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自我到生态自我： 梭罗伦理思想的建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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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梭罗在自己的一生中融合中西伦理思想，特别重视个人的道德实践，呼吁个体的精神生活，以独特的伦理选择实现了道德的自我建构，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以个体的伦理责任为起点进行不断的探索，完成了对生态自我的建构，最终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关系。从道德自我走向生态自我，他对人类缺乏伦理意识和伦理约束力的现象进行了全面反思，为人类在工业文明背景下重建伦理意识与生态世界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思想动力。
　　 关键词：梭罗;自我;道德自我;生态自我;伦理思想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地理意象与梭罗散文研究”（项目编号：17D04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华人文学与中外文化”（项目编号：04BWW001）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3-854X（2019）06-0071-06
　　亨利·大卫·梭罗不仅是闻名遐迩的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家，也是重要的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更因其独立的伦理思想，而在美国文化与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回到梭罗创作时的伦理现场，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层深结构”① 思想， 从第一层作品维度，第二层作家维度，第三层作家背后广阔的文化与哲学维度，可以理出一条梭罗伦理思想之所以生成的线索，能够回答梭罗伦理思想是如何产生、构成与发展并影响后世这样的问题。梭罗深受东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其文学作品深刻地描写了作家所处的时代，在如实地记录19世纪美国不同社会阶层生活的同时，也反映了由自然文明向工业文明变迁过程中的各种道德现象，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了其鲜明的道德倾向。如果对其作品中所描写的道德活动和道德关系进行审美与科学评价，面对人类现有的生态困境，从理论上进行伦理思考，也许可以解决工业文明给我们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从而解决人类的生存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气候变暖、洪水泛滥、海啸飓风，种种生态灾难频频发生;大面积地下水枯竭，河流不再行船，泥石流与山体滑坡随时发生，世界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考验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思想家与哲学家。然而，早在19世纪的美国，有一位诗人与作家梭罗，就从美国当年的伦理现场出发，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道德自我思想，后来又提出了从道德自我到生态自我的思想，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伦理现场与“自我”的伦理演化
　　梭罗所处时代的美国，虽然刚刚诞生半个多世纪，却在从政治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意气风发的年轻共和国，一边继续向西部扩张其领土，一边快速开展工业革命。重复单一的工业化劳动模式，使美国许多工厂获取了巨额的利润，金融资本迅速积累，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疆域的扩展，革命的深入，美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增，许多思想家与文学家力图完全摆脱欧洲思想的羁绊，确立美国的民族精神。而作为欧洲移民最早居住地的新英格兰，首当其冲成为美国独立思想产生的摇篮。社会财富的剧增，经济的快速发展，推进了美国城市化的进程，于是人们走出农舍，离开田野，在诗意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座厂房与高楼大厦，大多数美国人陷于工业化美梦之中。城市的居民越来越多，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然而精神生活却越来越贫乏。美国人精神空虚，社会物欲横流，呈现病态，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道德缺失的伦理现场。正是因为突然而至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居民与乡村民众丧失了共同的价值观，失去了自我精神，丢失了精神家园。在那个时代，社会生活中的世俗化倾向日益严重，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与基本的人性，人们对善的定义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而让许多人失去了自我的道德方向。