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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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资源国和西方石油公司的利益诉求,同中国石油公司对资源的巨大渴求,像三个齿轮紧紧咬合在一起
　　
　　《财经》记者 陈竹
　　
　　“丝绸之路”曾是连接中西方的重要通道,现在正被中国石油公司新开发出的“石油之路”取代。
　　
　　国际能源署署长田中伸男(Nobuo Tanaka)去年11月来北京时,曾经担心经济危机会迫使石油企业放慢、推迟或砍减上游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好转后石油供不应求的局面再度出现。因为2000年之后,全球能源领域新增投资中,有三分之二花在成本通胀上,真正用于提高产能的只有三分之一,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可能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田中伸男开过一剂药方,即通过加强国际石油公司和资源国国家石油公司之间的合作,来推动油气上游的投资。
　　
　　这一愿望已经变成现实。今年4月,当田中伸男再次来到北京时,他注意到,中国石油公司正在成为新一轮国际石油合作的主角。
　　
　　伴随着中国石油公司的“走出去”,一种建立在中国石油公司、跨国石油巨头和资源国之间的新合作模式,正在展开并不断被复制。
　　
　　这种模式简而言之,即在资源国上游领域,中国石油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联合竞标;在中国下游炼化和销售领域,中国同意资源国国有石油公司与西方石油公司共同参股。三方公司围绕石油产业的上、中、下游,形成一个取长补短的利益共同体。
　　
　　始于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巨幅震荡,正在以微妙的方式改变着世界油气资源生产和分配的格局,也改变着中国石油公司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个“齿轮”
　　
　　对于中石油集团国际事务部的很多职员来说,2009年的春天是他们加入中石油以来最为忙碌的一个春天。中石油位于北京东直门的新大楼C座七层的走廊里,人人行色匆匆,却无法掩饰兴奋和成就感。
　　
　　在这半年中,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开会,隔几天就有一场谈判。中俄250亿美元贷款交换20年3亿吨原油大单的谈判,2月17日刚刚落下帷幕,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就找上门来,希望签订类似的合同。巴西需要100亿美元来投资深海开采;委内瑞拉和安哥拉分别需要40亿美元和10亿美元来维持公共财政;哈萨克斯坦需要100亿美元来回购境内外资油田股份、建设基础设施等。
　　
　　这些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收入的资源国,在享受了大宗商品价格连年上涨的黄金期后,忽然跌入低油价困境。在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50%和外汇收入的94%,油价下跌使得政府不得不大幅削减财政支出和油气上游投入,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一消息并不能让那些石油进口国高兴起来。诚然,低油价暂时惠泽了进口国的消费者,但资源国上游投资的缩减,很可能会为新一轮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埋下伏笔。
　　
　　按照沿袭了近一个世纪的模式,当资源国无力投资时,壳牌、埃克森-美孚这样的国际老牌石油公司便会承担起这一职责。但在需求萎靡、信贷紧缩的2009年,作为上市公司,大多数国际石油公司不大可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利率,为困境中的资源国提供长期贷款,而那些为油气国有化目标奋斗了几十年的资源国,也不愿轻易放弃既往的成果。在伊朗、委内瑞拉这些政局动荡的国家,西方石油公司还不得不考虑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安全成本。更何况,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石油需求仍在下降,这些国家的炼化能力已趋于饱和。扩大的市场份额,主要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在全球寻找资源的中国成为焦点。
　　
　　中海油服董秘陈卫东今年2月去美国休斯敦参加“全球能源论坛”时,敏锐地感受到变化。他发现,这个汇集了55个国家2000多名政经要人和能源企业家的论坛,为占参会总人数不到百分之一的中国代表提供了全程中文翻译。中国专场的早餐会挤得满满当当,后场还有人站着旁听,而欧洲、俄罗斯天然气专场大概只坐了不到一半的人。“在我参加的所有会场中,几乎没有不提到中国的――不谈中国就好像没有触及问题核心似的。”陈卫东说。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法国道达尔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哲睿(Christophe de Margerie)和荷兰壳牌首席执行官范德伟(Jeroen van der Veer)不约而同地在4月飞抵北京。
　　
　　马哲睿毫不掩饰他的游说使命。他公开表示,道达尔十分希望入股中石油同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在广东揭阳的合资炼油厂。马哲睿的急切宣告,甚至让道达尔中国区业务人员有些尴尬――通常,他们不会在正式谈判前主动披露意图。
　　
　　而中石油和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高管,可能于今年5月在加拉加斯同道达尔会谈。会谈涉及三方面的利益互换: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和在委内瑞拉石油区块作业的道达尔,就每日向中国输送至多20万桶石油的20年期协议进行磋商;中石油希望同道达尔联合竞购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Orinoco)盆地石油资产,并计划在当地建设一家重油加工厂;产品将运往中委合资的广东揭阳合资炼油厂,道达尔希望入股。
　　
　　马哲睿满载希望飞离中国,壳牌首席执行官范德伟,随后就领着即将于今年7月接班的现任壳牌首席财务官傅赛(Peter Voser)来到北京。在4月14日的记者见面会上,范德伟称,壳牌愿意同几家中国石油企业联合竞标伊拉克北部的基尔库克油田。虽然没有透露“几家中国石油企业”的名称,但外媒普遍将合作对象指向中石油和中石化,并称壳牌之所以愿意与中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项目上合作,主要是为了加入四川的天然气田开发。
　　
　　道达尔和壳牌的殷勤,让中石油负责海外业务的高管颇为感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石油公司刚走出去的时候,这些国际大牌公司是不正眼看我们的,可现在,他们开始主动找上门了!”
