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日用陶瓷设计的“礼”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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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礼”与”“理”是影响中国古代造物的两大重要设计思维和理念，但二者在本质上有矛盾存在。通过分析“礼”与“理”设计思维和理念的联系与区别，可以探析出完美融合“以礼治国”和“以理造物”思维的古代日用陶瓷设计思想。
　　关键词：古代;日用陶瓷;礼与理
　　中图分类号：J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9）03-0059-04
　　收稿日期：2018-04-15
　　基金项目：淮南师范学院校级科研项目（2017xj35）
　　作者简介：姜丽（1985-），女，山东潍坊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传统陶艺与现代陶艺研究。
　　Abstract：“Courtesy”and“Principle”aretwoimportantdesignthoughtsandideasthatinfluenceancientChinesecreation，buttheyarecontradictoryinnature.Byanalyzingtheconnectionanddifferencebetween“Courtesy”and“Principle”，thispaperexplorestheancientdaily-useceramicsdesignthoughtthatperfectlyintegratestheideasof“rulingbycourtesy”and“creatingbyprinciple”.
　　Keywords：Ancienttime;Ceramicsfordailyuse;CourtesyandPrinciple
　　中国的造物设计历史悠久，在造物制度、装饰形式、思想脉络、发展走向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研究中国的造物设计，如果不从本民族的地域文化与大众心理构造等方面去研究其造物进程，就很难懂得中国的造物设计所體现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如“礼”与“理”就是其中影响中国造物的两大重要的设计思维和理念。所谓“礼”是指中国自先秦以来贵族阶级制约平民百姓的礼法和制度，是从社会制度到生活方式方方面面的规定和约束。这些约束势必影响到器物的规范和设计，不同阶级所用的生活物品完全不同。因此，“礼”对器物设计的影响是人为的，带有阶级烙印;而“理”则表现为“材料之理”和“人为之理”。“理”在器物的成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对于陶瓷造物而言就有材料之理、构造之理、配釉之理、烧成之理、构思之理等。“礼”与“理”在本质上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故，如何让“礼”与“理”在日用陶瓷器物的设计和制作中相互相成、并行不悖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日用瓷设计观念的“礼乐”与“理性”
　　（一）“礼乐”方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礼与乐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并且支配主宰了大众的大部分物质生活方式，形成了所谓的“礼乐文化”。而造物设计与礼的关系也最为密切，所谓的“藏礼于器”，便是把礼贯穿并融入到了设计当中。古人根据礼乐严格规定了器物设计的标准、法则以及形式等，并以此保证产品生产的质量和速度。中国古代把“礼”作为“治人之道”深入到世俗民间，所有的器物都遵循着政治伦理化设计，遵循着专制制度为一切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国造物的设计观在“礼乐之道“的整合下，一切服务于“礼”合于“道”，这一方面虽促进了造物设计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因遵循“礼”的规范，使器物设计受到”礼”的限制，而造成思想上的尊道轻器、因循守成。
　　所谓“礼乐”制度，也就是等级、尊卑制度，反映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尊卑关系和等级特权。一切视听言行，一切吉礼、宾礼、嘉礼、军礼等，从生活方式到政治活动，都要合乎礼乐制度。统治者享受这种特权，并以此维护他们的特权。
　　在周代以宗法为礼的制约之下，特别是受到礼教伦理的影响，不管是器物造型还是装饰纹样，周代日用陶具的设计都显示出极强的秩序性和规范性。宋代士大夫致力于振兴儒学，他们大兴书院，希望通过教育的方式把儒家思想深入到民众生活之中。如朱熹《训学斋规》中有“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顿有常处”。“凡百器用”体现出器物的功能性和实用性，同时也反映出宋代民众生活的有序和节俭，从而形成了宋代普通日用生活瓷器的质朴风格和敦厚实用的美学思想。
