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技术研究现状、问题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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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鉴于翻译实践中所出现的“技术化转向”趋势，文章首先对国内外翻译技术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发现当前关注的重点聚焦于翻译技术的技术维度、翻译技术与译者关系以及翻译技术与社会3个层面，随后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认为从哲学角度对翻译技术进行反思无疑对未来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关键词〕 翻译技术化转向;翻译技术;人与技术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4-0112-07
　　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与认知科学研究的不断成熟与发展给社会生产、信息传播、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项古老的职业，译者的工作方式与翻译研究的范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迈克尔·克洛宁（Michael Cronin）于2010年首先提出了翻译的技术转向（techn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这一概念，认为翻译技术的转向是由于翻译实践的推动所致，并将使我们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与译者地位[1]①。国内学者如张霄军、贺莺[2]，张成智、王华树[3]等也均就这一研究趋势加以论证并进行了评价。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翻译技术化转向就是指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层面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重大变革。在翻译实践层面，实现了从纯人工翻译到人工翻译与翻译技术的结合;在翻译研究层面，实现了从基于主观经验到基于客观数据的方法上的变革;在翻译理论层面，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而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
　　当下最新科技的介入显著提升了翻译行业的生产力，这不仅预示着千百年来人类跨语言沟通梦想的实現已经近在咫尺，而且作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重要应用，翻译技术难题的突破也成为当今人工智能研究所要占领的高地。在各国政府政策层面的支持以及技术重要战略作用的驱使下，国内外各大互联网巨头、高校及科研院所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资金进行技术研发。这种技术化转向为翻译行业所带来的的深远影响不仅限于技术理论与应用发层面，同时也体现在翻译研究的内容拓展与方法革新上。翻译领域的技术化倾向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如刁洪对国内翻译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脉络进行了梳理，指出当前的研究多集中于机器翻译基础及应用[4];姚运磊和赵小兵则将重点聚焦于计算机辅助翻译领域，对翻译技术教学、翻译技术和翻译软件等3方面的国内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5];李晗佶和陈海庆将视角聚焦于国内机器翻译研究，通过对刊载期刊性质分类，指出了语言学界与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界对于机器翻译态度的差异[6]。 虽然目前学界对翻译技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其不足也相当明显。首先，研究范围仅局限于国内成果，不能展现学术界对于翻译技术研究的全貌。其次，研究内容未能突破传统翻译研究固有范畴。因此本文在对上述不足弥补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搜集、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翻译技术研究成果，不仅描绘翻译技术研究的现状，同时也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日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 国内外翻译技术研究现状
　　在具体论述前，首先应该明确究竟什么是“翻译技术”。而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尚无统一定论，在论述时也存在着诸如“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自动翻译”“电脑翻译”等容易混淆的相似概念。为了避免混乱，本文将其统称为“翻译技术”。通过对学者们的“翻译技术”定义进行归纳，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两种意见。狭义概念上的翻译技术就是指计算机辅助翻译和机器翻译两种主要技术，而广义概念上的翻译技术则涵盖了译员在翻译过程中（译前、译中、译后）综合应用的各种技术。本文正是基于广义概念上翻译技术视角对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分析。