　　
　　剑桥能源咨询的一位高级咨询师告诉《财经》记者,这种资产和利益交换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在过去两年里,壳牌、雪佛龙、挪威石油公司等外资石油公司分别与中石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外国公司邀请中国加入海外项目合作,是为得到中国国内市场的准入权。现在中国公司在谈判时会提出,如果对方想进来,就必须要给他们海外资源。”剑桥能源咨询的这位人士说。
　　
　　急急忙忙赶赴北京的马哲睿和范德伟都明白,中国公司开始认同“资产交换”,这是一个机遇,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壳牌中国的一位高层曾在一次非正式场合感慨,壳牌在中国最大的遗憾,就是2004年退出了“西气东输”一线项目。那时,中国存在吸引外资的需求和环境,但眼下,中国企业不再缺钱,盛情邀请外资入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近几年,壳牌在吉林尝试油页岩开采,在宁夏尝试与神华集团合资开发煤制油项目,均因难以盈利而彻底退出或延迟实施。现在,国际石油公司在中国能看到的最大机遇,一是参与四川地区天然气资源的开采,二是趁着中国在南部省份大力部署新炼化产能的时机,及时入股。
　　
　　根据国家《石化振兴规划》的精神,中国未来将严格控制炼油、乙烯等新增产能。对外资来说,这轮赶上了,还有纵深拓展的希望;赶不上,可能又是长达五年或十年的等待。
　　
　　在这个危与机并存的当口,来自资源国和西方石油公司的利益诉求,同中国石油公司对资源的巨大渴求,像三个齿轮紧紧咬合在一起。
　　
　　又是中石油
　　
　　中石油的业绩报告,看上去没有中海油那么光鲜――200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1144.3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2%;而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净利润443.8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但是,在海外,2009年更像是中石油收获的季节。

　　
　　自去年年底国际油价向下突破每桶50美元的心理大关,国内外就展开了“中国公司如何抄底海外能源市场”的大讨论。国际投行和会计师事务所们异常积极,希望将它们在伦敦、多伦多等地的客户――那些小型独立石油公司――推荐给中国的大买家。这些机构极力游说,价格如何之便宜,时机如何之好。然而,中国的几大石油公司兴趣不高。
　　
　　德勤负责中国能源与资源业务的卢娅曾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感慨,中国石油公司判断收购目标,价格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便宜不一定能创造价值。在一个陌生的地区买一片小油田,不仅发挥不了规模效应,整合成本也极为高昂。
　　
　　前述剑桥能源咨询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中石油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日产量在2万桶到6万桶之间的中型石油公司。如果油田已经投产、储量明确,又位于中亚、非洲、南美、中东、亚太这五个中石油重点发展的区域,则是最佳并购目标。
　　
　　在过去十多年里,中石油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非洲的苏丹、南美的委内瑞拉等地一步步站稳脚跟,由点向面纵深发展。通过地质勘探、联合开采、修建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等业务,中石油基本掌握了这些地区的地质地貌、油气储量和相关劳工规定,也与当地国有石油公司和地方政府建立起稳定的联系。中国政府高层出访,腋下常常夹着中石油的合作议程。
　　
　　这些综合内力、外力,硬件、软件的支持,使得中石油在新一轮的“走出去”中连夺大单。
　　
　　很多有意参与海外能源收购的公司已经意识到,海外石油并购并非有钱就行。致力于成为中国第四大石油公司的中信资源,曾于2006年底通过其母公司中信集团,以19.1亿美元从内森斯能源公司(Nations Energy Company Ltd.,下称内森斯)收购了哈萨克斯坦Karazhanbas油田,但产量一直严重低于预期――2008年11月底,这一油田日产量仅为3.6万桶,而公司最初目标是日产量6万桶。穆迪已将该公司的信用评级降为Ba3。中信资源2008年净利润因此同比减少27.8%。
　　
　　中信资源的一位高层告诉《财经》记者,他们被内森斯“坑”了,对方在出售前“破坏性”开采油田,制造出虚高的产量,根本无法持续。但内森斯反过来嘲笑中信资源不够专业,“好好的油田,到他们手里产量就不行了”。
　　
　　牛津能源研究所韩裔高级研究员白根旭日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评价说,中信资源这样的投资类公司更容易受“欺负”,“如果换了中石油,估计内森斯就不敢说这种话了”。
