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时代之问的历史启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在明清易代之际，面对时代之大动荡，中华文化传承断裂之深刻危机，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秉持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发出“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为清初社会的由乱而治发培元固本之先声，也为迄于今日的中华学人留下了久远而深刻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顾炎武 明清之际 历史启示
　　十七世纪中叶的明清更迭，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经历的又一个大动荡时代。晚明的经济崩溃、政治黑暗、社会失序，导致明王朝被农民大起义埋葬;旋即清人入主中原，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高压的一度肆虐，以及西方宗教神学和天文历法传入的冲击，诸多历史因素的交会，酿成中华文化传承断裂的深刻危机。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生当其间，“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秉持“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发出“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为清初社会的由乱而治发培元固本之先声，也为迄于今日的中华学人留下了久远而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天下”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天下”这一词语从先秦一直沿用至今。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既具有一脉相承的一贯性，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环境，显示出不尽一致的人文内涵。
　　先秦时期，“天下”一词以地域概念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每每与“国家”并称。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从这一段话可见，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 ，“天下国家”是一种社会的流行话语。至于其具体所指，自东汉经师赵岐为《孟子》一书作注以来，早已形成历代学者的共识，那就是：“天下谓天子之所主，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之家。”2这就是说，所谓天下，讲的乃是周天子之治下。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由汉唐一直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间，所谓天子已经不复存在，而“天下”之所指，也就不再是周天子之治下，而成为封建帝王专制的一家一姓的“家天下”。“朕即国家”的专制帝王话语，充分反映在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天下”与“国家”趋于合一的历史实际。
　　回顾从先秦到明清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天下”这样一个行之久远的词语，从它以地域概念登上历史舞台的先秦时期开始，就已经蕴含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同样是先前说到的《孟子》一书，其中还记录有孟子对齐宣王讲过的一句话，叫做“乐以天下，忧以天下”1。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执政当国者应当与民众同忧乐。显然，此处的“天下”一语，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地域概念，它还包含着关怀民生疾苦的人文意识和社会责任。换句话说，这里的“天下”一语，其后实际上省略了“民众”或者“民生”二字。尔后，伴随历史的演进，这样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充实、深化，到魏晋隋唐间，便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而被载入官修史书之中。北宋中叶，范仲淹发展了“天下”一语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岳阳楼记》一文中，更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樂”的千古名言。
　　二、“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
　　“保国”“保四海”“保天下”，这是我国先秦哲人所往复讨论的古老命题。秦汉以降，历代学者和思想家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返本开新，精进不已。南宋初，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继汉唐诸儒之后，取得了集大成式的创获。明清之际，顾炎武面对中华文化遭遇的传承断裂危机，冲破“家天下”的固有格局，立足维护数千年礼乐文明的优良传统，发出了“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
　　在所著《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2顾炎武讲的这段话，开宗明义，揭示出他所讨论的不仅是古老的“保国”和“保天下”，而且是现实的“亡国”和“亡天下”。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把握“亡国”和“亡天下”的不同含义呢？对于“亡国”，顾炎武的回答是：“易姓改号，谓之亡国。”3这样的答案明白晓畅 ，只要稍有朝代更迭常识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而何谓“亡天下”？顾炎武的回答，形式上几乎是在转述《孟子·滕文公下》的话语，实则立足新的时代环境，从文化传承的宽阔视野，赋予儒家经典以崭新的历史意蕴。孟子当年，在回答他人“好辩”的质疑时有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4同孟子当年的这一回答相比，在顾炎武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孟子指斥杨朱、墨翟“邪说诬民”一类的话语，已经被略去，此其一;其二，孟子当年虽然道出了对“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深深忧虑，但是并没有对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做出明确的定义。顾炎武的超迈前贤之处则在于，他从明清之际的历史实际出发，不仅以“仁义”二字来概括数千年的中华礼乐文明，而且破天荒地指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5
　　正是由上述讨论合乎逻辑的发展，顾炎武得出他的时代之问的结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6这就是说，同维护一家一姓的封建帝王专制政权相比，“保天下”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思想，是文化根脉之所在。因此，它是根本的、深层次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也惟其如此，维护一家一姓的封建帝王专制政权，说到底无非是当权的帝王和大臣们的事情，而维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文明和优良文化传统，则是全体民众责无旁贷的共同责任。
　　三、可贵的历史启示