　　正如前文指出，目前学界依旧在传统翻译研究框架指导下对翻译技术进行研究。究其本质，翻译技术应当归属于技术的具体应用，因此借鉴技术哲学的相关内容对其进行研究无疑能够突破当前研究的局限，并更加明晰翻译技术研究的本质与局限。我国学者盛国荣就指出技术、人、社会与自然是技术研究的4个重要维度[7]，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借鉴并将其运用于翻译技术研究。但是由于翻译技术的自身特性，并不涉及技术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对国内外翻译技术的技术维度、翻译技术与译者和翻译技术与社会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概述。
　　（一） 翻译技术的技术维度研究
　　技术维度是当前国内外学者有关翻译技术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通过归纳，其研究内容又可进一步细分为翻译技术发展史研究、翻译技术概况性研究和智能化翻译技术研究3个方面。
　　翻译技术发展史研究。对技术研究来说，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技术发展的脉络。国外学者出版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对翻译技术发展史进行了研究。如W. 约翰·哈钦斯（W. John Hutchins）所编撰的《机器翻译的早年发展：先驱者的回忆录与自传》（Early Year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Memoirs and Biographies of Pioneers），就收录了对翻译技术领域先驱思想研究的一手珍贵资料。通过翻译技术领域科研人员的自述，我们能够了解到技术设计的构想与技术发展的脉络。谢尔盖·尼伦堡（Sergei Nirenburg）等人编撰的《机器翻译读物》（Readings in Machine Translation）收集了机器翻译领域自设想之初到1990年间的技术研发历史资料，全书分为3个版块，即历史回顾、理论与方法和系统设计。我国学者目前还未见专门著作对翻译技术发展史进行研究。在相关研究中，以我国自然语言处理专家冯志伟在其专著《机器翻译研究》中对机器翻译发展历程的梳理最为详细，他指出机器翻译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孙茂松和周建设对机器翻译的发展历程进行扼要的总结和深刻的评介，刻画了各个时期在基本方法和核心技术上的主要特征，勾勒出机器翻译的全过程演进脉络[8]。 　　翻译技术概况性研究。当前对于翻译技术的概况性研究多以教材或论文集的形式呈现，依据研究范畴又可进一步细分为翻译技术宏观研究和翻译技术微观研究两种。在宏观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约翰·牛顿（John Newton）所主编的《计算机在翻译中的应用》（Computers in Translation）中所收录的11篇论文全面概述了翻译技术的历史、翻译技术工具、翻译技术应用与现存问题等方面的内容。哈罗德·萨默斯（Harold Somers）主编的《计算机与翻译》（Computers and Translation）共收录17篇论文，对译者工作台、翻译记忆、术语工具、翻译与本地化、翻译质量评估、受控语言、子语言和译后编辑等重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陈善伟（Chan Sin-wai）所编撰的《劳特里奇翻译技术百科全书》（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一书共分3个部分，42个章节。第1部分主要探讨了涉及计算机辅助翻译和机器翻译的“翻译技术一般性问题”。第2部分“翻译技术的国家或地区发展”介绍的是翻译技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开发和运用情况以及未来趋势。第3部分研究了“翻译技术中的具体问题”，比如对齐、语料检索、本地化、在线翻译和翻译记忆等技术细节。他的另一部专著《翻译技术的未来》（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首先梳理了1967年到2014年翻译技术的发展，随后总结出了计算机辅助翻译之中的核心概念，然后对翻译的不同阶段翻译技术所发挥的功能进行论述，并详细介绍了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收费和免费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接下来构建了计算机辅助翻译的研究理论框架，最后对未来的发展给出了12条建议。弗兰克·奥斯特米勒（Frank Austermühl）的专著《译者的电子工具》（Electronic Tools for Translators）对翻译相关软件产品、信息资源和联机翻译服务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在最后一章还以“机器翻译——译者的达摩克勒斯剑”为标题，指出尽管目前机器翻译的技术还不完善，但是它给译者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为译者提供了便利。夸（C. K. Quah）在《翻译与技术》（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中首先明确了翻译技术的内涵，随后又创造性地将翻译技术融入到了翻译研究的框架之中，同时对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翻译质量评估工具等诸多内容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国内学者近些年来也开始关注对翻译技术的研究。张政详细介绍了计算机翻译基本原理，梳理了计算机翻译发展简史，同时提出了计算机翻译系统的评价和适用范围并展望了计算机翻译的未来[9]。王华树先后出版了多部翻译技术领域相关教材，在《翻译技术实践》一书中，他全面论述了職业译者的信息素养，计算机辅助翻译、术语、质量控制、语料库等方面的内容。随后，他又组织编写了《翻译技术教程》，该书分上下两册，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篇幅上来说，都是当前国内翻译技术领域最为详细的参考资料。