　　古人云：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在日用陶瓷器物的设计制作中，无不体现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思想，而各个时期的美学思想的呈现也无不渗透着当时的礼乐制度。孔子的著作《礼》、《乐》都与造物装饰有关，“礼自外作，故文”，礼为文也为饰，饰是礼的一部分;而乐则是广义的，包含诗歌、音乐、舞蹈、装饰、绘画、雕塑等，可见饰与乐是不分的。所谓“立与礼，成于乐”，“博学与文，约之于礼”，说的都是饰是建立在个人道德品格之上的，没有个人的礼数、规范，也就没有所谓乐的境界。孔子对饰的轻重繁简所持的观点，就是依据于“礼”的弘扬与否，饰是“礼”的装饰，更是“道”的工具，它们是相互相成，互相影响的。
　　除了造型上受到明显的礼乐影响外，礼乐对器物的装饰也有深刻的影响。在儒家的色彩理论中，孔子一直强调要从“礼”的准则为出发点，因此，孔子提倡正色，“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从对服装色彩的品味上可以看出其对颜色的要求，孔子主张服饰不能太过艳俗，应以青色、正色为主。同样，对于器物的装饰色彩要求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宋代，瓷器的烧制达到高峰，而这一时期的瓷器色彩都是以单色为主，没有多余的纹样及装饰，使得这一时期的瓷器有一种空灵含蓄之美，宋代瓷器的釉色和造型迎合了当时士大夫的审美爱好，打造出了宋代瓷器的独特美感，宋代瓷器之所以能够大放异彩，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孔子美学思想的影响。
　　（二）“理性”方面
　　1.材料之“理”。与人为的以“礼”造器不同的是，材料之“理”是建立在自然材料的理性基础上的造物法则，更多的会受到大自然的法度以及当时出现的工艺水平条件的制约。如作为泥性的材料，陶瓷必须依靠适度的水与火的结合才能烧制而成，而且水的比例和火的温度需要根据材料的特性而定，瓷器烧制的温度不同，最终成品的效果是不同的。古人会根据多年烧制经验，根据泥料和火候的不同来制作自己满意的瓷器。因此，设计观念必然受到自然之理的约束和控制，但是又不是人为所不能控制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可以利用自然，更好的改造自然的。通过多年的摸索，古人会在先前的基础上进行改善，也正是先人的不断探索，才有了更为辉煌灿烂的明清陶瓷。 　　古代的釉料技术发展到唐代已经出现颜色釉，到明清时期已有新彩、粉彩等各种装饰效果，这些颜色釉的配置严格按照配方而来，什么颜色需要什么配方，是有严格要求的。人为可以发明、创造新的配方和颜色釉，但要想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配方的比例必须严格规范，不能随意改变，一但有變便会影响到最终的发色效果。
　　元代的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元代的磁州窑、钧窑、德化窑、龙泉窑等窑厂，在前代的基础上，仍然致力于传统品种的烧制。而且随着外销瓷的日益增加，生产规模也相应扩大，这时便出现了很多大型器物，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由于制胎原料的进步，加上瓷石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的研制成功，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不仅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而且也烧制出了颇有气势的大型器物。可见，日用瓷器的发展明显受当时工艺水平高低的影响与限制。
　　2.适应之“理”。“适应”一词，含有“适合客观条件和需要”的意思。地球上的生命体为何会以千奇百怪的姿态出现？如飞鸟的形状，老虎和斑马的纹路，北方动物的白色皮毛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将地球上各种姿态的出现阐释为动物利用各种线索实行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其目的是求得适应。
　　在研究古代日用瓷器设计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器皿制作和社会、农业、宗教的种种联系。器物制作的适应性正是这种社会联系的精髓所在。从泥土的选择、矿石的提炼到釉料的配置，都在“适应”中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用瓷器的加工成型方法，从最原始的手工捏塑到后来的陶轮成型，从先秦前的低矮彩陶到秦汉、唐宋瓷器的向高型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瓷器造型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适应过程。较为古老之时人们基本都是席地而坐，因此，这时期的彩陶不仅形体矮小，装饰纹样也大多采用下部装饰的构图;到了唐宋，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日用器皿不论是造型还是装饰，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可见，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适应”也呈现一个变化的过程。
