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生产到空间共享:新中国70年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嬗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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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空间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的理论轴心，以空间生产审视新中国7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工业塑城和资本塑城两个风格迥异的发展时期，前一阶段的空间强调使用价值的生产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后一阶段的空间生产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校正空间生产回归社会主义本质是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吁求，也正是在过往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以空间共享为核心价值旨归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推进新时代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新中国;空间生产;空间共享;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89;D2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4-0028-08
引 言
20世纪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将空间和地理纳入商品生产环节并提出：“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1]47工业革命以来城市是资本争夺和寻求发展空间的重要实践场域，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关系发展演绎的重要历史载体。马克思认为城镇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而行，随着工业化发展乡村会被逐渐纳入到资本生产领域，新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基础上，从全球化背景揭示了城镇化是资本实现积累和转移的重要产物，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生产对资本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指出“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着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分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适用优先于交换。”[1]55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为总结和反思新中国70年来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视角，改革开放前城镇化主要服务于工业化发展，空间主要从事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发展与空间生产是全球化生产进程中的一个环节[2]，交换价值优先于使用价值，由此导致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公平、环境等问题。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基础上，党和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为本多措并举全面推进“房住不炒”，保障人民居住生活权益。这正是回归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本质，全力落实新时代空间使用价值生产，实现空间共享的深层逻辑所在。
一、空间生产：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的理论轴心
工业革命后人类开始进入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马克思从资本生产及其社会关系角度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城市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马克思的城市发展认识基础上列斐伏尔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1970年他在《都市革命》中提出了“都市革命”命题，指出城市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量级，试图从更高的角度肯定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向城镇化生产转化的历史意义，认为这种转化的重要性不亚于人类从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的转向[3]。1974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进一步提出了“空间生产”概念，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擘画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内在机理必须借助空间概念。城市空间是多要素的混成环境，资本利用城市空间生产剩余价值需要征服、整合多要素的空间[4]。
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已经开始从工业品和消费品的生产转向城市投资建设，即实现了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成为可以出售和买卖的商品，以土地、建筑和房屋等为代表的不动产业出现。在不动产业买卖过程中资本通过金融实现了商品化和动产化，成为具有流动属性的资本，这个投资过程中资本获得了快速增殖，空间生产开始超过工业生产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部门。由此空间生产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急速发展的现代城市和不断变化的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世界化的农村对世界化的城市”。空间生产表明资本扩张是通过全球性城镇化发展进程实现的，城市空间成为资本扩张和积累的重要据点。由于资本以实现自身增殖为目的，城市空间生产难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以贫民窟为代表的现象严重威胁资本的持续扩张。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加强空间生产的国家干预，纷纷通过新城建设、公共住房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等措施缓解城镇化压力，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出现了福利化转向。国家投资和干预在空间生产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卡斯泰尔将其称之为“集体消费”。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资本增殖的双重压力驱使资本主义不断完善城市空间的集体消费机制，城市危机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住房紧张和居住环境恶化，开始转向空间消费中的不平等问题。
空间生产和国家干预深刻影响了城镇化发展，城镇化不再是简单的人口集聚，其深层机理是资本塑造城市的过程。哈维认为资本主义投资建成环境的目的在于克服资本積累危机，即通过资本生产的时空转移实现资本主义的修复（哈维称之为空间修复理论）。他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过程十分复杂，是一个包含了三次资本循环的体系：资本生产的初级循环是指生产流通过程，马克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个层级;资本生产的第二级循环主要指建成空间投资生产过程，列斐伏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个层级，并以不动产的动产化区分了初级循环和第二级循环;资本生产的第三级循环指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过程。哈维提出资本的三级循环不断流动塑造了城市空间，为克服危机空间修复成为资本积累和社会调节的重要手段。