在作家梭罗看来，19世纪的生活是“不安的、神经质的、忙乱的、琐细的”②，这样的生活导致个人走向痛苦与孤独之中，许多人选择与社会和自然疏离，失去了对未来的向往与追求。整个时代处于这样的伦理环境之中，许多美国民众精神生活贫乏，难以认清自我，于是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在以传统基督教为权威的清教伦理和信奉理性的道德作用为圭臬的启蒙伦理不能解决新问题的情况下，一种新的超验主义哲学在美国应运而生，希望唤醒美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道德的正确认知。深受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以爱默生和梭罗为首的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试图从中西哲学中获取道德资源，建构起一种具有鲜明新大陆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以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作家，以自己的长期努力，的确是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从道德主体的层面来看，对自我的理解是伦理学问题的关键，西方和中国都经历了“自我”向“道德自我”发展的“伦理演化”③ 过程，体现了不同伦理诉求下的殊途同归。在西方哲学中，“自我”是哲学本体论中的核心，西方学者致力于寻求“自我”的本质，一生都会不断地回答“自我是什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形式，而不是在于人的物理存在，“自我”与物理存在的身体分离，是非物质的实体即“灵魂”，以此出发联合人的知觉，从而构成了人的特性。沿袭这种身心二元论的传统，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赋予“自我”以主体性思维，认为自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具有反思能力，从而确立了“自我”的理性主体地位。康德将其进一步发展，认为人的“自我”可以使人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康德的“先验自我”摆脱了外界的束缚，超越了自身和自然，突出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黑格尔提出“全体自我意识”，认为“自我”与世界相联系，与他人不可分，区分了自我的三个发展阶段，说明了“自我”由个体至他人再至全人类的发展过程。弗洛伊德的“自我”作为“本我”和“超我”的调停人，受到现实环境的约束，失去理智时有道德原则压制，保护“自我”不受伤害，从而也符合社会需要。随着西方哲学中“自我”观念的发展，道德向度的自我开始受到关注，“道德自我”作为善与德性的范畴，获得了精神主体性和实体性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把自我作为心性修炼的基本目标，试图回答“自我怎么做”的问题。儒家肯定自我，看重人的社会属性，认为自我只有为他人和社会而存在时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儒家的自我为维系宗法社会里的基本秩序服务。道家关怀个体，看重人的自然本性，认为自我要抑制个人欲望，远离外物的支配，抛弃是非，忘却生死，顺应自然，内心清静，道家的自我在对万物的本质“道”的追求中，达到与道合一的自在境界。佛家克服自我的困惑，摈弃“实我”，否定人性，批判现实社会，认为人生的一切皆是虚无，并且认为人生的一切追求皆无价值，应该超脱生死轮回，信仰彼岸与来世。佛家以至于禅宗的自我只有与“无”成为一体，通过“顿悟”和“妙觉”超越“有”，与宇宙融合在一起，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涅槃”境界。中国哲学家们将自我与道德整合，提出“性善说”、“道德说”、“致良知”说等，进行了一种形而上的全新的理性阐释。在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中，随着自我内涵的逐步充实，自我上升到道德境界，向道德自我演进，“道德自我”作为仁与良知的范畴，有机地统一于人我、群己与天人合一的三维关系之中。 　　梭罗在西方哲学家耶稣、苏格拉底和东方哲学家佛陀和孔子的影响之下，从中西哲学对“自我”的理解中吸取必要的养分，通释古今，贯通西中，以自我为基本出发点，不断发现自我的新内涵，不仅关心自我是什么的理论问题，同时注重自我怎么做的实践性问题，以道德自我和生态自我为进路，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伦理思想体系，以期能够如先贤一般，唤醒那个时代许多迷乱的美国人，从而认清自我，回归正常的个体精神生活，恢复正常的社会伦理秩序。梭罗的道德自我与生态自我思想，不是在空洞的理论中产生的，而是在现实的困难中通过自我的发现，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他所处的时代构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特殊伦理现场，并从美国当时的伦理现场出发，作为一个超验主义作家的梭罗才提出了道德自我和生态自我的问题。他通过自己的大量作品表明，道德自我可以解决农业文明社会中人们所面对的问题，然而只有实现了生态自我的建构，才能解决工业文明社会中所出现的种种新的问题。因此，探讨梭罗的从道德自我到生态自我的伦理思想，不可不考虑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伦理现场，在这种不同环境下的自我伦理内涵和伦理观念，以及这种伦理观念的发展与变化等重要问题。
　　二、道德自我思想的生成
