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抱香枝上老　不随黄叶舞秋风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南宋朱淑真是一位大力讴歌女性真正内心情感世界的女诗人、女词人；一部《断肠集》超越同时代文人的爱情意识，真实而全面地展示了一个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热烈追求个性自由甚至不惜以死抗争的女主人公形象。朱淑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重新加以评定。
　　关键词：朱淑真；断肠集；爱情意识
　　中图分类号：1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6)01-0124-03
　　
　　一
　　
　　在词的发展史上，一提起著名的女词人，人们首先想起的便是两位：李清照和朱淑真。她们的代表作《漱玉词》和《断肠集》被誉为中国女性文学代表之双璧。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曾是铢两悉称、等量齐观的：“古妇人能辞章者，如李易安，孙夫人辈，皆有集行世，淑真继其后，所谓代不乏贤”(陈霆《清山堂词话》)；“李清照《如梦令》写出妇人声口，可谓与朱淑真并擅词华”(李攀龙《草堂诗余隽》)；“《漱玉》《断肠》传绝调，是千秋绣阁填词祖”(吴灏《闺秀百家词选》)，可见，俩人同为宋代的“闺阁隽才”(况周颐《断肠词跋》)。然而，虽然朱词在当时就广为流传，“朱淑真才色冠一时”(陈霆《清山堂词话》)，于后世却少为人知，李清照却于后世声名卓著，以致于陈廷焯、王灼等人明确地给她们排了座次：“朱淑真词风致之佳，情词之妙，直可亚于易安。宋妇人能诗词者不少，易安为冠，次则朱淑真，次则魏夫人也”(《白雨斋词话》)；“(易安)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碧鸡漫志》卷二)。至此，此类评价便成定论，被后世学者普遍接受。即使是现今流行的文学史也很少提及朱淑真的名字，对李清照却大书特书，这其中的缘由不得不令人深思。
　　诚然，李清照和朱淑真二人，虽同称为“闺阁隽才”，但我们不能抹杀她们之间的差异。前人对她们的作品已作了许多深刻的分析和比较，孰高孰低自然有了一个衡量的标准，在此姑且不论。另一方面，由于历代延误，关于朱淑真的生卒年代、籍贯、家世及爱情婚姻等基本情况，学术界仍争论不休，没有定论；更由于手稿被焚，“今所传者，百无一存”(魏仲恭《断肠诗集序》)，造成了研究上的难度，使得后世对她的研究和评价一直未有突破，朱淑真没有象李清照那样在文学史上取得声名煊赫的地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然而，笔者认为，这其中最大的一个缘由，乃是中国文学批评一贯之传统：以男性文学批评标准来衡量女性文学之优劣，以儒家诗教观来评判文学作品之价值。于是，越是坚持抒写女性心灵，表现女性的独特风格的，越是遭受到不公正的苛责和贬损；越是偏离男性文学的评价标准，脱离儒家诗教的批评范畴，就越是遭到不应有的诋毁，甚至是诽谤。朱淑真，这一位大力讴歌女性真正内心情感世界的女诗人、女词人，便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女子爱情婚姻题材的描写，古已有之，《诗经・国风》当中就有许多塑造女性形象的篇章。如“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恋爱少女，“桃之天天，灼灼其华”的新婚少妇，“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怨妇，“及尔偕老，老使我怨”的弃妇等，但这些女性形象，并不纯粹是由女性作家来塑造的。真正由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生活、表达女性情感的文学作品则很少，正如朱自清在谈到中国古代正统文学中的爱情描写时所说的：“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1]此言固然道出了中国传统爱情诗的特点，但对朱淑真并不适用：她不仅在被称为“艳科”的词中大胆言情，而且还在被尊为正统的、应承担起“载道”重任的诗歌当中，大量而集中地描写自己的爱情经历与婚姻生活。在她三百多首诗词作品中，爱情是其主旋律：或憧憬美好的爱情理想，或表达两情相悦的甜蜜，或倾诉爱情缺失的忧愁，或指责爱情命运的不公……由于其描写直露而大胆，因此在传统道德观念对女性情感沉重压抑的时代，朱淑真背负了“亦非良妇”的罪名，她的这些诗词也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所幸，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了朱淑真身上的闪光点，察觉到了朱淑真超越其时代的高超境界：“我们今日所尊重的是真挚的情感和崇高的心态。男女爱慕，情真意诚，是人间的‘至情’，绝不应有‘贞’与‘不贞’的迂见。朱淑真生于礼教森严、封建思想浓厚的社会中，却能大胆强烈地追求诚挚的爱情，实在令人敬佩之至。她的思想可说已走向时代之先了。”[2]朱淑真超越同时代文人的爱情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明确的爱情理想和特定的择偶标准。朱淑真生活在理学纲常极为兴盛的宋代社会，女子没有伸张自己个性、发挥自己才能的自由。她们被迫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无法实现更多的自身价值，唯有把一生的幸福与希望寄托在婚姻上。但这唯一的希望也似空中楼阁，对于婚姻的基础――爱情，身为社会主宰的男子尚且没有自由，身处社会底层的妇女，更是与此无缘了：“由婚姻为墙基，族性为砖石，而纲常名教则为之泥土，粘和而成一森严牢固之大狱，家长其牢头，多数可怜的青年男女其囚徒也。”[3]这形象的比喻就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的婚姻境况。