　　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以文化传承的宽阔历史视野，弘扬中华数千年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使“天下”一语的人文内涵在明清之际实现划时代的升华，最终发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时代最强音。在清初社会由乱而治的历史进程中，顾炎武的卓然睿识和振聋发聩的呐喊，不胫而走，浸润朝野，与一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不谋而合，共同促成清廷文化政策的逐步调整，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凝聚力的汇集。 　　顾炎武及其同时代众多思想家的努力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要寻求自身的发展，都必须具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这一力量的选择会因时因地而各异。然而树立共同的社会理想，明确应当遵循的公共道德规范，则是一个具有共性的基本方面。具体就清朝初叶而言，无论是世祖也好，还是圣祖也好，最初都选择了尊崇孔子的方式，谋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社会的认识，确立维系封建统治的基本准则。尔后，随着封建统治者儒学素养的提高，清廷选择了将尊孔具体化而趋向朱子学独尊的历史道路。确认朱熹学说为官方意识形态，使清初统治者为一代封建王朝找到了维系人心的有效工具。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清廷抹杀了理学的哲学思辨，把经朱熹阐发的博大思想仅仅视为约束人们言行的封建道德教条。正是这种文化上的短视，导致清初统治者否定了王阳明思想中的理性思维光辉。其恶劣后果，经雍正、乾隆两朝的封建文化专制引向极端，最终造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历史悲剧。其间的历史教训，又是值得我们去认真记取的。
　　晚清七十年，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饱受欺凌和屈辱。为了救亡图存，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思想家接过顾炎武留下的思想遗产，使之与同时代的使命相结合，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吶喊提炼为八个字的历史箴言，就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的历史箴言，既准确地把握住顾炎武思想的文化精髓，又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昭示了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民族根本利益，讲责任、重担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基本品格。从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追求便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精神标识 。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三省。翌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闸北，挑起淞沪战火。面对侵略战火、国土沦丧，章太炎不顾年高，以炽烈的爱国热忱愤然北上，取道青岛、济南、天津，直抵北京，一路唤起民众，抗敌御侮。所到之处，太炎先生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倡导读史，崇尚顾炎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为人为学之道。他号召广大青年：“应当明了自己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1南归之后，太炎先生移居苏州，抱病向民众宣讲中国历史、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勉励青年学子以一方先贤范仲淹、顾炎武为楷模，沐浴膏泽，振奋民志。他指出：“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特别强调 ：“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 2
　　从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时代之问，到章太炎以“注意全国之兴亡”为“读史之要义”，时间虽然已经相去二百多年，但是其间却有一任何力量都无法割断的根脉。这条无形的根脉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关怀、珍爱和维护，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贵历史自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说，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顾炎武，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捍卫者，而且还是晚近中华学人文化自觉的卓越先驱，是一位值得永远纪念的开风气者。
　　编后语：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顾炎武，面对朝代更迭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发出了“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重要历史追问。他的追问上承《孟子》之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代表了顾炎武之问的先秦早期思想源头。中间尚有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脉络连接环节，体现了宋代士大夫群体与民共忧乐的人文社会关怀和共识，是经由历史淬炼出来的不朽经典名言。下则再开章太炎“注意全国之兴亡”，并以此为“读史之要义”大声呼吁的先河，遂经梁启超之手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古箴言。可说前前后后，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学者或思想家的家国关怀和人文智慧;同时也代代相承，透过民族集体的爱国实践活动做出了积极性的回答。
　　十分明显，“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既是个人勇于针对各种现实复杂矛盾与危机发出的时代之问，也是民族集体回应久远深厚爱国传统做出的历史之问，不仅是主体性个人审古揆今一时的忧虑呐喊及深思，更是民族集体家国实践长期积累的睿智警策和呼唤。正是有感于顾炎武之问的重大时代影响和深远历史意义，本刊遂隆重推出了陈祖武先生的大作——《顾炎武时代之问的历史启示》。
　　根据陈先生的细致分析及认真解读，可知顾炎武既是历史的提问者，也是时代的回答者：“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只有“保天下”才关乎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和思想，是民族生生不息及文化代代传承的根脉所在，维护民族集体安身立命的悠久历史文明和优良文化传统，当然是每一社会个体及全体民众责无旁贷的责任，较诸其他任何问题都显得更为根本和更为重要。
　　顾炎武的时代之问迄今已有三百多年，但如何做出正确合理的回答，仍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透过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做出学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中华文化的精神性根脉既然从未为任何外来力量所切断，相信“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就能够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
　　当然，任何社会如果要朝着富有生命创造活力的健康方向发展，都必须形成以全民共识为基础的强大社会认同凝聚资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八字箴言，说明只有将个人品格的完善和社会责任的担当合为一体，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和民族集体的价值理想。长期积累并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与价值意义的中华文化关怀，必然能继续发挥超越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的社会凝聚力。
　　顾炎武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问，经陈先生的诠释而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义蕴，当有开风气之先的重大历史意义。由于问题的重要及诠释空间的广大，故本刊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深入展开讨论，从而凝聚更多的资源以护养文化根脉并推动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
　　责任编辑：王尧礼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523592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