　　西方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不断地使人产生异化，从而发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西方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反而使人更多地选择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向片面的、畸形的和单向度的方向发展。反观梭罗所处的19世纪的美国，人类生活中的社会主体，作为利益主体、权利主体和理性主体而自我膨胀得很厉害。“自知身体之内的兽性在一天天地消失，而神性在一天天地生长的人是有福的，当人和劣等的兽性结合时，便只有羞辱。”④ 梭罗认为，人不能和劣等的兽性相结合，因为那只能带来羞辱，人只有通过“神性”的成长，即道德的培养，把自己从兽中解放出来，不断地克服身上的兽性，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整个社会也才会产生平和与福气。人的身体里面住着野兽，当“神性”处于沉睡状态之时，这只野兽就会像毒蛇一样苏醒，并且难于驱除。这种兽性，也许会像寄生体内的虫子，可以在健康时躲开它，然而其固有的“兽性”，却实在是难以改变的。在这里，“自我”超出了认识论的范畴，具备了一种道德的向度，既具有西方“自我”求“真”的内核，又有中国“自我”求“善”的取向。“人的个体不只是生理性的存在，也不只是心理性的存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个伦理性的存在。”⑤ 只有“兽性”的自我向道德自我的方向生成，自我才能由一种生理性的存在，上升到一种伦理性的存在，在道德自我的指引下驱除这种兽性，并且也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养成一种道德人格，过上一种具有道德感的生活。当个人主体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标时，必然会产生身心失衡、道德风险、理论责难与实践困境。由此可见，道德自我呼唤的是一个道德的主体，一个主体内在意识与物质统一的“自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中，道德即善，它与恶相对，代表着人或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⑥ 因此，梭罗“道德自我”的要义在于个体的道德，代表着一种正面的价值取向，一种与“恶”相对的价值取向。梭罗认为美国民族最根本的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席，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的个体自我都要接受道德的約束，成为“道德自我”。一个“道德”的存在主体是个体生命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建立的依据，是一种基本的伦理要求，因为道德建构的是自我的精神世界，避免自我精神活动的失衡。如果没有道德的主体，其结果将是自我身心的失调，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僵化，只有当自我发展成为“道德自我”，才可以解决美国民众所面对的种种伦理困境。
　　在如何造就“道德自我”的问题上，梭罗深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主张在遵从自然本性的基础之上，加强自我修养，保持心灵纯净，从个人身体内部来生成“道德自我”。换言之，就是要求人们通过自我的伦理选择，来实现真正的“道德自我”。“伦理选择指的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⑦ 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以此类推，伦理性存在的作为个体生命的人，当然也就是伦理性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个人在物质和思想方面作为主体，道德的完善来自于道德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将“道德自我”的伦理选择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爱默生如是描写梭罗，“唯其因为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他质问每一种风俗习惯，他想把他的一切行为都安放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⑧ 在梭罗这里，“道德自我”的存在与发展，体现在作为作家的梭罗的思想与行动上，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梭罗所践行的，亦是他所提倡的。伦理选择在他作为生命个体所参加的各种活动中，贯通始终，自觉地做出了道德性的选择，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全面的善恶判断。他在自己的一生中，注意协调各种活动，帮助自身发展，从而使道德自我参与到各种活动之中。在他那里，自我总是以道德自我的面相而呈现，从而以此为路径实现个人所主张的建立道德社会的根本目标。
　　“道德自我”对人在社会中的要求，不仅是共存的，更应该是共同生活;不仅只是一种理想的物质生活，更应该是一种优雅的精神生活;个体所处的世界呈现为一个道德世界，道德的社会需要个体与个体达成一致。“德行是无法计算的，就像它也难以估价。而人的命运并不是德行或身份。它是全部的道德，只有靠精神生活才能认识。上帝估算不出来。上帝那里既没有道德哲学，也没有伦理学。”⑨德性是无法估算的，也不能依靠上帝获取，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摆脱物质生活的诱惑，进行深刻的伦理反思，通过自我的精神生活才能实现。梭罗这里所提到的“全部的道德”，需要对精神生活进行全新的认识，即指通过伦理选择以获取基本的德性，以实现“道德自我”。所以他说：“我们的整个生命是惊人地精神性的。善恶之间，从无一瞬休战。善是唯一的授予，永不失败。”⑩ 此时，精神成为善恶角斗的战场，而“善”成为“道德自我”最深层的内涵和最为强大的凝聚力，主体性的“道德自我”也使道德社会的形成，真正获得了坚实的、内在的基础。梭罗对道德自我的探索以及对道德自我思想的提出，在那个时代自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美国以个体生命为本位传统的一种延续，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然而，随着作家生活阅历的增长，特别是伴随着工业文明发展而出现的种种社会毛病的出现，梭罗日益感到只是建立了道德自我是不够的，只有在道德自我的基础上，在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生态自我之后，从外在的社会到自然，从内在自我到社会，从外在的社会到自然等等所有方面的问题，才可以得到全方位的、根本的解决。 　　三、生态自我思想的建构
