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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中国文化观探析

作者:未知

  摘要:罗素是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中国问题》集中反映了他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判断,呈现了他的中国文化观,他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研究和解读中国文化,比较客观地分析和评述了中国文化,并对中国文化发展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
   关键词:罗素;中国问题;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3-0051-05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上方面的事件,它不但对传统文化展开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而且引起了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促进了思想启蒙,揭开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序幕。然而,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广泛输人与传播,人们也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与思考,经过批判、反思甚至是怀疑之后,一些人仍旧坚守传统文化,竭力作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另一些人以西方的视野来批评传统文化,甚至发出了“全盘西化”的呼声,还有一些人则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坚持汲取精华,去除糟粕。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初,不少国外学者以及思想家也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观,罗素(BertrandRussell)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罗素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公众人物之一,这位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学者,从小就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并逐渐展露出了从事哲学探讨的某种天赋。罗素拥有多重“头衔”,可以说,既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又是分析哲学最主要的开创者之一,还是最重要的哲学史家之一。在罗素一生的学术追求中,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是他关注的重点问题,因而他先后涉猎数学、逻辑学等领域。在罗素的早期研究中,数理逻辑占据了核心位置,以这一研究为基础,他将数理逻辑研究成果运用到了语言分析当中,试图来解决哲学问题,为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贡献。从1914年开始,罗素逐渐受到了其学生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思想的某些影响,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理论,以逻辑分析方法来解决哲学当中的本体论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罗素又将哲学研究的兴趣点转到了经验科学的认识论基础问题,虽然这一研究并未引起很大反响,但足以表明其思想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在哲学研究上,罗素思想发生过多次变化,也曾提出过许多观点,但他本人在晚年坚持最能代表他哲学思想精华的乃是逻辑原子主义,他甚至还希望人们将其哲学称为逻辑原子主义。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罗素对哲学史也进行过梳理和研究,并写作了《西方哲学史》一书,后来他还将此书精简为通俗易懂的《西方的智慧》。因此,无论就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探讨,还是就对哲学史的研究来说,罗素足以在西方哲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当然,罗素并非独居于学术象牙塔之中,用中国语言来说,他也是一位有着强烈人世情怀的學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有关政治、经济、伦理、宗教的作品或回忆录中得以印证。童年的坎坷与婚姻的不幸使得罗素对家庭生活和人生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诠释,特别是对危及人类文明的种种灾难和困苦的担忧,激发了他对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参与,在他的一生中,不但从事过女权运动、和平主义运动及教育改革活动,而且以很多政论性文章来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展现了一位社会活动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可以说,反对战争、反对暴力、反对核威胁既是罗素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也是其伦理思想关注的话题。早在1916年,罗素就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剑桥大学取消了讲师资格,甚至遭受了牢狱之苦,而在1955年他又和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联合发表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以此来呼吁人类对核武器灾难性后果的深思。在《我为何而活着》一文中,罗素将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不断追求、对人类苦难的怜悯这三个要素看作是支配自己活着的理由,显然,这也是罗素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位和平爱好者的人生价值追求。强烈的人类情怀为罗素赢得了国际声誉,再加上著述颇丰,特别是《西方哲学史》的学术影响,因而罗素荣获了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切足以奠定罗素在思想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罗素也是亲临过中国的西方思想大师之一,他来华时,一方面,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晚清帝制统治,但中国政局被北洋军阀所把持,因而时局仍然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民族救亡图存的紧迫任务仍未实现;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既推动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又为西方思潮的传播进一步打开了大门,一时间各种西方思潮如潮水般涌人中国,以思想变革来推动救亡运动成为了新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1920年10月12日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在大约9个月中,他到上海、北京、南京、武汉、长沙以及保定等城市,进行了多场演讲。