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作品中“为己之学”的思想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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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的作品众多且内蕴丰富，笔者认为，他的思想虽然难以用只言片语一概而论，但其纲领可以用“为己之学”来尝试概括。 所谓“为己”，并非是一心为己谋取私利之意，而是指高度地实现自我。
关键词：陶渊明作品 为己之学 思想体现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9）09-0-01
陶渊明的作品众多且内蕴丰富，笔者认为，他的思想虽然难以用只言片语一概而论，但其纲领可以用“为己之学”来尝试概括。 所谓“为己”，并非是一心为己谋取私利之意，而是指高度地实现自我。如孔子曾在《论语·宪问》中提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将古今学者作对比，指出从前的学者是为了立身行道而学，但如今的学者却只为著书立论而学，意在推崇古学者真诚纯粹的求学态度并理性地批判现时江河日下的治学之风。而在笔者看来，陶渊明的思想品行颇具古者风范，可用“为己之学”赞述，而此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率真自然的诗歌语言
晋宋之际的诗歌语言只注重诗歌表面的花哨而忽略其内在的本真，但陶渊明不仅逃离了虚伪的上流社会，亦抽身于浮华的诗风背景。陶诗天然入妙的语言特色是古代许多诗人和诗论家的共识：“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1]” 例如《饮酒二十首》之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见”字，便生动地体现出诗人的自得之趣早已在南山出现之前便存于心间，并非是自性有所亏欠而求助于外，刻意寻求美景的刺激。这种精神上的怡乐与洒脱，使得陶诗的语言真率自然，浑然天成。
再如陶诗中最受人称道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清人温汝能曾称此诗是自然流出，“不见斧凿痕也”。笔者看来，此诗的遣词造句单看虽是略微平凡无奇，但每一句都共同承载着诗人的情感压强。因此，当这些诗句组合在一起，便仿佛水滴汇聚成了溪流，自然地流溢出了个体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之光。漫谈式的口语风格更是拉近了诗歌与读者的距离，使得全诗平易近人，亲切可感。
因此可以看出，陶渊明为人不愿“委曲而累己”，故作诗也不会效法古体。他着眼的是全篇的和谐共振，故不在一字一句上争奇斗巧，煞费苦心地为想要凸显的佳句布局铺陈。他的诗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而非蓄意拼凑的骈骊，故神妙自然，独绝千古。
二、万物同流的生命意识
东汉末年，随着王权的分崩离析，集中体现儒学教条的名教逐渐暴露出丑陋面目，奸佞宵小均借仁义之名行不韪之事，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脱节使人们对儒学的信仰随之动摇。因此，一旦认识到仁道不是生命的目的与归宿，对个体自身存在的珍惜与依恋就变得格外急切和深沉[2]。对陶潜而言，这种生命意识在他的《形影神》这三首组诗中体现的最为集中和深刻。
第一首写形对影的赠言：天地山川可以形体永存，草木虽枯亦可来年复生，可人的生命却无法永恒，故应当及时饮酒行乐。第二首则是影对形的回答，针对行乐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既然长生不老是行不通的，去昆华修身养性又路途遥远，那么为什么不为后世做些善事、立下功德呢？虽然饮酒可以消除忧愁，但这种做法难道不有些拙劣不堪吗？第三首则又对前两首诗的观点进行批判反思：饮酒虽可暂时排解忧愁，但长久下去反而容易减寿;行善立德虽好，可一难行事二难留名。众生芸芸，无论老幼贤愚皆难逃一死，与其困于如何长生之中无法自拔，不如听从天命、顺其自然，以达观的态度等闲视之。
这三首诗可视为是诗人的三个分身，他们分别在讨论生死问题矛盾的三个方面。诗人借助这三首诗层层深入探讨，表达了对当时魏晋社会风气的不满，充满了哲学的思辨精神。其中“形”指代人类乞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们求善立名的苦恼，但人的生命终究是有限的，行善也未必得偿所愿。因此“神”篇提出了“纵浪大化”的解决方案，即与其将个体生命与自然规律视为对立状态，倒不如将生命融入到广阔的生命洪流中去，契于宇宙大化的自然节律中。
三者的对话反映出陶对于生命意识的深度反思与高度批判精神，他既在精神上高度洞悉并俯视万物，但同时又与造化和同一气，使自身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达无限。全篇诗歌语言明晰生动、理趣自现，言简意赅而意蕴无穷，给予后世读者广袤思考空间。
三、任真适性的思想境界
陶渊明所推崇的“任真”是指让自己的生命真性流行，这是他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他所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不论从政还是归隐，饮酒还是赋诗，他都处处袒露其生命的本真状态。
首先是在他的诗文中，屡屡可窥见他所推崇的“朴”“素”“淳”思想：
“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两首》之一
“三五道邈，淳风日尽。”《扇上画赞》
再就是他对于入仕和归隐两种生活方式的态度和选择。他欲仕则仕，从不夸耀什么雄心宏图以炫其抱负，也多次坦率承认自己当官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他欲隐则隐，挂冠归去仅是因为自身本性不适官场规则，并不因此自负清高，反倒说只要能“常傲然以称情”，那么或仕或隐都无不可。
他的任真适性在《五柳先生传》中有着生动的写照：他喜爱读书，却不是为了考取功名;他喜爱饮酒，但即使受邀也不会故作姿态，而是“期在必醉”，毫不在意去留的客套礼节，其言其行无不称心率性。他对精神上充盈与富足的在意远胜于对功名的追逐和利禄的贪竞，故哪怕生活条件再清贫，他也怡然自得。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世俗人间没有浓厚兴趣，事实上，他对人情冷暖亦有深挚关怀。诗人曾在《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的结尾写道：“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其中“即事”泛指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情感，既包括纲常伦理之情，又涵盖野趣苦乐，沉思妙赏。在诗人看来，只要此生能够本真地享受有生之乐，那么就达到了理想的人生境界，不必再去远方求仙问道以得长生了。
由此可见，“任真适性”是指在日用人伦之事上做到尽善尽美，不失此生，故而实现个体生命的自我超越，达到永恒且无恨的无累之境。
综上所述，陶诗中的“为己之学”首先直观的体现在他率真自然的詩歌语言，其诗风侧重整体的和谐共振，不着雕饰，在当前时代有着突出的的个人风格。其次，“为己”之后来自其强烈的自我实现的生命意识。诗人认为应当将生命融入到宇宙的生命节律中，顺其自然，使个体超越固有的局限，有着超脱生死的生命意识。也正因如此，陶最后达到了任真适性的思想境界，超脱了对得失、穷达、贵贱乃至生死等一切世间万物，这使得他的人生在任何困顿贫乏之中都能保持心境的怡然自乐，真正实现了“为己”。
参考文献
[1]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六[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戴建业.澄明之境[M].海南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冯琳雯（1998.9—）女，山东济南，汉族，大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生，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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