　　在一般的伦理学理论中，道德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社会资源的积累进步。为了满足人类的物欲，开始了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针对大自然而发生的疯狂掠夺。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困境，自然本身不可能进行选择，如果人类仅仅依靠伦理选择的道德自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所发生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所以，梭罗将自我与自然联系起来，展开了新的伦理探索。“与城镇里那些依靠满足极为虚假的社会需求而活并在艰苦时期被解雇的毫无保障的大多数人相比，森林里孤独的拓荒者和定居者的生活方式更加可敬。他们有真正的难处，而非自寻烦恼;他们直接从大自然汲取生存所必需的养分。”{11} 梭罗认为，大多数人依靠虚假的社会需求而活，而这种生活方式是不能被推崇的，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远远不如在森林里拓荒而居住的人。人类的烦恼来自于过度的社会需求，不管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享受，在掠夺大自然的过程中失去了对大自然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面对人类为了个人利益而侵袭自然产生的生态困境，梭罗提倡一种能够深入到自然之中，在自然之中自然地进行生活、思考和感悟，从而重新定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由此实现从道德自我转向生态自我的建构。人类生活的经验有助于哲学的形成，梭罗的伦理思想的产生也是紧跟自己的时代，并强有力地汲取了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智慧的结果。
　　长期以来，西方的人们总是把人与自然分离，人作为脱离于自然的个体而存在。实际上，在东方哲学里，人与自然总是一体化的，人总是作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天与人是合而为一的。梭罗在年轻的时期，深受康德主体性道德自我和同时代的作家爱默生的超验性道德自我的影响，也曾经表达了对二者所主张的道德自我的某种认同。然而在其后的时代里，梭罗感受到康德道德自我形而上学基础的矛盾，以及爱默生由于过分强调个体自我而忽略了自然在自我中的地位的矛盾，从而转向东方寻求思想支持。受东方“天人合一”思想的启发，梭罗认识到自我中的“我”不仅仅指个体的人，也不仅仅指整个人类，其实也包括了人类所面对的整个大自然。出于这种思考，梭罗将“道德自我”发展成为了“生态自我”。他认为道德自我实现的是社会共同体，生态自我实现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从自我到道德自我，再到生态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就是逐步缩减所有存在物之间的疏离，扩大自我认同对象的范围。自我处于社会之中，道德自我生成，自我处于自然之中;生态自我生成，自我存在于所有存在物之中，所有的存在物也就包括自我的存在与形态。
　　在思考如何实现生态自我之前，梭罗需要厘清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梭罗在日记中通过对诗人生活形态的描述，阐述了自己在面对自然的时候的伦理观点，“他必须不仅限于自然——甚至是超越自然的。并非是自然通过他说话，而是自然与他同在。……他是另一个自然——自然的亲兄弟。他和自然彼此友善地各行其职，都在宣示另一方的真理。”{12} “他”在这里就是指“诗人”。在此，与其说梭罗表述的是诗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如说梭罗阐述的是自然与个体的关系，个体把自然当成亲兄弟，将把自然的道德纳入到生态自我的范畴。自然是生命的源泉，是个人保持精神独立性的避难所。只有在自然之中才可以更新人的灵性，也才可以提高人的灵性。自然增进了人的道德，還能医治在社会中滋生的许多道德罪恶，因为纯洁、简朴而美丽的自然，能够砥砺我们的道德本性，更新和提高我们的灵性，所以他认为亲近自然是人类精神健康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所以，他提倡人们要尽最大限度地融入到大自然，因为人类如果融入了大自然，大自然就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从而抑制罪恶的滋生与重大灾难的发生。
