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遗民画家张穆研究综述暨个案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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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2017年10月20日“天骨超俊——张穆艺术研究展”在广东东莞莞城美术馆举办，几乎被美术史论界淡忘而边缘化许久的明末清初岭南遗民画家张穆的绘画艺术成就，终于又开始重新进入研究者们探索视野范围而被提上了座谈研讨议题。[1]
　　岭南画家张穆（1607—1683）是一位出生于明末，但主要艺术活动在清初的诗、书、画、印多面手。[1]1986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省博物馆藏画集》，曾经将张穆的《郊猎图》卷列为明代张穆作品；[2]可该图分明由张穆作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很显然，这应当是他入清以后的一件画作；而且从他传世绘画的梳理不难发现，清初顺治、康熙时期，特别是康熙年间的绘画数量占了多数；因此，应该认定张穆主要还是一位清初画家，这一识见认知，目前基本获得了美术史论界的公认。
　　尽管张穆是一名成长于南国海滨的画家，但他的绘画技艺，却以动静造型各异的北地马匹和鞍马见长。这是否跟他曾经短暂效忠南明王朝而任侠从戎，拟建功立业，壮志北行，效力北疆的反清复明政治抱负有关；[3]而且此举就身份、斗志颇有异代同工倾向的晚近岭南画派创始者“二高”（高剑父、高奇峰），于辛亥革命前后也一度热衷于绘制苍鹰、猿猴和马匹，是否有相关的历史渊源与影响，[4]均为值得进一步深入开掘探讨的学术命题。
　　而想当年，“张穆之画马，岭表推为能手。”[5]兼以走南闯北，为人交谊广泛，也算得上呼风唤雨，相当活跃，以至成为名满大江南北的画家；可或许是由于“岭南画学，前明未振，林良、吕纪、张穆之之辈，非不力参造化神凝阿堵而习者盖寡，传之亦鲜”的缘故，[6]在现当代主流美术史研究中，张穆的影响还相当有限。譬如在1978年元月，戊午马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例行举办应景贺岁的 “唐宋元明清历代画马特展”，甚至在《历代画马概说》的介绍文章中也承认：“清代善画马者有张穆等人。”几乎将张穆置于清代画马第一人的地位；但是在展出包括无名氏在内的所有70幅展品中，居然没有张穆一幅作品。待到1980年元月，庚午马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照例举办新年生肖画展的“画马名品特展”；可遍览包括民国溥儒、徐悲鸿作品在内的50件画马作品，同样不见张穆的任何画作，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
　　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年只精选了故宫珍藏书画至宝南渡，张穆作品似乎不在此列而排不上号。所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几乎没有一幅张穆的画作；证诸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图录》，的确了无张作，由此倒似乎印证了人们猜测所言不虚。也有人主张因为张穆是明末清初不与新政权合作而态度坚决的遗民，因而清宫拒绝接受像他这样的画家作品。实际上，张穆为反清志士不假，这从他所有画作署名签款，尤其是年款从来都不写清廷颁布的官方制定年号，如他所处的顺治和康熙时期年号，一概只写干支纪年即端倪可察其政治取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在一统天下的平和政治局势下，会对早已不具备复辟势力，乃至盖棺论定的张穆这般前朝小名头画家，采取势如水火、打入冷宫的排斥压制姿态。特别是康熙之后的乾隆皇帝雅好历代书画艺术，搜罗史上书画名作不遗余力。因此，可以确认张穆的画作曾经进入过清宫的弆藏体系之中，毋庸置疑；台北故宫博物院不见张穆作品的原因，跟张穆友侪的诗坛“岭南三家”之一屈大均著《皇明四朝成仁录》遭人举报有反清情绪而分别被雍正、乾隆两帝下令彻查并加以禁毁有着根本的不同，其择优南渡的可能性居其大半。因为据《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不完全统计，故宫博物院还是先后陆续征集有张穆的七幅作品，有案可查的时间跨度，大抵从顺治十三年（1656）的《奚官牧马图》轴到康熙十九年（1680）的《枯枝喜鹊图》轴，[7]虽然其上的确罕见清宫印鉴和帝王观款。
　　目前作为美术史研究的业界主流，对于张穆的了解关注还相对简单局限。最为明显的现象，是只将他视为一名地域特征显著的清代早期广东地区的二流画家，仅此而已。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以杨仁恺先生（1915—2008）为代表的全国博物馆系统古书画巡回鉴定过程中。譬如针对故宫博物院藏张穆康熙七年（1668，62岁）作的《兰竹石图》册，杨老的意见就只有短短四字：“广东画家”；[8]同样，对于张穆康熙十一年（1672，66岁）的《兰花竹石图》卷，他也作此定语；[9]而就辽宁省博物馆藏张穆康熙十四年（1675，69岁）作《山水图》扇页，杨老更以“广东人”三字了结。[10]此外，对当年的广州美术馆（今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张穆康熙十年（1671）作《杂画》册等，楊老笔记作：“均为清初粤人。”[11]而且就上述张穆画作以及广东省博物馆藏张穆单款的《古木鸣驹图》轴，[12]杨老都没有表达出赞赏口吻而认可地画上一个圈。[13]