罗素的演讲备受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并引起了热烈反响,北京大学的学生不仅组织了研究会,还举办了刊物来介绍和研究罗素的思想,真可谓名噪一时。然而,罗素在华的演讲乃以哲学为主,涉及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理逻辑以及社会结构等专业问题,由于当时人们的知识眼界的局限,虽然许多听众不能很好地理解其思想主张,但依然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苏雪林曾经这样评价过,“罗素的学说的精义,则竟非浅陋如我们者所能窥测其万一”。对此,罗素自己也能感觉到,他曾经在信中把中国演讲的事情告诉朋友,并带有失望的情绪说道:“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21。客观地说,无论是罗素逻辑分析方法,还是社会思想都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哲学家金岳霖、张岱年、洪谦等,就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
   结束在中国的演讲之后,罗素根据自己在华的亲身经历,先后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系列关于中国情况的文章,较为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多个层面的见解和看法。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TheProblemofChina)一书是罗素唯一一部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在此书中罗素通过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不但论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见解和判断,而且初步展现了他的中国观(特别是中国文化观)。诚然,《中国问题》一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但罗素在分析问题中既能做到基于中国立场来谈现实政治,又能做到基于西方立场来分析中国历史、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性格,可见,这样的见解有着双重视野。就罗素的“中国文化观”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优点和特点。从思路上看,罗素立足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现实,把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大致归结为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而且更加突出文化问题的重要,他说,“我个人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B,只要文化问题解决了,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在对待中国文化上,罗素与当时西方学界的主流思潮不同,给予了中国文化很高的赞誉。在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方面,罗素主张,作为一种古老的文明,中国文化有着自己完整而独立的发展历程,中国文化的这种延续性既得益于地理上的优势,更得益于中国各民族对文化的认同,因而他把中国文化几千年延续而没有根本改变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奇迹”。当然,在罗素看来,这一延续性不仅展现了该文化历史悠久的特点,还印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中国文化的特征分析方面,罗素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了表意文字、孔子伦理学以及科举制度这三个最为主要的层面进行探讨。罗素认为,一方面,中国文化历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使用了表意文字,这种文字可以克服口语的时空局限性,因而“表意的文字自然要比表音的文字更能显示其优越性”BP,也更能持久传承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孔子倡导的儒家伦理道德标准取代了宗教,以至于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塑造了中国人强烈的现实责任感;此外,罗素还主张,“科举制无论是好是坏,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至少它营造了尊重学问的氛围,确保了中国文化的传承。
   其次,在比较视野中分析了中国文化精神。在《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将中国文化同欧洲文化、日本文化进行相关对比,试图揭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第一,罗素将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折射的西方军国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尚和思想相对照,既深刻地揭示了西方文明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又肯定了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和气”品质,以公理而非武力解决争端的做法。为此,他指出,“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恰恰是这种生活方式保存着工业文明所压制甚至所失去的“生活乐趣”,因而他坦言,“生活的乐趣无所不在,这也是我要赞美中国文化的一大原因”。第二,罗素以欧洲文明为参照,指出了中国文化存在着科学精神不足的倾向,在罗素看来,西方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而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道德伦理,因为“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正如此,中国人能从欧洲文明中学习的就不是道德、不是治国箴言,而是科学与技术,虽然罗素没有直接指出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衰落,但他敏锐地看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科技是可以增强国力的,进而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第三,罗素分析了中国人追求正义、自由和宽容的个性和美德,在他眼中,中国人崇尚正义、追求自由、持有宽容,既无宗教迫害,也没有“原罪”观念,更没有支配的欲望,唯有明确的伦理制度、友爱宽容和以礼相待,温文尔雅是他们的典型写照,这种精神所滋养的中国文化更能维持人类和平,更能使人惬意和快乐,他将宽容的美德、深层平和的心灵、比红宝石更宝贵的中国智慧看作是欧洲人应当从中国人身上汲取的东西。
