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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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中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思潮。该思想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凯恩斯时代”受到冷落,在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涨”时得到兴盛,成为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不断扩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中曾根政权展开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日本 经济发展 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8）03-0083-04
　　[作者简介]李月（1982―），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生，2007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万鲁建（1980－），山东荷泽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近代华北区域城市史。
　　
　　一、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面对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应运而生。从资本主义的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不足入手，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政府干预的经济纲领，通过政府提高总需求水平来填补有效需求不足的缺口，通过实行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提高消费水平，通过扩大政府开支的方式弥补私人投资不足。各国政府运用凯恩斯主义解救了此次经济危机，挽救了资本主义。因此在随后的30年中，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成为学术界和西方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理论工具，并由此迎来了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渐渐暴露出弊端，国家干预经济以避免经济危机的信条遇到了新的问题。1974年的石油危机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再次卷入了经济危机，并出现了世界范围的以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并存为特征的滞胀问题，向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原理,经济停滞是经济萧条时特有的经济现象,对付它的传统方法应是降低利率、扩大需求,以刺激经济的复苏,带动经济的发展;而通货膨胀是经济高涨时特有的经济现象,对付它的传统方法应是提高利率、控制投资,以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控制经济的发展。当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两症并发时，凯恩斯的政策就无法再适用，从而引发了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这时始终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就又以批判者的身份活跃起来。
　　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公开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1980年里根总统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实行。此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相继掀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式登上了“政府经济学”的宝座,占据了英美等国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上升为主流经济政策取向。
　　上世纪90 年代后，伴随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跨国公司为促进自身的发展，对减轻政府干预以及扩大世界市场的自由化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样,主张用“看不见的手”调节一切经济活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自然而然地受到青睐。与此同时，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以及其他一些重大国际经济政治因素的促进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得以快速发展。最后IT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网络、电话的普及，并同时改变着人与人之间和人与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方式，使人们更加信奉自由主义。这三点原因从不同的侧面更加巩固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
　　在理论体系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并不像凯恩斯主义那样，是以凯恩斯的《通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由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主张自由放任的各个流派组成的思想流派。尽管这些学派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甚至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但总体上讲，他们都是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拥护者，而且是强化这一体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新代表者。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领域中都出现了新自由主义。这一特征体现在，以经济政策为首，把市场经济原理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依靠竞争而发挥经济的效率和社会的活力。这一特征又促进了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强化了大资本对劳动者和国民的支配和榨取，促进了资本积累的发展。
　　
　　二、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对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也不例外。日本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经济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拉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中曾根内阁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欧美的影响下，日本的中曾根紧随撒切尔和里根开始对经济实行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张废除大政府，标榜小政府；放松管制；促进竞争；减少福利教育的预算；削减公务员；抑制工资；大企业民营化。1981年召开的临时行政调查会，以及其后1983年的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确立了中曾根政权以“从官到民”和“从国家到地方”为目标的改革方案。
　　“从官到民”是指，民能够完成的事都交给民，官少加干预。限定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即政府规模的指导线，并认为指导线有必要比西欧各国的干预程度更低。根据此项原则，中曾根政权开始大力降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从财政预算来看，1982年的财政预算要求相对上年保持零增长的水平，1983年则要求财政预算实现负增长。并在此原则的指导下，使公社、特殊法人合理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营化政策。
　　“从国家到地方”是指，地方能够完成的交给地方，发展地方自治体。1986年，日本首先对福利设施的权力进行了相关的改革，使其从机关委任事务改革成团体委任事务。而后1990年，修改了福利法，有关上门服务相关的一切权力，都下放给市、町、村来完成。另一方面，从1985年开始，中曾根政权正式开展了削减补助金的计划。同时，改革从满足国民最低生活水平的观点出发，抑制地方交付税。这样，地方的公共服务瘦身。政府提倡推行自上而下的严格的定员管理和民间委托的“地方行政改革”，要求超越国民最低生活水平的公共服务，应当由该自治体住民自己负担支付，提倡民间企业自治经营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随着中曾根改革的开展，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日本正式开始实施。然而，此时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条件并不是很成熟。日本还处于以输出产品为主的经济阶段，大多数企业仍以国内生产为主要战略发展目标。海外生产、跨国公司并没有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部分。因此此阶段的日本只能说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形成阶段。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全方位展开：广场协议后
　　上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在日本进一步发展。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开始逐渐升值，到90年代更为显著，从之前的1美元等于240日元，急速上升为1994年的1美元等于79日元。以此为契机，日本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日元的大幅度升值，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急升，国内的大企业纷纷以跨国公司为战略目标，向海外进军。日本企业这一经营策略的重大转变可以通过当时的数据得以表明。（表1）
　　
