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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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进行整体关照的首次尝试，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 ）撰写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不仅对英国汉学发展做出了阶段性的总结，而且向英语世界的读者系统地展现了中国文学的全貌。其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被翟理斯视作清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与《红楼梦》一起列为专章，拉开了清代文学的帷幕。而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对《聊斋志异》的推崇、选译及评介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
　　关键词：翟理斯;中国文学史;聊斋志异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应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William Heinemann &Co.）主编艾德蒙·高斯（Ed？蛳mund Gosse，1849-1928）之邀，翟理斯撰写了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该著作首次出版后，历经多次再版，在英语世界传播甚广，深受大众青睐。①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被翟理斯视作清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不仅被写入文学史著作，而且从作者生平、成书过程、创作风格、文学价值等诸多方面对《聊斋志异》进行了详细介绍，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本文拟对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对《聊斋志异》的定位、选译及评介进行具体辨析，并进一步探讨其对《聊斋志异》在海外传播的积极影响。
　　一、翟氏文学史对《聊斋志异》的定位与评介
　　 作为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进行整体观照的有益尝试，翟理斯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对英国汉学发展做出了阶段性的总结，而且向英语世界的读者系统地展现了中国文学的全貌。具体而言，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以朝代的历史演变为经、以文学的各种体裁为纬，既描绘出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又突出了各个朝代的文学特征。① 在第八卷清代文学（1644-1900年）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第一部被论及的文学作品，翟理斯对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赞扬。
　　 首先，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将蒲松龄视作清代文学的开拓者。清朝初立，文坛低迷，亟待开辟一片新天地。“可以说，这个王朝的文学开拓者是一个讲述奇异故事的人。” [1]在翟理斯看来，讲述奇异故事的蒲松龄是清代文学的开拓者，他所创作的《聊斋志异》则拉开了清代文学的帷幕。因此，翟理斯將《聊斋志异》置于其《中国文学史》第八卷清代文学（1644-1900年）的第一章（THE“LIAO CHAI”-THE“HUNG LOU M？魭NG”），与《红楼梦》合章命名，专章论述，将之推选为清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与《红楼梦》一并代表了清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最高成就。而《聊斋志异》作为翟氏文学史清代首部被论及的文学作品，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破了清初文学界僵局，整饬文坛低沉之风的作用。
　　 其次，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将《聊斋志异》推举为志怪小说的巨擘。翟氏文学史以朝代分八个文学时期，每个文学时期又以文学体裁分章，且大多以文学体裁命名。出现在章目中的文学作品，除了《道德经》和“四书”“五经”之外，只有《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可见，翟理斯不仅将《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一并视为清代文学的代表作品，而且将之与儒道经典相提并论，不仅使其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试图突破中国传统的文学藩篱，将小说与戏曲也纳入文学范畴。因此，“蒲松龄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例外。” [1]338翟理斯更是将《聊斋志异》置于《红楼梦》之前，篇幅占整章的三分之一有余，视作志怪小说的巨擘。
　　 翟理斯对《聊斋志异》推崇备至，充分肯定了《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从作者生平、成书过程，创作风格等诸多方面对《聊斋志异》做出了详细的论述。