   最后,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针对中国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情况,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正发生飞速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容易误人两种歧途,那就是“全盘西化”和“保守主义”,他声言,“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在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上,罗素主张这些年轻人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因为他们受中国传统束缚较少,容易接受西方的思想,如果这些年轻人拥有一定的经验和智慧,避免因学习西方而染上西方人那种机械的人生观,那么“他们一定能够引导中国人的舆论朝着它应该走的方向迈进。”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上,罗素大胆预测,倘若中国人将新元素注人中国传统文化,借鉴而非照搬西方文化,力戒军国主义的苗头,“将来所产生的新文明或许比西方曾经产生的各种文明更好。”在包括文化问题在内的所有中国问题的解决上,罗素提出“中国必须自救,而不能依靠外人”这样的主张,此一点意味着中国人必须保持自立自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总体来说,在《中国问题》中,罗素并不局限于对中国文化问题的评述,而是以文化问题为主线贯穿了历史、政治、外交、教育以及经济的研究过程,在问题的表述与研判中,他以理性和情感双重角度表现了一位西方学者的人文情怀和社会关怀。
   三
   平心而论,由于20世纪初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复杂的中国社会现实,罗素能以平等互鉴的文化心态来对待中国文化,实在是理智的,但作为西方学者,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毕竟还存有某些不到位、不准确的地方。我们不能苛刻地要求思想家罗素的论述和评判完美无缺,但当我们以今天的视野再次阅读著作时,就应当有一些新的认知和判断,据此,我们认为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和判断值得商榷或进一步探讨:
   其一,罗素在将中国与欧洲国家进行历史文化比较时,虽然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伦理道德,而缺乏科学意识的倾向,但在伦理道德问题的分析中却认为中国的家族观念会弱化公共精神,提出“中国人的伦理历来不注重公共义务,而家族观念却很重“347”,并以此作为中国古代官吏不廉洁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论断显然是不符合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和道德教化实践的,从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观念来说,个体修身养性的最终价值指向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是科举教育的途径还是民风民俗的教化,儒家思想都力图推动个体道德境界的提升,这尤其体现在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上,一旦离开儒家人生价值观的整体性,是不可能切进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之处。显而易见,对罗素来说,真正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体、家庭、国家以及天下的关系是很难的。
   其二,罗素以客观的态度批判了西方文明的不足,可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来判断中国问题是不可避免会产生偏差的。他认为欧洲在伦理道德与人生观上并不比中国人高明,相反,大力呼吁西方世界要学习中国的道德观念,这在一定层面上触及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因此孙中山认为,罗素是“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了欧美,才赞美中国”。在中西文化比较中,罗素不但明确指出欧洲人推崇竞争和尚武的人生观,必然导致人类文明被毁灭的危险,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在世界导致弱肉强食的关系。在罗素看来,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冲突之解决不在于中国发展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既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也无益于世界未来,他说,“如果中国变为尚武的国家,对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社会主义在欧美取得胜利。”在这一点上,罗素似乎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罗素却将布尔什维主义视为“机械的人生观”,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容易受到布尔什维主义的“蛊惑”,甚至做出布尔什维主义不适合中国、“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信条在中国不可能有大的进展”这样的判断。从今天来说,罗素当时的判断肯定是错误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才能成功指导中国革命,才能使得中华民族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形成了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崭新的文化形态。
   其三,虽然罗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很高的赞誉,希望西方世界尊重中国文化,并从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提出了中国文化必须借鉴西方文明,注人新的文化元素,但他对孔子、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还是有局限性,他坦言自己无法欣赏孔子的价值,甚至认为儒家思想的价值是消极的,是无法满足20世纪初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客观地讲,在中国思想界激进反传统的时代背景中,罗素也必定會受到一定的影响,然而,当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进行大力批判的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重要理念却得到了高度肯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似乎成为了西方现代性治疗的有用药方,可以大胆预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会为人类新文明的开创与发展提供更多的智慧与更大的贡献。
   其四,由于罗素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掌握不够充分,在一些基本史实的判断和论据的引证上难免犯下“张冠李戴”的错误,例如:在对19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文化的考察中,就将李斯的上书误认为是秦始皇的敕令;在解释秦始皇自称为“始皇帝”的原因上,以“不愿意让人回想起在他之前的中国历史,因此他憎恨历史”B3I5来解释,显然,这样的观点是缺乏文献依据和说服力的;在论述中国人的性格时,尽管罗素更多是赞誉,但以“贪婪、怯懦、冷漠”来概括中国人的弱点似乎有些不妥,毕竟这些方面只是在极少数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可能成为主流,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中国人更多的是民族爱国心,更多的是积极进取心以及努力向善的精神境界,它塑造的是中国历史中的“脊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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