　　因此，“适应”的概念不仅符合生物学形式，而且也适合造物艺术学的应用。日用瓷器作为人类的重要发明，标志着人类文化的重大质变，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早期人类对所处的周围自然与社会环境的细微情感。
　　二、中国古代日用瓷设计行为中的“礼制”与“理智”
　　中国古代造物设计所体现的“礼”与“理”还表现于器物制作过程中技巧与“人为之理”的融合，也就是“物”的规范与“道”的规范。“物”的规范是技术的规范，技术规范活动是受“礼“的影响而循环发展的，一方面它促使技术成熟并催生出新技术新工艺;另一方面又对原有规范与模式进行修订、补充，以适应新技术，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
　　（一）“礼制”方面
　　古代日用陶瓷正是在“礼”的规范下，不断提高技术，以符合统治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爱好。但在礼的要求下，瓷器设计的大小、形制会出现造型浮夸但不实用的器皿，因此设计者意识到器物的设计之本，不是光有技术就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这就要求设计者在设计、构思方面推陈出新。
　　《礼记》作为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重要礼学汇编，主要以弘扬儒家道德思想和礼仪规范、体现传统礼制文化为核心。《礼记》记述了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礼仪制度和礼仪规范，不同的场合、时节、人群、事件等都会有不同的礼仪规定与要求。
　　1.形式法则的礼制规范。日用瓷器的造型、工艺，不仅要符合审美的形式要求，同时还要考虑到结构功能的实用性，而这一切又都要合乎道的范畴与规范。古代瓷器造型在求得合用的基础上也要符合礼制，戴震在《考工记图》中说：“考工诸篇，高庳广狭有度”，度，既是一般尺度，又为适度，也与和谐、礼乐有关，是设计、制作、考核器物的标准。
　　规范化是日用瓷器设计的一个重要法则。通过一系列规范和标准进行器物设计，以确保其产品生产的速度、质量和实效。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出，中国瓷器规范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陶器制作，这些在民间工匠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的比较合理的科学规范和标准也成为行业内部广为接受并遵守的准则。
　　尺度关系在《礼记》中即为“度程”关系，“度，谓制大小也。程，谓器所容也”，《礼记.王制》中有“器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因此，古代日用瓷的造型中无不受到“礼制”的影响。如，传统社会餐饮礼仪认为下级给上级敬酒必须用双手捧碗，因此碗的造型必须符合人的手部尺寸以便于双手捧送，而手的尺寸又决定了碗的高度不得高于口的宽度，这充分体现了古代碗的造型设计必须符合人的生活方式和礼的规范，
　　经历战国“礼崩乐坏”的社会状态之后，由于受到礼的限制降低，西汉时期的日用瓷器在造型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美食不如美器”的造形观，更多地突出了器物的实用功能。这个时期的陶瓷造型主要以弧线为主，造型丰满圆润，质朴凝重。受《淮南子》元气自然美学观以及《论衡》中论神的美学思想的影响，此历史阶段的日用器皿更多的重视其显示出的“气”，更多通过形式的塑造来表现其器物的精神内涵。
　　2.装饰的礼制制约。受孔子“明道”造物思想的影响，商周以来的自然观和德治传统进入春秋时代，被儒家赋予了新的内容，逐渐转化为“人文”的个体自觉要求，形成了高度重视礼乐的理性”社会之道”，而这一思想明显的影响了古代日用瓷器的装饰。
　　其次，孔子的造物观可从“大器晚成”谈起，大器晚成并不是特指器物太大难以铸造，而是指真正好的器物不需要过多装饰，是孔子从生活经验的积累中得出的与墨家相似的非饰反饰思想。孔子认为一种不装饰的装饰才是大器所具有的庄重崇高的品质，超越了纹饰的单纯而达到了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
　　（二）“理智”方面