　　 第一，翟理斯或借鉴中国传统“知人论世”的方法，首当其冲地介绍了蒲松龄的生平经历。翟理斯在《中国文学史》中简单地介绍了蒲松龄生卒年、科考与交游情况，并译介了大部分蒲松龄自序，介绍了蒲松龄的成长轶事、性情及文学喜好。蒲松龄勤奋苦读数十载，曾多次参加科考，然命途多舛，屡试不第。翟理斯究其原因，“大体上可以说，其失败的原因是他忽略了科举考试的套式。” [1]339蒲松龄忽视了科举考试惯有的模式，致使仕途坎坷。然而仕途失利又成为蒲松龄写作“孤愤之书”的动机，从而促成了《聊斋志异》的问世。翟理斯借中国传统 “知人论世”的方法，将作家生平经历与作品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度思考分析，得出结论，足见对此方法的推崇。
　　 第二，翟氏文学史中详细地叙说了《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蒲松龄 “喜人谈鬼”，有所听闻，则命笔记之;四面八方有同好之人，又将他们的听闻，用竹筒寄送给蒲松龄，他将其撰写成一卷卷鬼故事。“多年来，只是将这些‘鬼狐故事’的手稿积累着。蒲松龄生活过于贫困，无法负担起高额的排版印刷的费用，我们在版本记录上得知他的孙子将《聊斋志异》第一次出版。” [1]341从产生兴趣，到创作，再到成书，蒲松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这种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文学作品，才经得起大众读者的阅读和审视，从而成为经典作品。翟理斯注意到这一过程对《聊斋志异》成书的重要影响，在其《中国文学史》事无巨细的做出介绍，让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够了解到《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
　　 第三，在翟理斯看来，《聊斋志异》独特的创作风格是深受世界赞誉的重要原因。《聊斋志异》具备中国文人文学该有的因素，即平和流畅的语言。其独到之处还在于语言的精炼，一词一句皆经千锤百炼，反复推敲，无一处可增删。情节安排巧妙得当，尤其是故事中小人物的塑造。翟理斯还分析了《聊斋志异》独具一格的创作手法，运用了暗喻和讽刺贯穿在整部作品之中，使得作品耐人寻味。蒲松龄故事叙述平易流畅，采用独特的写作手法，将中国三千多年丰富的诗学和历史文化倾注其中，形成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促使《聊斋志异》深受赞誉。 　　 总之，翟理斯在《中国文学史》中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探讨了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还讨论了成书过程和创作风格对《聊斋志异》成为经典的影响。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对蒲松龄《聊斋志异》在文学史上定位和评介很高。蒲松龄是清代文学的开拓者，而其《聊斋志异》更是拉开了清文学的帷幕，是志怪小说的巨擘，不仅丰富了小说的题材，还将小说归于文学范畴，提升了小说的文学史地位。
　　二、翟氏文学史中《聊斋志异》的选译
　　 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不仅肯定了《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并对《聊斋志异》的作者生平、成书过程，创作风格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从《聊斋志异》中选译的多篇故事，“在翻译所能达到的范围内，由中国作家们自己说话”， ① 使读者可以接触到原汁原味的中国作品，通过文本阅读实现直接的文学体验。翟氏文学史从《聊斋志异》中选译了《瞳人语》《劳山道士》《画皮》《种梨》《婴宁》《画壁》《凤仙》《僧孽》《考城隍》9篇故事，并提及《龙》《鸮鸟》《汪士秀》3篇，共涉及到《聊斋志异》12篇故事。
　　 其实，在撰写《中国文学史》之前，翟理斯早已关注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从《聊斋志异》中选译了164篇故事结集出版，即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该译本于1878年出版，是《聊斋志异》早期最为系统和流行的译本。② 与之相比，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选译的《聊斋志异》篇目虽不以数量取胜，却是翟理斯认为最能代表《聊斋志异》的故事。
　　 翟理斯《中國文学史》以巧妙的笔法，匠心的工艺从《聊斋志异》丰富的题材中，精心选取了这12篇故事。这些故事，按照主题内容的不同分层撰写，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以“崇德惩恶”为主题。这一主题在《聊斋志异》中数量可观，具有教化大众，规范行为的社会效用。如翟理斯全篇翻译了《瞳人语》，文中方栋“佻脱不持仪节” [2]4，因未遵循“非礼勿视”的儒家伦理道德，遭到眼疾惩罚;但后来他知错就改，行善积德，最终德行品性受人尊崇。翟理斯看到方栋不幸遭遇的根源是对儒家伦理的触犯，而此时翟理斯恰处于维多利亚时代，他自觉地借《瞳人语》来抨击道德沦丧，礼俗败坏的社会风气，以此来警示品德败坏的世人，匡扶社会不良风气。
　　 其二，以“道僧术法”为主题。《劳山道士》《画皮》《种梨》皆讲述了道僧法术，是翟本文学史选篇篇数最多的主题。翟理斯通过《劳山道士》《画皮》《种梨》这三个故事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们介绍中国道士的多重身份职能。如《劳山道士》中王生去劳山向名道士学习术法，道士教他穿墙之术，回家后王生向妻子炫耀法术却碰壁。翟理斯选译了《画皮》中道士收妖的过程，对道士施法过程的刻画极为细致：
　　 She then became a dense column of smoke curling up from the ground， when the priest took an uncorked gourd and threw it right into the midst of the smoke. A sucking noise was heard，and the whole column was drawn into the gourd;after which the priest corked it up closely and put it in hispouch.  [1]