　　
　　中石化也存在类似的人才和技术障碍。据业内人士介绍,中石化长期以下游为主业,高层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海外油气开拓不感兴趣,“走出去”开始得较晚,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并入了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才有所动作。中石化真正下决心做大投入是在2004年,当年一年的投资预算就有55亿元。可惜时机不佳,国际油价高企,不少资源国的资源民族主义呼声愈发强烈。近五年来,中石化在亚太、中亚、美洲等地获得了一些项目,但总体而言,区块较小,规模优势难以发挥。
　　
　　可能正因为机会难寻,去年年底,中石化在一片争议声中坚持完成了在高油价时期推进的、对坦根依卡石油公司(Tanganyika Oil Company)的收购。熟悉情况的一位中国石油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这笔交易并不划算,因为坦根依卡在叙利亚的两块油田储量不确定,开采难度大。若要提高产量,未来可能需要数十亿元的后续投资。
　　
　　而被认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中海油面对“抄底”说,显得格外谨慎。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告诉《财经》记者,中海油目前没有海外并购的打算,因为“不能价格便宜就盲目冲动,而要看资产是否能够增值”。
　　
　　一位中海油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说,中海油十分了解自己的所长和所短。在对外合作方面,中海油往往是“精明”有余,而“聪明”不足――善于在商业谈判中紧抠利益、控制成本,但在海外资产评估和作业方面,却缺乏中石油的胆魄和稳打稳扎。
　　
　　此外,作为中国惟一专门从事海上石油开采的公司,中海油家门口就有一个大南海要消化,中海油计划在未来10年到20年投资2000亿元用于南海油气勘探开发,暂时无心他顾。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在新一轮的能源并购模式中,无论是资源国国有石油公司还是西方石油公司,都希望通过中国伙伴的加入,实现上、中、下游的一体化;而中海油在中国下游炼化和销售市场缺乏合作空间――中海油旗下的炼厂目前只有广东惠州一处。
　　
　　“完美的世界需要中国参与”
　　
　　2007年,中石化同埃克森-美孚和沙特阿美以55%、22.5%、22.5%的股比,合资建设福建炼油乙烯项目。2008年,中石油同壳牌和卡塔尔国家石油公司以51%、24.5%、24.5%的股比,合资建设炼化生产和销售项目。
　　
　　2009年,中石油同道达尔和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下游项目也在推进之中,不同的是,着重强调三方在委内瑞拉上游的联合开采,真正将上、中、下游利益链条锁在了一起。
　　
　　中国石油公司同西方石油公司在海外联手竞标,被认为是双赢的选择。前述剑桥能源咨询高级分析师告诉《财经》记者,不少资源国和中国的地缘关系十分密切,西方石油公司希望在这些地区得到中国的帮助。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石油公司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有限,难以独立面对一些海外大项目,客观上需要和国际石油公司搭伙。“有时候资源国为确保收益,也建议中国能带一家西方石油公司一起进来。”这位分析师说。
　　
　　四年前为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做游说的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康艾黎(Eliot Cutler)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盛赞这一合作模式,称“三方、上下游一体化模式的内在逻辑在于优势互补,弥补了任何一方的缺陷”。
　　
　　康艾黎说,中国能够参与这种多国合作模式,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因为它尽可能地减少了石油贸易中的政治障碍。
　　
　　康艾黎认为,委内瑞拉、伊朗都是美国公司由于政治障碍而难以进入的国家,中国以“贷款换资源”等方式进行上游投资合作,实际上增加了世界能源供应,使得这些因政治因素难以进入国际市场流通的油气资源,通过中国释放出来。
　　
　　“一个完美的世界,需要中国的参与,需要中国同资源国的国有石油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以合资的方式进行合作。”康艾黎说。
　　