总之资本逻辑、空间生产和社会关系相互钳制，为分析资本主义城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随着全球化、市场化、资本化进程的推进，社会主义城镇化建设影响深远，成为关系全球的任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城镇化呈现出了迥异于资本主义城镇化的特征。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为全面理解和认识新中国70年来城镇化建设阶段和特征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传统中国长期存在城乡一体的文化基础，城乡本质是乡村关系主导的自然和谐状态。近代以来被迫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本质上是传统乡土中国被迫结合资本主义因素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强调兼顾城乡，初步孕育了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萌芽。凡此，皆为认识建国70年来城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基础。 二、工业塑城：改革开放前（1949-1978）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及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1953年国家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标志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建立。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土地私有制生产基础的乡村关系，也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的城乡关系，并且在根源上消除了生产资料向城市集中的机制。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工业和农业，解决物质生产问题。借鉴苏联发展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产品实施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之间设置相互隔绝的户籍制度成为当时的历史选择，因此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发展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城镇化服务于工业化建设
推进工业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任务，苏联以最短的时间建立了国防和重工业体系为新中国发展工业提供了重要借鉴经验，同时加上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国采取“一边倒”的战略全面学习苏联，因此苏联的城镇化经验直接影响了中国。1930-1960年苏联对城镇化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城镇化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存在城镇化现象。同苏联一样，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极少提及“城镇化”，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城市空间布局服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城市建设是工业改造落后地区的组成部分。
“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城市布局基本遵循发展生产力的要求，重点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中部和西部等资源富集区域。当然这一历史时期在保证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开展了一定规模的城市建设，“一五”计划对职工住宅规划、城市公共事业投资等方面都做出了基本预算和规划。总体而言城市规划建设服务工业化发展是这一时期空间生产的中心逻辑，作为城市发展的非生产性建设是基础建设的一部分，但基础建设的主要部分还是生产性建设。适当降低城市建设和街道市容标准，节省资金用以支援生产性建设，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贮备物质基础是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一时期城镇化服务于工业建设，城市是工业化的载体，重点突出城市的生产性功能，限制城市的规划和消费功能，工业塑造城市特征明显。尽管国家集中全国力量重点建设了一批工业城市，但通过抑制人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将资源大量倾斜于工业生产领域，是这一时期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思路。
（二）农村地区开展人民公社化建设
与城镇化服务于工业化遥相呼应的城乡政策是人民公社化建设运动，当时党和国家的城乡政策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革命时期党关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基本认识，另一个是对苏联城乡建设经验的深刻省思。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着重反思了苏联把农民搞得很苦，中国要吸取苏联教训平衡好城乡、工农、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关于平衡城乡发展的考量深刻地折射在乡村建设的空间生产进程中，农村以公社为单位进行生产劳作，农业合作化运动不断扩大，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发展阶段。当时认为若干公社围绕一座城市组建成更大的公社将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从1958年8月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党和国家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城乡建设的初衷是“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要更好一些”[5]，目的在避免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引起城市膨胀带来的诸多问题，让乡村和城市一样吸引人，建设乡村型的城市或者像城市一样的乡村。
人民公社化是社会主义城乡建设过程中综合了中国传统城乡共生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过程中城乡均衡发展实践的创新探索。人民公社是一种多职能的崭新组织形式，既负责生产又负责教育、政治和军事，列斐伏尔指出它追求以地区规划逐步消灭城乡和工农的对立[6]。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空间生产实验，体现了党和国家试图实现工农一体、城乡一体的共产主义价值追求。
（三）多措施控制城乡人口流动
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实践单元，人口流动和社会消费品分配都通过计划来维持不同地域之间的平衡。社会流动性增加的情况下城乡的平衡状态会被打破，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维持城乡之间和生产分配之间的平衡成为当时面临的巨大挑战。工业化的全国布局和农村的集体化建设，让统购统销的粮食生产趋于紧张。为有效维持农业生产力和城乡居民消费的紧张平衡态势，严格控制人口流动成为当时的历史选择。