　　 翟理斯的描写细微而生动，用“uncorded”“threw”“drawn into”“corked up”“put in”一系列动词，把“道士出一葫芦，拔其塞，置烟中，飗飗然如口吸气，瞬息烟尽。道士塞口入囊。” ① 句中的“出”“拔”“置”“吸”“塞”表现的活灵活现，突显出道士收妖术法娴熟，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很有画面感，同时给英语世界的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而《种梨》中的道士，摆脱了修仙和收妖捉鬼师的身份，是一个为生活所迫，混迹集市充满生活气息会法术的道士。翟理斯通过《劳山道士》《画皮》《种梨》这三个故事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们阐释中国道士多重的身份职能，让读者能够较全面的了解中国独有的道士形象。
　　 其三，以“狐女精怪”为主题。翟理斯以描写狐女的名篇《婴宁》和《凤仙》为例，展现了“狐女”形象。翟理斯通过《婴宁》展现出狐女娇憨纯真的形象，表达了对纯美爱情的赞颂。因此，翟理斯并未全篇翻译《婴宁》，而是重点讲述了《婴宁》中王子服第二次遇见婴宁并向她诉衷情的场景，蒲松龄借婴宁的故事，意在讽刺封建家长制对女子的约束和迫害，而翟理斯只是纯粹的讲述王子服和婴宁的爱情故事，颂扬了狐女对爱情的忠痴。
　　 此外，翟理斯借“狐妖精怪”这一主题表达了对中国古代女性的品德赞颂。《画壁》中朱孝廉进入寺庙的画壁中与壁画上的女子相结合，翟理斯在这里注意到了画中女子盘起了发髻，象征着身份的转变。而《凤仙》中，翟理斯只节译了凤仙送给刘赤水一面镜子督促他好好学习，翟理斯写“狐女”时，关注的是她们身上中国式妇德。相较于“道僧法术”侧重“法术”的描述，“狐女精怪”方面关注的她们身上表现出来中国女性的贤良惠质，翟理斯对中国女性品德的歌颂可见一斑。
　　 其四，以“地狱故事”为主题。翟本文学史中主要涉及《僧孽》《考城隍》两篇，其中最为详尽地是《僧孽》。张某暴毙，魂魄被鬼差误押入地狱，阎王令鬼差将其送回阳间。经过阴司冥府，张某央求参观地狱，翟理斯借张某的眼睛，向英语世界的读者呈现出地狱的状貌：Nine Sections、Knife Hill、Sword Tree，即地狱中的“九幽”“刀山”“剑树”。张某还看见了因犯了僧戒倒挂着受刑的哥哥。张某回阳间将自己在阴间看见的种种情景详实相告，哥哥就收心戒荤酒，日日诵经忏悔，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戒僧。翟理斯以《僧孽》的主人公张某的视角，呈现了地狱状貌，宣扬了地狱阴司具有对现世人的警示与约束作用。 　　 翟理斯之所以从《聊斋志异》中选译这12篇故事写入其《中国文学史》，首先离不开翟理斯的个人爱好和倾向。从选篇内容上讲，翟理斯明显倾向于“崇德惩恶”“道僧术法”“狐女精怪”及“地狱叙写”为主题的故事，认为这些是《聊斋志异》中最有代表性的故事。同时，翟理斯在遵循个人喜好的前提下亦注重叙事的完整性，因此选译了《婴宁》《劳山道士》等情节结构完整的故事。此外，翟理斯选译的这些故事亦是为了迎合当时西人的阅读期待。英语世界读者们对遥远的东方充满好奇，对中国文化满怀兴趣。《聊斋志异》讲述“奇异故事”，而选译的这些故事大多情节曲折、扑朔迷离、想象奇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英语世界读者的猎奇心理。而且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在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家们批判社会，关注广大百姓的生活与命运，对沦陷的社会道德与不公深感愤慨。翟理斯在内的一批文学家的作品，大多是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对社会制度的无情批判。蒲松龄的这12篇故事，大体上都是批判社会制度，讽刺社会不端现象，扬善惩恶的思想主题，同翟理斯时代的小说家们不谋而合，迎合了时代的需要。
　　 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选篇独具匠心，并且从内容和结构两方面，既因循《聊斋志异》英译本，又呈现出不同，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表现为，翟本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选篇内容的主题化。翟本文学史中所选《聊斋志异》的12篇故事均见于《聊斋故事》英译本，但是又在英译本《聊斋志异》的基础上，依傍主题精心选篇，每个主题的聊斋故事数量又控制在两至三篇，将最能代表《聊斋志异》的故事加以翻译介绍，使得英语读者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翟本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因篇幅规制，在英译本《聊斋志异》的基础上，依傍主题内容精心选篇，每个主题的聊斋故事数量控制在两至三篇。《古文选珍》中选篇未与之完全重合，但还是依循了翟本文学史主题化的选篇模式。