　　4月20日,国际能源署署长田中伸男在北京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西方石油公司同资源国国家石油公司的合作不可避免。国家石油公司占有的探明储量约占全球的85%,而西方石油公司的已不足10%。“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模式,”田中伸男说,“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在做这方面的探索,但没有哪个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
　　
　　幸运背后的政治风险
　　
　　过去三年里,中国石油公司达成的大规模海外收购项目寥寥无几。这是因为在高油价时代,资源国纷纷提高投资门槛,令国际并购难度增加。不少业内人士在去年下半年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都感慨“生意难做”。当时,被问及中国今后是否有可能再从中亚和北非拿新油田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的回答是“几乎没有可能”。
　　
　　他举例说,中石油上世纪90年代从苏丹拿到资源,是因为埃克森-美孚由于政治原因离开苏丹,苏丹一时找不到帮助开采石油的合作对象,才主动找到中石油。“但现在人家自己石油业发展起来了,肯定不希望外来的竞争对象抢了油水。”查道炯说。

　　
　　中海油的一位高管当时也持类似的看法。这位高管在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能源民族主义思潮之后,说道:“用便宜的价格拿资源,这是不现实的。你凭什么以更便宜的价格拿到比你规模更大、声誉更高的欧美公司都拿不到的资源?现在很多产油国都有资源民族主义,把能源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因为他们看到,矿产不仅带来财政收入,也带来政治上的地位。所以,不要指望怎么‘拿到比别人便宜的能源’,这会不经济,一定要维持稳定的世界石油贸易体系。”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再次创造了机会,资源国再次对外资打开一扇大门。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待危机驱散、需求恢复、油价上行,中国在这些资源国逐渐膨胀的油气份额,是否会招致当地部分团体和民众的反感?此外,一些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提出,现阶段中国为了抢占先机,花大成本投资建设类似中亚天然气管道、“西气东输”二线管道这样的浩大工程,一旦今后资源来源成了问题,这些投资都将面临无法收回的境地。
　　
　　研究中亚石油问题的白根旭,在得知中国将向哈萨克斯坦提供上百亿美元贷款,换取在哈萨克斯坦曼格什套油气公司的股权时,就提出警告,认为中石油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哈萨克斯坦,很可能会“backfire(事与愿违)”。
　　
　　据他介绍,中哈石油管道的输送能力是每年2000万吨。目前,中石油在哈萨克斯坦拥有每年1300万吨的权益油,剩下的700万吨需从哈萨克斯坦购买。但中石油希望这2000万吨全部来自权益油,认为只有资产在自己手上,能源安全才更有保障。白根旭认为,哈萨克斯坦本身油气资源就有限,中石油已在那里占据很大份额,再拿更多,很可能激起当地的反感。
　　
　　一些受访对象也认为,在政治动荡的国家,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权更替,也给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投资带来隐患。
　　
　　在谈及“贷款换石油”协议时,艾金岗波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康艾黎提醒说:“这看上去是很好的商业交易,只要政府有保障,商业合同就有保障。但可能存在的担忧是,这些政府有保障吗?所以,在签合同时,不仅要作商业评估,也要做政治评估。比如,伊朗的下一任总统会承认前任政府签署的合同吗?”
　　
　　对此,中石油负责海外业务的一位高管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回应说,无论是对恐怖主义、政治动荡,还是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中石油都有一套不断跟进的检测评估系统,决策时会尽量避免进入高风险地区。
　　
　　“为了让资源国从心理上接受中石油,中石油也要求自己从心理上考虑资源国的利益,包括帮助地方扩大就业,发展公共事业。”这位高管介绍说,中石油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外籍员工占员工总数的95%;工程服务项目中,外籍员工也占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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