　　“理“主要表现在以清晰理智的思维设计器物，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理智思维的影响使工匠们产生了更多的艺术设计创意，如在瓷器的造型、功能和色彩上的不断创新，如为追求君子如玉的高贵品质构思了以玉比德的青瓷系列。例如宋代的五大名窑一半以上都是以冰清玉洁的青白釉为主，无不是工匠们的逻辑构思和设计创意创新的体现。《礼记》中有“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意思是对那些制作淫靡之声、奇装异服、奇特器物和以诡异技术祸乱民心的，一律杀掉。这就使工匠们不得不在巧思妙想方面下功夫，只能”以器载道“”藏礼于器”。 　　日用瓷的造型也深受“理“的影响。日用瓷器更注重瓷器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因此在造型上如何更好的“以人为本”、更好的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如执壶壶身的壶把与壶身的距离和角度，壶嘴、壶把和壶盖的比例关系，必须严格按照理性的制约，否则被认为是无用的。
　　1.“理”限制了陶瓷器皿样式的有限度设计。中国陶瓷器皿的造型样式与其装饰相比，总体来说变化较小。从古到今，瓷器装饰纹样都带有极其明显的时代性，随着不同时代的审美爱好呈现出不同的装饰特色。而陶瓷造型的设计则相对变化较小，古代的瓷器在造型上无非是在口沿外翻、直口、内敛，器物腹部的曲直、大小、凹凸等方面来回变化，其基本的造型变化很明显的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而这个范围的控制就是由实用功能所决定的，受到生活之“理”的限制和要求。
　　理性的制约不仅体现在实用功能还体现在形式审美方面，日用瓷要有较高的什么性就必须要按照形式美的法则来设计，造型方面的比例关系，体量关系等都是影响日用瓷审美的因素，但是形式是建立在功能之上的，这就要求工匠在制瓷过程中有较高的理智的约束，如宋代斗茶的茶具设计，为了满足斗茶这以行为，茶碗的设计口沿相对较大，就是为了便于刷子的快速搅拌，而茶碗的底部设计较小，则是为了泡沫的持续性，在器物的色彩上也很讲究，茶碗以深色为主，这样能更好的凸显茶汤的色泽，茶碗的造型上大下小，形成了大与小的鲜明对比，达到了形式与功能的和谐统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到明清时期流行泡茶，因此也就有了相应的茶壶的造型设计，因此瓷器造型的设计过程中无不凝聚着工匠的巧思妙想和智慧。
　　2.“理”推动陶瓷器皿造型样式的不断完善。中国古代日用瓷器种类多，形式多样。一种陶瓷器皿的造型從产生到变化，无不受到实用功能和生活方式的制约。功能问题可以理解为人对器物造型的适应性，随着人对自然驾驭能力的提高，日用瓷器的造型也更趋于完善。
　　以原始陶器的发展为例。陶器刚开始出现时，造型极为简单，主要是对大自然中具体形象的模仿，如陶罐、陶盆等，几乎没有什么附加的装饰。在剩余产品出现以后，只能满足最基本的储藏功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审美认识的提高，器皿单一的造型样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与人们的审美需要，更多能满足多种生活功能需求的造型应运而生。如小嘴尖底瓶，小嘴不仅避免了长途输运时水的溢出，加热后还起到保温的作用;而尖底的设计则满足了陶瓶打好水后快速上升的需求。可见此时明显出现了适应为美的设计思想。
　　3.“理”是陶瓷器皿造型的最终样式依据。在实用功能推动日用瓷器的造型不断完善之时，随着社会思潮以及当时美学的影响，器物本身会更多的被赋予一些精神及文化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一种日用器皿的造型走向下坡的时候，其附含的精神和文化内涵也逐渐消退，其实用功能反而成为日用瓷器造型最终存在的条件和依据。
　　成熟的工艺、统治阶级的爱好是古代日用器皿盛行的先决条件。古代日用器物的最终形式不仅是统治阶级审美爱好的反映，同时受到当时社会条件和工艺技术等的直接影响。如果没有元代景德镇瓷石和高岭土的发现以及大量应用，就不会出现元代日用瓷器所展现的博大、厚重，正是因为高岭土的耐高温和不易变形性，支撑了器物造型由宋代的小巧雅致向元代的博大浑厚方向发展。
　　三、结语
　　日用陶瓷设计的发展受多方面影响，不仅受制于“礼”更要靠“理”的参与，它们同时制约着日用陶瓷的设计行为和程序，失去任何一方都会影响日用瓷器整体的形态和发展，这也是中国的古代日用瓷之所以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程金城.中国陶瓷美学[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2]周波.中国美学思想阐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3]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张强.古代日用瓷器研究[M].哈尔滨：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
　　[5]陈炎.中国审美文化史·唐宋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6]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吴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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