　　梭罗对那个时代美国人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关注的，对人类与大自然的现实关系则是十分担忧的。他说：“在自然界里，还没有一个人间居民能够欣赏她。鸟儿连同它们的羽毛和乐音，是和花朵谐和的，可是有哪个少年或少女，是同大自然的粗犷华丽的美协调的呢？大自然极其寂寞地繁茂着，远离着他们居住的乡镇。说甚天堂！你侮辱大地。”{13}“她”，在这里指的是作家所生活的长达数年的瓦尔登湖。梭罗以严厉的措辞对人类破坏大自然和谐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从而表明了他的生态伦理观。梭罗对于工业文明挤压自然，扰乱社会并侵蚀人心的现实充满忧虑，面对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关系，梭罗将自然纳入到自我之中，提出人类应该融入自然，以便使自身的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都可以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梭罗认为，生态自我的实现有赖于人对自然负起伦理责任，这既不是因为人对自然天生具有悲悯情怀，也不是因为自然对人具有的独特价值，而是因为人与自然本来就是统一的，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梭罗对人与鸟之间的关系，有一段精到的论述。在人类的历史上，世人与鸟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将鸟捕获关起来，或欣赏，或宰杀，或用作它途。而梭罗却以鸟雀为邻居，不是那总是关起来或捕捉到的一只鸟，“而是我把我自己关进了它们的邻近一只笼子里”{14}，将自己和鸟的通常关系进行一次反转，换一种视角处理人类和鸟的关系，也就是体现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这种人鸟关系的结果，是梭罗听到了“它们从来没有，就有也很难得，向村镇上的人民唱出良宵的雅歌”{15}。这样的故事及其展开过程说明，人与自然已经密不可分，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新状态，并且只有这样，自然才能吟唱出最美的歌曲。对于生态自我的更深层次的论述，来自下面一段更为精到的话语，“还没有一个人在无思无虑地过完了他的童年之后，还会随便杀死任何生物，因为生物跟他一样有生存的权利。”{16} 作为共同构成自然界的一分子，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应该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尊重，和谐相处，因为生存的权利是生物和人类共有的。之所以提到在“童年之后”，是因为童年之后的人类经过了伦理选择，并且也是因为经过了伦理选择才产生了伦理意识，也只有真正产生了伦理意识，才让人类真正地产生善与恶的观念，从而才可以获得真正的理性，认识到其他生物也具备生存权利。也只有如此，人类成员才能做到保护其他生物的生存权，承担起对自然的伦理责任。从根本上讲，人与自然是一种内在的、根本性的生存关系。通过伦理责任，人使分化了的人与自然重新结合在一起，人在这种关联中获得一种内在的和谐感和家园感，而自然也只有在这种关联中才可以重归和谐，成为人类理想的家园。人对自然的这种伦理责任，要求人类在利用资本的同时限制资本，要求人类在推崇科技的同时驾驭科技，要求人类在扩大生产的同时改变生产，要求人类在刺激消费的同时引导消费。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地把自然当作人的一部分，人类不再居于中心之位，生态自我将自我扩展到自然，增加自我的伦理约束力，在工业文明下重建伦理意识，从而建构起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关系。 　　四、自我演进之路及伦理思想的重要意义
　　爱默生曾经这样说：“正如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是用来听的一样，显而易见，人是为了社会而存在的”，作家在这里通过一种比拟，说明了人与社会之间的依存关系。虽然爱默生将上帝、人和自然视为一体，但就人类在世界中的角色而言，“更倾向于使人类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必不可少的、不断进取的、具有创造性的角色”{17}，人在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中居于主体地位，社会与自然的存在是以人为必要条件的。很显然，这里所体现的是一种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观念。与梭罗同时代的杰出诗人惠特曼，坚信自然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在诗作中不断地歌颂自我、自由和自然，主张在自然与个人以及自然与自我的范畴内获取个性的解放，然而其落脚点依然是人类自己。作为超验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与爱默生和惠特曼相比较而言，梭罗能够比同时代的人更进一步，将自我的内涵扩大，并将其内涵进行了全面的发展。在如何生成“生态自我”的问题上，梭罗展示出与同时代的超验主义者不同的理论视域，体现出一种从实践出发而又落实于实践的思想维度。梭罗自我思想的演进，大致经过三个层面：一是个人层面，梭罗在地理漫游的生命体验中，把握东方与西方历史上有关“自我”的哲学思想，这是梭罗伦理自我演进的重要基础。二是社会层面，由于处在19世纪美国特定的社会之中，梭罗的伦理自我呈现出鲜明的新英格兰地域特色和道德自我的社会需求。三是自然层面，东西方伦理思想对梭罗生态自我的建构影响深刻，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成为人类对自然承担起伦理责任的应有之义。在他的一生中，三个层面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促使梭罗向道德自我和生态自我的生成。梭罗认为，生态自我生成的实现途径，是将自我扩展到大自然的实践活动之中。对于自然的理解，既不能将其排除在人类之外，也不能以精神生活去认同，只能是人类在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去认知。在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互动生成，人类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承担起对自然的伦理责任，人与自然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于是整个宇宙不再处于人的存在之外，而是成为人的实践活动塑造出来的有意义的世界。梭羅在地理漫游过程中对自我有了一种本土性思考，面对19世纪美国存在的道德问题和生态问题，他毫不回避，而是直接地融入自然实践，在与自然相处相生的种种磨砺中，全面地揭示19世纪美国的生存状态，针对西方传统“自我”思想的局限性，创造性地提出自我向道德自我和生态自我的转换，对历史上的自我进行了全面的创新，使之内在性地融合东西伦理思想，创造出兼具西方和东方意义的“生态自我”。