　　由上表可见，自80年代以来，尤其是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日本海外投资急速上升。1990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率达到7.0%，当年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率为7.9%，德国为10.1%。可见，当时的日本已经在海外投资与GDP的这一比值上与西方接近。同时，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的松下电器、索尼、丰田等大型企业，在短期内迅速向海外扩张，与欧美大型跨国企业相匹敌。
　　正是在日本海外投资激增以及跨国公司日益壮大的基础上，桥本内阁（1996～1998）开始了6大改革，即金融改革（日本金融大爆炸）、行政改革、经济构造改革、社会保障构造改革、财政构造改革、教育改革。这些改革是进一步呼应全球化时代世界大竞争的要求，代表日本跨国公司的利益，亦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日本初步体系化地推行。
　　但是，随着桥本内阁从1997年4月开始，把消费税率提高到5%所引起的消费萎缩，以及山一证券和北海道拓殖银行的经营破产等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桥本于1998年7月参院选举中失败，就此辞职。之后的小渊内阁再次强制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路线一直延续到小泉内阁。
　　（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继续与深化:小泉经济改革
　　小泉内阁于2001年开始了以构造改革为开端的一系列著名的经济政策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了，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原有经济政策效果甚微。小泉接任日本首相时，日本经济仍处于不景气当中，一系列恢复景气的经济政策，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财政界要求增发国债，优先考虑大企业利益的要求下，小泉内阁进一步深化了新自由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第二，财政界、大企业的战略发展的要求。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大企业纷纷采取海外战略，国内的企业或部门逐步解散而迁移到海外，海外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较差的劳动环境，引起了大企业转变国内劳动力雇佣形态以及薪金形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好与新自由主义设计的改革宗旨相吻合，进一步使小泉改革得到了日本财政界及大企业的支持。第三，生产力的发展。IT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在日本的展开。IT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教育方式、科学技术的方式、文化生活的方式。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顺应了新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增大了其对国民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小泉内阁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规制缓和与民营化。应该由民间做的事情，就让民间去做。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邮政、邮政储蓄、邮政保险三事业的民营化。石油公团、道路公团等公团的民营化、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等特殊法人改革和各种审议会的合并等改革按部就班地进行。结构改革特区计划开始启动，2003年4月到2005年7月共分8批，诞生了548个不同类型的结构改革特区。2.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从医疗制度改革来看，职工的医疗费个人承担部分由20%上升到30%，70岁以上老人的就诊费、个人负担部分已经开始增加。3.财政结构改革。小泉内阁明确提出，2010年左右实现基础财政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目标。2004年开始，“三位一体”改革（地方财政改革）紧锣密鼓地展开。
　　
　　三、新自由主义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一）对日本宏观经济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影响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政策，进而影响日本宏观经济的方方面面。从理论上讲,反映宏观经济变动最好的因素应该是股票。但股票数据本身就存在着问题, 因为它难以被量度。所以我们还不如看看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数据。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至少可以大致勾勒出资本积累的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1995年到1980年的第一阶段内, 无论是日本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都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最兴盛时期。而从1980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则是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第一阶段明显快于第二阶段。这说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带给日本与国家干预主义一样高的GDP增长率。
　　（二）新自由主义与经济泡沫
　　斯蒂格利茨研究上世纪90年代美国泡沫经济的原因，得出了泡沫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结论。回顾日本的泡沫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10年经济萧条，似乎也印证了斯蒂格利茨的观点。
　　
　　自从广场协议以来，日元逐步升值，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以扩大内需和经济自由化、国际化为口号，仓促开展了新自由主义性质的金融改革，先后取消了许多外国资本在日本投资和从事其他金融业务的限制，同时实施利率自由化，取消分业经营的管制，允许银行、信托、证券相互参与其他行业的业务，甚至相互交叉持股。放松资本管制，实行混业经营和金融自由化。日元升值预期刺激境外资金大规模流入，推动房价及股市持续、大幅上涨。
　　资产价值持续上升预期下的信用膨胀，资本管制放松和汇率大幅波动推动的资本流入，不断推高资产价格，支持了泡沫经济时期投资过剩，成为以资金维持投机的方式，资产泡沫导致金融泡沫，泡沫经济就这样形成了。
　　大藏省被迫动用利率手段，从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共调息350点，使日本贴现率迅速攀升至6%。与此同时，当局还禁止金融机构发放不动产贷款，并迫使银行逐步回笼资金。但是为时已晚，泡沫破灭，导致股价和房价大幅下滑。仅1990年日经指数就下跌了40%，平均地价也狂跌46%，大批的企业、证券公司和银行转眼间就陷入巨亏的状态。泡沫经济崩溃后，"地价不降"的神话顷刻烟消云散，不动产价格一落千丈，不动产公司资不抵债，进而又累及放贷的住宅专业金融公司及其母体银行，大量银行坏账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大小金融机构破产。破产事件最高年份达到2万件，金融负债最高年份达到25万亿日元。金融市场遭到巨大破坏。日本经济从此滑入长达十多年的低迷期。
　　（三）新自由主义与日本收入差距的扩大
　　日本一直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政府在泡沫经济崩溃和通货紧缩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近年来逐步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自从中曾根政权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展以来，随着大企业向跨国企业转化的发展战略的推进，日本逐渐改变了原有终身雇佣制的体制，引进了竞争机制，扩大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展开，日本社会中忽然多了好多契约劳动者、派遣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较正式劳动者低，而且得不到像正式劳动者那样的福利和保障，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此外，随着海外投资的膨胀，2005年投资收益与2004年相比提高了15兆日元，可是这部分财富大多被原有的日本富裕层所吸纳，转化为他们的资产，因此使得日本的收入分配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程度的变化可由基尼系数的变化来表示。如表2所示：
　　
　　A与B分别代表着所得分配以前和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前者指在没有税收和社会保险时所得收入之间的分配，而后者是在税收和所得分配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后者更能反映家庭实际收入的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即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日本开展以来，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逐渐增大，意味着人们生活的不平等化增大。1981年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为0.314，1999年增加到0.381，上升了0.067。同时在“小政府”经济政策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减弱，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亦呈现出不断增大的态势。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一方面提倡并建立了全球化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结构，同时，相对弱化了对收入差距进行调整的所得分配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使得日本民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参考文献]
　　[1] 友寄英隆.新自由主义是什么[M].日本：新日本出版社,2006.
　　[2] 张季风.挣脱萧条:1990～2006年的日本经济[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 金泽史男.日本的新自由主义20年.土地制度史学,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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