　　在翻译技术微观研究层面，国内外学者们聚焦于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等翻译技术中重点领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在机器翻译领域，哈钦斯和萨默斯从机器翻译的语言学、计算机科学背景出发，讨论了机器翻译的原理演变并结合当时主流的系统加以分析[10]。但是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这本1992年出版的专著已经不能展现机器翻译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近些年来，学者们不断对最近成果进行吸纳，如西里尔·古特（Cyril Goutte）等学者将2006国际顶级学术会议NIPS（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Conference）上发表的文章扩充编写了《学习机器翻译》（Learning Machine Translation）一书，蒂埃里·波比（Thierry Poibeau）为麻省理工关键知识丛书（The MIT Press Essential Knowledge Series）撰写了《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分册。国内目前能够检索到最早的机器翻译研究著作是刘涌泉等人于1964年所编写的《机器翻译浅说》，但该书属于科普类读物，只是简要介绍了翻译的本质和机器翻译的基本原理。冯志伟于1994年撰写的《自然语言机器翻译新论》，是国内较早对机器翻译原理系统阐释的代表作。2000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了“机器翻译技术丛书”，《机器翻译原理》《机器翻译系统》等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机器翻译研究已初具规模。随后，李正栓和孟俊茂编写的《机器翻译简明教程》、张政主编的《计算语言学与机器翻译导论》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机器翻译研究。李沐等学者于2018年出版的《机器翻译》一书紧跟技术发展动态，将最近的神经机器翻译技术（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纳入其中，展现了业界的最新技术成果。
　　智能化翻译技术研究。翻译技术在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之中产生了新的特点，如刘满芸认为当前翻译技术在技术性能和智能深度上不断加强。她认为技术的工具理性与翻译的人文理性之间的矛盾运动促进着翻译模式的变革，人译、机译、在线译、众包译构成了当下共存的翻译模式，体现了人机结合与共生的新型翻译形态[11]。陈吉荣的研究表明智能化翻译技术的应用具有3方面优势，即规范了翻译流程，体现出分层次的翻译，并将翻译教学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在一起[12]。王海峰等在回顾机器翻译发展的基础上，阐述了互联网机器翻译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多策略混合翻译方法[13]。叶娜等人通过研究发现，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极大提高了翻译产业的生产率，通过协同翻译可以实现多名在空间上分散的用户被组织起来共同完成一项翻译任务[14]。徐金安介绍了基于规则、基于实例和基于统计等3种主流机器翻译方法，探讨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翻译中基于规则的理性主义方法和基于统计的经验主义方法的优缺点，结合机器翻译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提出了规则和统计相结合的机器翻译方法的基本思路[15]。刘洋则介绍了基于深度学习的神经机器翻译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方法，并对最新的前沿进展进行综述，以及对神经机器翻译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16]。 　　（二） 翻译技术与译者研究
　　人发明技术，技术造就人，人与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可分隔的。因此，人是技术思考的不可忽视的维度，更是最终的落脚点和归宿。翻译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中最直接的受益者与最明显的影响对象都是译者，因此国内外学者针对翻译技术与译者关系展开了一些列研究。国外学者如多萝西·肯尼（Dorothy Kenny）的研究回答了当下翻译技术化转向中译者的诸多疑问。她首先肯定当前不借助技术手段进行翻译是无法想象的。为了顺应眼前的巨变，我们无疑需要以批判的眼光認真检视当代翻译界的最新动态，只有了解这些新技术的动态发展，译者才能对其职业可能产生的变化做好准备[17]。她所主编的另一本论文集《翻译技术中人的问题》（Human Issues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y）将视角聚焦于技术对译者在情感、态度、需求和接受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关注人们与翻译技术互动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陈善伟所主编的《机器翻译中的人为因素》（The Human Factor in Machine Translation）一书共收录12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译员在当今技术化翻译实践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作用进行了研究。萨缪尔·吕布里（Samuel Lubli）和大卫·奥尔盖罗卡莫纳（David Orrego-Carmona）通过社交媒体对13000名职业译者对机器翻译的态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负面评价与正面评价的比例为3∶1。