田泽，许东梅.我国对“一带一路”重点国家OFDI效率综合评价——基于超效率DEA和Malmquist指数[J].经济问题探索，2016（6）：7-14.
　　[6]祖煜，李宗明.“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及对东道国治理水平的影响[J].经济体制革，2018（4）：15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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