　　梭罗针对以个体自我为中心，拜金主义日益盛行的工业文明时代，针对以经济利益为动力的人类活动，提倡放弃物质财富的庸俗性，追求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从而建构起真正的道德自我。梭罗是一位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所有的思想都集中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独特的道德伦理与生态伦理思想，也同样是如此。梭罗并不是一位美国伦理学大家，然而他的确具有独立的伦理思想，是通过文学作品特别是影响广大的《瓦尔登湖》和《河上一周》等作品来实现的。从道德自我到生态自我，梭罗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也让美国的现代伦理思想的发展，实现了一种质的超越。早期的梭罗总是用“道德自我”思想来解决19世纪美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其思想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然而，面对随之而来的生态困境，他提出以生态自我来解决美国的生态问题，从而形成了其完整的生态伦理思想。俊罗的生态伦理思想，从总体上来说是对中西伦理思想的融合与超越，是对人类缺乏伦理意识和伦理约束力的深层次反思，“事实上，他才是把田园道德论发展为近代生态哲学的最主要的人”。从道德自我到生态自我，是梭罗为人类在工业文明下重建生态伦理意识所提供的重要思想。将梭罗的生态伦理思想运用于当今世界，可以解决人类放弃道德、放弃生态、放弃伦理规则时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梭罗在建构其伦理思想的时候，融通东西哲学，克服西方二元论弊端，摄取东方哲学精髓，尤其是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引领了世界哲学的走向。梭罗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存在问题，从“道德自我”到“生态自我”，为人类解决生存问题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生态自我思想的提出与建构，既是梭罗对伦理思想追求的独到之处，也是其伦理思想的价值之所在。梭罗的生态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应对生态危机，也可以提供重要的启示。梭罗的生态自我思想表明，人类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才能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同时也才能担负起对人类的责任。只有保护了自然，也才能保护人类，才能建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反过来说，也只有建立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也才能实现梭罗所提出的生态自我，从而建设一个美丽的中国，一个美好的世界。
　　注释：
　　① 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层深结构》，《世界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②④⑩{13}{14}{15}{16} 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182、181、167、72、72、177页。
　　③ 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存在的问题及关键词阐释》，《当代文坛》2017第5期。
　　⑤ 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386页。
　　⑥⑦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267页。
　　⑧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爱默生文选》，范道伦编选，张爱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9-190页。
　　⑨{12} 梭罗：《瓦尔登湖的反光：梭罗日记》，朱子仪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62、29页。
　　{11} 梭罗：《缅因森林》，戴亚杰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17}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慈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笫135页。
　　作者简介：邹建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白阳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68。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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