他们认为翻译从业者与翻译技术研发者之间存在隔阂，只有通过家算计科学家、翻译研究专家和专业译者之间的密切协作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18]。爱丽丝·阿朗索·希梅内斯（Elisa Alonso Jiménez）和埃琳娜·德拉·科瓦（Elena de la Cova）认为协作翻译、云翻译和众包翻译等新型模式已经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她们的研究从技术和劳动力的层面对这种趋势进行了社会和历史角度的考察，指出合作伦理在当前的重要性[19]。国内学者樊军的专著《译者与翻译技术转向研究》对翻译技术转向中的翻译、翻译技术转向中的译者和译者与计算机辅助翻译3个角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赵联斌指出在当今时代人工译员和机器译员的共轭相生成为机器翻译时代的必然态势[20]。孙阳和王永主要研究了译者主体性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动态变化趋势。他们认为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引起翻译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是“因”，译者主体性变化的新动态是“果”，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21]。李大屾和吕黛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中，由于机器翻译技术的极大发展，翻译活动中的部分内容将不可避免的被机器替代，译者将面临着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严峻的译者价值认同问题[22]。
　　（三） 翻译技术与社会研究
　　技术的存在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一方面技术变革会引起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技术发展本身取决于现有的社会条件。翻译技术与社会研究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除技术维度研究以外最为活跃的话题。国外学者如迈克尔·克洛宁（Michael Cronin），在其专著《数字化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中从人们对数字化浪潮的困惑入手，重新审视了数字化时代翻译的内涵、角色与地位，剖析了其变革对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影响。不仅厘清了翻译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指出了翻译的数字化转型所牵涉的主要理论与社会问题。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认为翻译技术的进步正在改变译者认知活动，社会关系和专业人员的本质。通过人性化对话可以进入翻译决策的内部层面。因此，范式的转换可以嵌入到新的社会交换模式中[23]。布瑞恩·加尔（Brian Garr）和瓦迪姆·伯曼（Vadim Berman）从企业视角研究了机器翻译的使用，认为商业化的翻译技术使用最大的目的就是缩减人力成本[24]（45-57）。国内学者对翻译技术应用研究涵盖了翻译研究、翻译产业、翻译模式以及翻译教育等领域。在翻译研究领域，蓝红军指出“翻译研究信息化”不仅使得翻译研究的对象在发生信息化嬗变，翻译研究的方法也呈现信息化发展的现象和趋势。面对翻译研究信息化所带来的挑战，研究者需要强化自身信息化素质与能力，学科应制定信息化发展的规划，加强信息化研究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25]。在翻译产业领域，柴明颎认为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智能的语言服务行业发展需要探索和预测语言服务行业将来可能的发展模式、技术需求以及人才培养导向[26]。唐智芳和于洋研究表明在“互联网+”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语言翻译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随着现代新技术的成熟和商业化，正在经历从传统人工翻译向互联网云翻译的模式重构[27]。在翻译模式领域，刘满芸的研究认为翻译技术支持下的译本署名应不同于传统的人工翻译，应随时代而变，应体现译本产出过程中的人机互为关系，即翻译中的人机共生关系[28]。肖超指出与传统翻译出版流程相比，众包翻译出版平台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满足了被忽略的需求、缩短了出版周期、翻译过程中交流密切、分配科学合理、建立信任关系[29]。胡安江认为由技术进步推动的“众包翻译”作为当下一种广泛存在的翻译现象，一方面发挥着其积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应，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公众乃至翻译行业的诸多质疑。事实上对于数字化时代的众包翻译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提升和丰富人们对于语言多元化、翻译社会化、翻译产业化的充分认同，同时也有助于人们增进对于翻译行为、翻译职业和翻译定义的新的理解[30]。在翻译教育领域，傅敬民和谢莎讨论了翻译技术的发展与翻译教学之间的关系，认为结合目前国内的翻译技术教学实际，应该围绕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记忆库及术语库的建设、翻译实践语料的选择、课程体系建设以及师资建设加强相关工作[31]。王华树和王少爽认为翻译技术能力已成为现代职业译员的重要特征。他们通过考察国内外翻译技术能力的研究与教学现状重点研究了翻译技术能力的构成要素。同时探讨了翻译技术能力与传统翻译能力在高校翻译教育中的有效整合问题并呼吁构建良性、和谐的翻译人才培养系统[32]。 　　二、 国内外翻译技术研究问题与展望