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由于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新中国发展工业的资金只能通过内部的农业积累来实现，这就出现了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政策，并且还出现了城市年轻劳动力向农村转移的青年下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國户口登记条例》（1958）明确区分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条件极为严格，随后国务院和公安部以户口登记条例为基础出台了一系列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和规定，这标志着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确立。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举措抑制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进程，到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不足18%。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建立起了粮油、教育、医疗、就业等城乡有别的福利和生产分配体系，广大农民被户籍束缚在农村土地上辛勤劳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改革开放前服务于工业化的城镇化、人民公社和控制城乡人口流动三个方面相互关联，共同塑造了计划经济时期空间生产的基本图景和风貌。由于受国际环境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缺少外部的资金支持，城乡均衡状态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人口、土地和资本的流动性，由资本生产带来的城乡对立矛盾没有体现出来。然而重点发展工业的战略使农村生产和消费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既无法有效吸纳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又无法为人民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并且为保障工业生产挤压了农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城市以住宅为代表的城市建设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农村面临着更深层次的发展问题。种种迹象表明排斥资本和城镇化的空间生产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唯有重新审视资本和商品的历史作用，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才能走出空间生产的“乌托邦”。 三、资本塑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及主要问题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观念和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被市场激活，城镇化和空间生产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以1988年为界，大致经过了农村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发展和土地住房商品化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时不论是从城镇化发展的内部机理还是外部现象来看，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系列城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
（一）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今）城镇化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88年以前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为后来的大規模城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1988年之后土地和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改革后，地方政府开始主导城镇化发展潮流，中国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崭新时期。
1.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大发展阶段（1978-1988年）。1980年国务院下发了《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纲要》，要求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自此国家开始积极谨慎地推进城市发展进程，同时与此配套的人口政策也在逐步推进。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集体和农民兴办各种企业，同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的通知，乡镇企业在政策支持下得以迅速发展。以苏南地区为代表的农村地区建立起了一大批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反映出了当时乡镇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特点。乡镇企业的崛起催生了第一批农民工，也孕育了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批沿海新型城镇。值得总结和反思的是，不论是乡镇企业还是沿海地区小城镇的崛起都与土地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土地有偿使用在局部探索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住宅商品化在部分城市开始试点探索，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探索土地集中经营的实践，为乡镇企业和城镇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基础。
乡镇企业和新型城镇的崛起，彻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徘徊于较低水平的城镇均衡态，为后面城镇化迅速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尽管1987年邓小平高度肯定了乡镇企业在解决就业和发展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但这一时期与小城镇探索相对应的城市土地改革尚在试点，城市的空间战略价值尚未凸显出来。
2.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化建设的新阶段（1988年至今）。1988年至今的城镇化建设也存在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即以1998年终结福利分房体制为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88-1998年期间土地无偿的计划分配模式被打破，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房产市场开始形成;1998至今房地产市场兴起，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高度融合，资本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阶段：土地商品化和住房市场初步形成。1987年深圳特区土地使用权拍卖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先声，随后1988年宪法修正案删除了禁止土地出租的规定，以宪法修正案为基础一系列法律法规都在土地使用权方面作了修改，土地使用权开始依法转让。1988年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会议召开，标志着住房制度改革从局部探索进入了整体落实阶段。长期以来的福利制度分房给财政资金带来极大压力，去福利化、出售公房成为当时的主要思路，福利化和市场化双轨制运行下的房产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土地和住房的市场化改革方向，这预示着新一轮空间商品化和市场化发展浪潮即将涌现。