　　 其次，翟本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在结构安排上批判地继承了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因循了英译《聊斋志异》删去的“异史氏曰”文学评论的做法。对此，朱振武教授分析翟理斯这一文学行为的原因，一是翟理斯出身文人世家，追求文笔优雅，不喜说教;二是这样的译文方式符合当时英国小说的主流叙事模式。[3]176的确，翟理斯一直遵循这样的文学习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丝毫没有“异史氏曰”的影子，鲜少有直接说教的成分，更多的是以情节为主的叙事，直接抓住读者的眼球，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也是他的文学史能受英语世界读者瞩目，并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为避免色情内容，采用意译的方式结构篇章，或直接删去了与色情相关的内容。这直接影响了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篇幅结构安排。如《画壁》中：“舍内寂无人;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四顾无人，渐入猥亵，兰麝熏心，乐方未艾。” [2]6朱孝廉与画壁中女子交好的言语描写得很直白，翟理斯为了避开这些内容，采用了意译的方式，一方面直译没办法掩盖露骨的描述，而意译可以自由地选择内容;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文章的呈现方式，这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方法。《婴宁》中王子服和婴宁婚后生活部分，翟理斯直接将其删掉，导致文章中断，为维护文章结构完整和严谨，作者在中间插入对婴宁性格的论说。相较于英译本《聊斋志异》直接遗弃涉及情爱的篇目，不收录其中，在《中国文学史》中，他的手法更为娴熟。通过他独具匠心的情节结构安排，让读者有了文学审美和文学趣味上的享受。
　　 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与《聊斋志异》英译本渊源颇深。它明显借鉴因循了其英译本《聊斋志异》，如入选故事的译文大都直接采用了《聊斋志异》英译本中的译文，但受文学史书写体式影响，翟氏文学史虽不以入选的篇幅数量取胜，但更聚焦于最能代表《聊斋志異》的内容和风格的作品，从而彰显了《聊斋志异》的主要风格，这又进一步促进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
　　三、翟氏文学史中《聊斋志异》的叙写特点及其影响
　　 如上文所述，翟理斯将《聊斋志异》推举为清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并精心从中选译了12篇故事写入其中国文学史，不仅使《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将《聊斋志异》置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加以审视和描述，从而翟氏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这不仅赋予了翟理斯《中国文学史》鲜活的艺术魅力，还使得《聊斋志异》在文学史之林中始终焕发活力，深受英语世界的读者们喜爱。
　　 第一，在介绍《聊斋志异》时，翟理斯采用了多样的描写方法和叙述方式，力求多样化的呈现。翟理斯惯用直译的方式来叙述聊斋故事，如蒲松龄自序、《瞳人语》《种梨》等，但为了叙述生动，翟理斯将直译和意译相结合。如《劳山道士》则运用意译向读者交代了王生想去劳山向名道士学习术法的背景。直译了王生学穿墙术，回家向妻子展示法术却碰壁的过程。《画皮》意译了道士收妖的过程，其他内容采用直译。而《婴宁》中，翟理斯直译了王子服第二次遇见婴宁，王子服对婴宁诉衷情的场景，简单意译两人结婚及婚后生活的内容。
　　 第二，关注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接受。在英译过程中翟理斯尽量靠近蒲松龄的原意，考虑到英语世界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解，为了帮助英语世界读者理解文意，在下方做了详尽地注释。而翟本文学史中《聊斋志异》的注释全在自序，注释共有十条，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其一，文人作家的注释，大致介绍他们的生平著作，如李贺、嵇康、干宝;其二，对提及的作品作注释，介绍其作者及作品情况，如刘义庆的《幽冥录》;其三，补充蒲松龄所述故事、用典出处和背景的介绍，如屈原《山鬼》中“披萝带荔”的山鬼形象、嵇康弹古琴遇鬼的故事、李白杜甫青枫林的典故等;其四，对中国传统习俗和思想文化的解释说明，如对“松悬弧”的解释，中国古代生男娃在门口挂弓，生女娃挂帨的习俗，解释“轮回六道”时，在注释说明六道为阿修罗道、天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等，诸如此类的注释不胜枚举。翟理斯的注释往往通俗易懂，周全地考虑到英语世界读者对中国文化了解程度，扫除了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障碍。 　　 第三，翟理斯擅长将异国文化同本国文化进行比对，让读者更容易了解中国文化，阅读轻松流畅。这种比对在文学史中表现明显，一方面将异国与本国学者进行比对，他认为英国著名剧作家、文学家、诗人威廉·S·吉尔伯特（William Schwenck Gilbert，1836-1911）的“心上人”（Sweethearts）观点是向蒲松龄学习的。他将本国的著名文人视作蒲松龄的“学生”。此外，翟理斯高度赞美蒲松龄采用的暗喻手法，将人物形象艺术化，认为“……只有卡莱尔式作品足够与之匹敌……” [1]342他将蒲松龄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著名的讽刺作家相比较，让英语世界的读者认识到蒲松龄及《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
　　 另一方面将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中异类物质的比对。将异国文化的“壁画”同本国文化的“镜子”异类物质间的比对。《画壁》中朱孝廉进入壁画正如“爱丽丝穿过镜子” ① ，两人都进入另一个世界，它不仅是主人公渴求的美好世界，更是作者理想世界的外化。异类物质的比对，让英语世界读者，可以通过爱丽丝进入镜子联想穿入壁画的场景，更好地理解故事情节。而《凤仙》中，凤仙送的“镜子”没
　　有“壁画”穿越空间的力量，同《白雪公主》的“魔镜”有异曲同工之处。英语世界的读者熟知此处“镜子”功能，因而翟理斯只平铺直叙，没有做任何比对等艺术处理。