　　通过以上的分析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翻译技术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尤其是近些年，研究成果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对翻译技术的技术研发与技术应用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的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从研究占比来讲，当前的翻译技术研究过多集中于技术维度与翻译技术与社会两个层面。虽然已经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翻译技术与译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但无论从研究数量还是研究深度上来讲都不能令人满意。其次，通過对翻译技术与译者关系以及翻译与社会等两方面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在发展过程之中，翻译技术对人和当今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已有研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但是鲜有研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深入探讨，需要从理论高度进行分析。
　　针对上述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哲学角度对翻译技术进行审视。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研究视角对于翻译技术良性发展的重要性，如肯尼所编写的《翻译技术中人的问题》就是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角度对翻译技术进行诠释的初步尝试。在导言中她强调了“人”在技术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因此翻译技术也就等同于人的问题。当前的技术研究更注重技术的诞生，而轻视了技术的使用。这种偏见就导致了人们往往会被新技术的功能和特点所迷惑，而不去考虑新技术在应用时可能会造成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技术中立主义和技术建构主义间对于技术价值的争论无疑对技术以及翻译技术所造成的影响带来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她同时指出了STS视角下翻译技术研究应该研究的内容，如使用者的技术使用语境、使用者对技术的评价、使用者的技术创造参与度以及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的社会、经济以及伦理层面的贡献等。无论使用了何种方法，涉及何种领域，相关研究都是在技术语境下进行的，都是将人置于焦点，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让技术更好的为人所服务[33]（1-3）。肯尼的想法无疑是具有创建性的，但是她并非是第一个将STS理论与研究方法带入到翻译技术研究中的学者。在2011年发表的论文中，梅芙·奥洛汉（Mave Olohan）借鉴了美国社会建构论者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所提出的“实践的冲撞”（mangle of practice）理论，将其与翻译技术研究相结合，认为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越激烈和频繁，互动便接近冲撞，而只有冲撞后的人与翻译技术互动才会更和谐[34]。米纳科·奥黑根（Minako O’Hagan）的研究以STS巴黎学派创始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提出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 Theory）为框架，以波兰脸书译者用户为例，通过网络志与远程观察等方法，研究脸书众包翻译平台如何影响众包翻译贡献者的自主权和信任。最终发现脸书众包翻译平台是基于用户译者群体互动而设计的，却忽略了整个众包翻译网络中所有行动者之间的合理联系[35]（25-44）。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将翻译作为一项大规模、开放和协作的任务来考察，并从加拿大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提出的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出发，来解构技术如何影响翻译向更高层次的译者自主进行转变，从而揭示技术与翻译关系的本质[36]。
　　随着翻译技术化转向的不断加深与技术智能化趋势的不断拓展，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了从哲学角度对其研究的重要性。其中以赵毅慧的相关研究最为突出，她从技术哲学视角出发，对口译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口译技术的回溯与前瞻： 工具化、交互化及智能化的演变”一文中，她首先分析口译技术存在的内外在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口译技术发展的纵向脉络及阶段性特征，分析各阶段口译技术的关联性和构成特点，总结出口译技术出现了工具化、交互化及智能化的演变倾向。在“技术哲学视域下口译技术的‘名’与‘实’探析”一文中，她借助技术哲学的核心观点，探讨口译技术的存在理据，界定口译技术的本质内涵，论述口译技术的多元价值，以期形成对口译技术“名”与“实”的整体认识，为建构口译技术的宏观概念框架提供一定的借鉴。在“机器口译与人工口译的价值关系研究”一文中，她辨析了机器口译与人工口译价值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从本质上看是机器与人的关系问题。人工口译与机器口译间的交互关系经历了使能、赋能和超能3个阶段的过程。