　　在婚姻问题上完全受制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会中，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爱情理想，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择偶标准是不可想象的。广大的青年男女，并非没有自己的理想与欲求，但在严酷的封建礼教压制下，唯有缄口无言，任凭青春之火在心底悄悄燃烧又悄悄熄灭，无人知晓也不敢让人知晓。唯有朱淑真，不满足于平庸的婚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上有所共鸣的、以相互了解爱慕为基础的真正爱情和婚姻。请看其《黄花》诗：
　　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由能爱此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诗人采用对比的手法，将苔藓的善于变化和菊花的始终如一加以对照，表达诗人对菊花品质节操的赞赏。通过借物喻人的手法鲜明而坚定地表达了自己所信守的人生原则与价值取向：宁可做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也绝不做随波逐流的世俗庸人。“宁愿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一语，不仅仅是朱淑真高举的一面精神(包括爱情)宣言的旗帜，更是一封公然地对封建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奴性婚姻制度的挑战书!这对于在婚姻问题上大多偏于忍让的封建女子(包括男子)来说，无疑是不可理解的一大“异类”，但正是这种“异”与不可理解，体现了她的觉醒，她的超越。
　　从女性视角看，朱淑真因其女性意识觉醒得早，个人生活又诸多磨难，使她能以女性的敏感、细腻和灵气去观察生活，因而在抒写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上，有着女性作家特有的口吻声情，作品中表现出的人物情态的生动、心理活动的细腻都是男性作家无法企及的。如《菩萨蛮・秋》：
　　山亭水榭秋方半，凤帏寂寞无人伴，愁闷一番新，双蛾只旧颦。
　　起来临绣户，时有疏萤度。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 　　温温天气似春和，试探寒梅已满坡。笑折一枝插云鬓，问人潇洒似谁么。(《探梅》)
　　这样的诗句就描绘出了诗人与情人幽会出游时的情景，表现出了诗人不避礼教、不畏人言的独特个性和对美好爱情婚姻的憧憬。但现实是如此残酷，朱淑真最终并未与情人结合，这就注定了她的人生与不幸联结在了一起，又因为她对爱情始终抱着不隐忍、不苟合的态度，这又注定了她的人生与坚韧联结在了一起。婚后的朱淑真，由于婚姻不幸，仍与旧时的恋人藕断丝连、鸳梦重温，她的诗词就大胆地表露了他们的幽会和相思：
　　尽是刘郎手自栽，刘郎去后几番开。东君有意来相顾，蛱蝶无情更不来。(《西窗桃花盛开》)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记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哪得功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元夕》)
　　在封建社会里，男子可以有三妻六妾，而女子只能从一而终。象朱淑真这样，抛弃丈夫，另觅新欢，是十分大胆出格的事，作者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可谓是舍生忘死，惊世骇俗!
　　朱淑真对爱情的追求是执着的，态度是鲜明的，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也是不遗余力的，但生逢理学日炽的社会环境下，她的悲剧命运又是不可避免的：“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也”(魏仲恭《断肠集序》)，据此后人推断她是投水而死的，这不得不使我们想起“取身赴清池”的刘兰芝。朱淑真与残酷的封建势力作了彻底的决裂，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位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崇高女性形象。
　　朱淑真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又是觉醒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又是辉煌的一生。一部《断肠集》，真实而全面地展示了一个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热烈追求个性自由甚至不惜以死抗争的女主人公形象。她在普遍的女性迷失了自我的时候，冲破男权社会的种种藩篱，振臂高呼，以清醒的本真女性意识向世人宣称女性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的存在，以及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中，女性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以当今的女权主义观点来看，朱淑真的所作所为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要求还相距甚远，但终究，这是在礼教的沉重压迫之下，用血泪和生命的代价换取的，正是这种朦胧的但又是不可扼杀的现代意识的萌动，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正如黄嫣梨女士所说的：“女儿家的娇痴，不是朱淑真的全部面目；女儿家的慧眼，及通过此慧眼却洞悉的世情冷暖、生活悲酸、社会不平、人生险诈等等的成熟心态，才是朱淑真的真面貌、真性情。”[5]因此，朱淑真的女性形象，在我们的头脑中应该重新塑造，朱淑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应该重新加以评定。
　　责任编辑　宋敬华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15772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