　　 第四，版本观念初步形成。西人早期并不关注作品的版本和评注本，翟理斯多年学习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思维中也逐渐形成版本意识。他在《中国文学史》中除了提及《聊斋志异》成书过程外，还讲述了其出版过程，“自那以后，许多版本出现在中国大众的面前，最著名的版本是盐运使但明伦本。他在道光年间小有名气，1842年他出资出版了一个极好的版本，此版本是十六卷的八开本，每卷160页。” [1]342翟氏文学史中《聊斋志异》的译文即以但明伦本为中文底本，而在翟理斯之前，则少有汉学家提及《聊斋志异》的版本问题。翟理斯对《聊斋志异》的版本介绍虽然并不全面，但初步显示出对版本的重视，这对后世西人对中国典籍版本的关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翟本中国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介绍的内容丰富，特点鲜明。正是它的纷呈特点灌注的新鲜血液，才使得翟本文学史一经出版就好评如潮，广受英语世界读者们的追捧。而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的《聊斋志异》为后世中国文学史聊斋的书写提供了范例，也为它在英语世界传播做了重要贡献，推进了其经典化的进程。
　　 首先，为后世中国文学史中《聊斋志异》的书写提供范例。翟本文学史以多样的呈现方式，精心的选篇内容将《聊斋志异》推向了英语世界，成功引起各国文学家们对《聊斋志异》的兴趣，为后世中国文学史聊斋的书写提供了范例。1961年陈绶颐在美国南加州波摩那大学任教时编写《中国文学史述》（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它是“自1901年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问世后第一部同题材的著作，也是与翟理斯的文学史相比，内容更为系统完备的一部文学史著述。” [4]228陈绶颐受翟本文学史观的影响，加重了戏曲小说部分叙述，进一步提升了戏曲小说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因此陈绶颐不仅将《聊斋志异》写入文学史，而且吸收了翟氏文学史中《聊斋志异》的叙事体式，继承了翟本的夹叙夹议，直译意译相结合的方式。此后掀起一股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浪潮，著名的有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Jr.）主编的《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2001年出版的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哥伦比亚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0年出版的孙康宜和宇文所安所编写的《剑桥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都或多或少繼承了翟本文学史中《聊斋志异》的叙事体式。
　　 其次，对《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翟本文学史中对《聊斋志异》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文学史聊斋部分的结尾说道：“然而我们已对蒲松龄了解很多了，正如韩愈曾说的“死后成名”，蒲松龄的作品在后世获得广泛而深厚地赞誉，它向我们证实了文学作品具有抚慰人心，缓解精神创伤的不朽作用。” [1]355肯定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社会功用。正是如此，翟理斯以《聊斋志异》来匡扶社会风气，缓解英语世界的读者的精神创伤。《聊斋志异》是最早被英译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自翟本文学史出版后进一步加快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速度，迅速进入英语世界读者们的视野之中，《聊斋志异》被译成其他语种二十多种，被大众所熟知，其中英语世界译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广。1907年英国汉学家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er，1849-1927）编写的汉语学习教材《中文学习指南》（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中十五篇课文，有十三篇选自《聊斋志异》;1913年法国传教士乔治·索立（George Soulie，1878-1955）英译了25篇《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the Lodge of Leisure）;1946年澳大利亚著名华人女演员邝如丝（Rose Quong，1897-1972）选译了40篇狐鬼爱情故事，编译为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等英译本，也推动其被纳入欧美汉学研究的范畴，共同推进《聊斋志异》在世界文学之林经典化进程，使得“聊斋学”的研究逐渐成为了一门国际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Herbert Allen Giles.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M].New York and London D.Appletonand Company.1927.
　　[2]蒲松龄.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朱振武.《聊斋志异》的创作发生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
　　[4]李丽.英语学界中国文学史中的《红楼梦》[J].红楼梦学刊，2012.
　　（责任编辑：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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