　　此外还有少数学者借鉴技术哲学中相关理论对翻译技术与人的关系进行分析。如陈津从海德格尔悲观主义技术观角度审视了翻译的技术化转向。他认为在机器翻译时代，译者沦为语言流水线上的工人，失去了个人的风格和尊严。而且技术化的语言会逐渐侵蚀自然语言，从而使语言失去自身的灵性。语言是存在之家，思想家和诗人是语言的守护者。而翻译构成语言的一部分，影响母语的发展。因此译者应当充当守护语言的角色。一个好的译者应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有创造力和艺术感[37]。李彦和肖维青则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来审视人与翻译技术之间的关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中需要转向“以人为本”翻译技术的使用和研发。为此他们提出需要关注翻译技术中人的主体性，从而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38]。
　　综合技术哲学、STS、人工智能哲学等哲学理论对翻译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进行反思，无疑是未来翻译技术研究在技术、人与社会3个维度之外极为重要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视角。翻译技术发展是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哲学角度对其研究有助于对当代翻译技术发展进行哲学反思，加强技术研发的哲学思辨性，从这个侧面缓解当前技术开发和技术使用之间存在的摩擦，在以往技术主体与技术实践的研究基础上拓展了翻译技术的研究视角。同时，新的研究视角也有利于我们认清翻译技术的本质，为人在当今智能化社会中如何生存和技术发展产生的社会问题同时提供了具体解决方案，从而使得技术、社会与人能够和谐共处。哲学理论在翻译技术研究中的应用并非意味着未来的研究只需进行理论思辨。实证手段的应用也是十分必要的，如问卷调查、访谈、亲自实践等方法，同时还可辅以有声思维法、眼动仪、脑电图、功能磁共振等技术手段通过客观数据表明技术使用对人所带来的的影响。 　　三、 结 语
　　技术的介入使得翻译这一传统的“经验性”活动呈现出“技术化”转向的趋势，学者们在关注技术研发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技术研究的重要性。虽然当前翻译技术研究在技术维度、翻译技术与译者以及翻译技术与社会等领域已经产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技术逐渐呈现出智能化趋势的当下，在享受技术所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技术为人所带来的的一系列“负面效应”。由此，我们就需要从哲学角度对翻译技术研发与使用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反思。在哲学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要明确作为技术创造者的人的需求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应指引技术未来的前进方向。由此，人与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就要求我们不能脱离技术来谈论人的背景，同样缺失人类参与的技术研究也是不完整的，不能取得全面理解的。本文认为综合借鉴技术哲学、STS、人工智能哲学等哲学理论对翻译技术进行反思无疑将会是未来翻译技术研究的新方向。这不仅够是对现有翻译技术研究范畴的进一步拓展，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突破学科的限制来探明翻译技术本质。正如计算机辅助翻译领域奠基人马丁·凯（Martin Kay）在论文“人与机器在语言翻译中的合理位置”（The Proper Place of Men and Machines in Language Translation）中所示，只有开发人—机互动式的系统才是未来翻译技术的发展方向。翻译技术与译者各有所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矛盾、零和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由此，新的研究视角就要求翻译技術需要铭记为译者服务的初衷，在未来的研发与使用中需要缓解人与技术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实现译者与翻译技术的良性互动，即译者受益于翻译技术同时翻译技术发展也有赖于译者，从而使二者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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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夏 雪）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trend of “techn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find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the technical dimension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nd translat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d then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reflecting o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turn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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