第二阶段：福利分房体制终结，房地产市场蓬勃兴起。1998年国务院下发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终结了福利分房体制，房地产市场成为住房分配的主要途径。这一时期包括工业土地和住宅土地在内的所有土地都要挂牌出让，地方政府开始在空间生产中起主导性作用。城市发展从简单的工业化开始转向综合性空间改造，城市空间与全球化发展、产业空间集聚密切相关，资本与空间生产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持续增强，空间生产成为城镇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发展与全球化资本的时空转移高度耦合，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和相对廉价的土地成为吸引国际资本投资发展的重要红利。资本介入空间生产，空间生产得以与工业生产并驾齐驱，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能动力量。处于资本和消费者中间的政府，努力在资本逻辑的逐利性和公共性方面作出平衡。遗憾的是由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资本强势积累和过度积累导致了一系列城镇化发展问题。
1.迅速扩张的新城建设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新城建设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和最为综合的现象，国际资本与国内市场结合迅速推进了城市建设进程。新城建设与空间的市场化商品化高度契合，为国际资本的时间转移提供了空间载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吸纳资本、发展经济，地方政府纷纷建设新城，但由于新城建设缺乏整体性统筹规划，过急、过快和过多的新城开发导致了城镇化建设呈现出低效化特征。部分地区新城建设忽视人民的实际生活诉求，一味追逐巨型建筑、宽阔街道、大面积住宅等，导致了“鬼城”等现象的出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城市基础保障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被长期忽视，医疗卫生教育等事业发展滞后、公共空间的保障缺位导致了上学难、看病难等各种“难”现象出现。另外，外来务工人口无序化集中在城乡结合区域，也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
2.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带来的债务风险等负面作用在经济新常态中被放大。地方政府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到城市空间生产领域，以期更好地吸引资本投资。通过土地出让获取投入空间生产的资金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土地财政。随着金融的创新发展，土地抵押获取贷款出现，土地的虚拟化、金融化特征凸显，由此土地权出让和抵押过程中的风险系数开始显著增加。土地金融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本循环建立：地方政府财政处在资本循环的中间位置，通过招商引资获得产业土地出让金和税收，通过空间生产获得商业开发土地出让金，并且地方财政靠政府背书在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承担着融资和信用的作用。城镇化资本循环中土地连同房产的金融属性被不断强化，地价和房价成为宏观经济的指向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城镇化与空间生产不断扩张，相对宽松的金融政策进一步刺激了土地和房产市场的投机性需求。然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部分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出综合财力，地方财政偿还债务能力下降、债务风险增高。尽管地方财政在快速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土地与金融结合以后逐渐异化为全社会参与土地和房产投机的工具，偏离了城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这是新时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 3.空间生产中的资本博弈导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断涌现。改革开放前城乡发展的差异性表现在人口集聚和土地利用形式上，改革开放以来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迅速发展，产业空间集聚与空间生产密切结合，资本逻辑宰治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因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空间生产不断呈现出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虽然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不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扶持力度、持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但由空间生产带来的城乡土地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使得城市的虹吸效应持续增强，农村资源流向城市、小城市资源流向大城市的趋势无法扭转[7]。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房产市场发育日趋成熟，地产投资和房价上涨进一步扩大了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国家掌握着空间政策并以此引导资本布局产业发展工业，为了有效平衡工业生产和空间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地方政府又不断扩大土地财政规模。農村开始依附城市发展，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发展提供土地和劳动力，由此形成了层次分明、秩序井然的空间生产和资本循环（产业集聚）过程。资本介入城镇化和空间生产是城市建设初期为解决资金问题的探索性举措，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摸石头过河”的发展结果。尽管空间生产激发了中国资本发展的内在潜能，在此过程中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空间生产过度依赖资本不仅带来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还导致了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问题，这偏离了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目的——为人民提供使用价值的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新型空间发展战略，不断推行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城市多措并举地解决住房问题，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不断回归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价值的重要探索。
四、空间共享：新型城镇化的深层空间逻辑和价值旨归
城乡关系是马克思及其后继者认识城镇化发展的逻辑起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翻转性变化，改革开放前走的是城乡发展服务工业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从乡镇企业主导发展的小城镇走向了资本塑造城市化的进程，由此导致了“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无法持续发展的矛盾状态，因此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道路建立在城乡同生共长的社会生态基础之上，空间生产目的由追逐资本积累转向满足人民空间使用需求。空间生产开始成为新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因而党和国家必将通过空间生产实践全面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民真正共享空间。
（一）以新型城乡道路校正空间生产方向
新型城镇化道路既吸取了西方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同时也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城镇化发展实践的反思。新型城镇化不是城市带动乡村发展，更不是消除城乡差别的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回归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本质的城镇化发展道路[8]。城市和乡村在共同享有基本生产资料、共同参与空间生产、共同享有价值创造过程中，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共生、社会公平和空间共享，这彰显出了新型城镇化消除城乡壁垒、避免社会撕裂等异化现象的核心价值追求。
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生产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扩张和增殖，而新型城镇化追求的是建立空间与人的积极联系，实现空间生产从交换价值转向使用价值的转换，最终回归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本质。列斐伏尔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意味着私有财产对空间生产的支配性走向了终结，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使用优先于交换[4]。新型城镇化道路正是基于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本质，校正中国空间生产方向的核心举措。人是发展的终极目的，改革开放前的空间生产偏离了人的发展需要，是空间“乌托邦”;改革开放以来的空间生产在资本积累与人民空间需求之间存在着紧张矛盾，这是新时代空间生产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空间生产，全方位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全面推进空间生产实践回归于民，初步形成了人民共享空间的格局。
（二）以空间实践全面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深刻说明空间生产具有两面性，工业化革命以来资本与空间生产高度关联，一方面空间生产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另一方面空间生产也造成了大量的社会公平问题。保障人民共享空间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遵循，然而由于中国城镇化进程方兴未艾，社群之间、地区之间的差异需要借助空间实践来解决。
当前以特大城市为代表的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吸纳了全国各地的资金和人才，城市发展的经济社会矛盾不断突出、社会管理风险系数不断增加。而以西部偏远地区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人民增收困难，城市化发展无法持续。面向新时代的空间生产实践要全面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落实，一方面要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提升中小城市的居住生活水平，分担和疏解大城市的功能，使得农村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均衡分布在大中小城市中，从而形成城乡一体的空间形态;另一方面要不断因地制宜地发展偏远落后地区的经济，全面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实现就近城镇化发展，形成特色小镇的城镇化发展。从全国空间格局上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空间生产都肩负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东部地区要坚守生态底线、西部地区要全面落实生态补偿。总之社会公平是空间生产的目的，空间实践要着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落实。目前空间生产实践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并在一系列的空间生产策略的落实中不断落实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
（三）全面落实新型城镇化空间实践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介入城镇化，一方面为城镇化提供了发展资金，另一方面资本追逐积累也造成了空间异化问题。如何驾驭和导控资本，平衡空间生产中资本积累和人民权益，引导资本有效进行空间生产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审视新型城镇化空间实践策略主要包含重塑城镇资本循环、城乡共同参与土地开发以及完善住房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空间生产一端连接着资本积累，另一端连着人民福祉。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一味追求增殖忽视了人民福祉，因此新型城镇化首先要纠正和引导资本积累的循环机制，引导空间生产中资本积累的财富转移到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去，通过调整资本积累的二次循环、三次循环全面化解城镇化发展问题。土地是空间生产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驾驭空间生产中的资本逻辑必须打破传统征地惯性，打破城乡的割裂状态，将城乡纳入整体中规划，全面赋予农村平等参与空间生产的主动权，当前探索集体土地建设公租房的实践，正是因势利导赋予农村空间生产主动权的试水之举[9]。新型城镇化的空间生产终极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空间需求，为此党和国家不断落实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通过多方筹措资金建设保障住房、完善公共服务不断满足新时代人民的基本空间需要。 此外依照国际经验和7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乡村空间生产仍需要进一步规划。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异和惯性思维，导致乡村空间生产的规划和管理力度不足。新时代要全面统筹城乡规划，立足人的空间需求，协调城乡空间利益，规范空间生产，优化空间利用。
五、结 语
新型城鎮化发展道路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空间生产战略，对从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从大历史中才能深刻把握新时代城镇化和空间生产的真实蕴含。马克思认识城乡关系的历史逻辑起点是城镇化服从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城镇化的本质特征是资本积累和增殖。全球化背景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长期共存，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城镇化的异同，进而总结出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本质特征，探讨社会主义城镇化是新时代空间生产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空间生产理论刚好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社会主义城镇化发展的理论视角。因此总结、提炼和反思70年来城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是推进社会主义城镇化发展的实践需要，更是21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理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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