　　被杨老承认、肯定而画了一个圈的张穆画作，是以下这么十几件作品：广东省博物馆藏张穆印章款的《花卉禽兽图》册；[14]四川省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藏印章款的《五马图》轴。[15]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康熙二年（1663，57岁）《柳马图》轴；[16]北京市文物商店藏康熙四年（1665，59岁）《秋林系马图》轴；[17]广东省博物馆藏康熙五年（1666，60岁）《红树秋鹰图》轴；[18]康熙六年（1667，61岁）《乔柯骏马图》册；[19]康熙十一年（1672，66岁）《骏马图》轴；[20]上海博物馆藏康熙十二年（1673，67岁）《八骏图》卷；[21]广东省博物馆藏康熙十八年（1679，73岁）《杂画册》；[22]故宫博物院藏同年《画马图》轴；[23]上海朵云轩藏顺治十八年（1661，55岁）《柳溪八马图》轴；[24]广州艺术博物院藏顺治十七年（1660，54岁）《春柳双骥图》轴；[25]故宫博物院藏顺治十三年（1656，50岁）《奚官牧马图》轴。[26]但纵然如此，杨老对其中个别画作也不是没有保留意见的“微词”；例如对于上述“上博”《八骏图》卷，他的批语是：“马劣。”此举对于唯独两件张穆藏品，并且唯此二甲等级的“上博”来说，显得很不够档次。而针对以上最后那幅一般被认为显示张穆早年在传统画学继承上倾注临摹功力的代表作《奚官牧马图》轴，杨老的评价则是张穆笔下的“马脖子太长”了。[27]据上可见杨老个人对于张穆绘画作品的鉴定把关与评审眼界相当地严格。
　　为杨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记录在案而入其法眼的张穆画作大致只有三幅，其一是广东省博物馆藏顺治四年（1647，41岁）《八骏图》卷，杨老在画圈一个后留下一字好评：“佳。”其二是同为广东省博物馆藏康熙十二年（1673，67岁）《狩猎图》卷，杨老非但画了两个圈，还流露出难得的欣賞赞叹语气：“代表作！”其实，这恐怕是包括杨老在内所有古书画鉴定专家当初的一致观点；因为两年多前的1986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广东省博物馆藏画集》时，这卷墨笔《郊猎图》是张穆唯一录选作品，由此足见专家们的眼光是早就彼此达成共识了的。另一幅杨老不吝褒奖画了两个圈，并以感叹号认可为“代表作”的，是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康熙廿年（1681，75岁）《七十龙梅图》卷。
　　鉴于以上严谨审慎的鉴定标准，张穆留给世人的佳作真的屈指可数，十分地有限了。再加之广东佛山市博物馆藏其顺治二年（1645，39岁）《双鹿图》轴，和安徽省博物馆藏康熙元年（1662，56岁）《竹蜂图》轴，[28]均被判定为资料，即疑非真迹；而上海朵云轩和中央美术学院藏分别署“七十三叟”（康熙十八年，1679，73岁）的《怪石苍松图》轴和《狩猎图》扇面，则均被断定为伪作，[29]张穆传世作品中尤其画马精品，就更乏善可陈了。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全国巡回鉴定中遴选的绘画精品为基础，酌收中国大陆以外博物馆所藏部分重要作品编辑而成，由文物出版社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97年11月联合出版的《中国绘画全集》中，连一幅张穆画作都没有被征选；换言之，张穆相当于被排斥在中国至少清代主流画家之外，而受到了遭边缘化的“不公正”待遇。以至于张穆的传世书画作品全集，仿佛也不曾编辑出版；已知目前搜罗汇集和保存张穆平生画作较为全面系统的书画图录，系由东莞市政协联袂广东省博物馆和东莞市博物馆编辑，分别于2004年3月和2007年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东莞历代书画选》暨续集。
　　不过，不知是否矫枉过正或爱屋及乌的原因，该正续两大册书画选集，又不无重复入选甚至误选有争议作品的弊端。譬如正集第五五号作品——香港艺术馆藏《水牛图》轴，分明跟续集第九号画作并非双胞，而是一馆所出质地、色泽、形制、尺幅、艺术表现手法和画面构图完全相同实出一辙的单一作品，[30]这同一件画作在《画选》正续两集中竟然两次出现。而正集第四九号作品——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康熙廿年（1681）《枯树苍鹰图》轴，则被汪宗衍先生和黄莎莉女史编著《张穆年谱》判定为疑似伪作。[31]
　　至于之前《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九的“清代绘画”（上册），近乎破例或照顾性质地征选张穆唯一的一幅作品，也不是他一向被看好的绘画技艺——骏马画作，反倒是他另一项不太为人注意的鸟雀题材——康熙十九年（1680，74岁）作的《枯枝寒鹊图》轴。[32]
　　关于张穆这幅作品的研究，其实早在1962年，古书画鉴定权威张珩先生（1914—1963）编著《木雁传真》第三编时，就曾经详尽著录过该件初见诸晚近书画收藏家庞元济（1864—1949）主编《虚斋名画录》卷十的画作；而且画题分明为《枯枝喜鹊图》轴，[33]款识也明确为：“庚申仲春铁桥道人写。”可是到了《中国美术全集》著录该同一幅作品时，冠名却变成了《枯枝寒鹊图》轴；并且“庚申仲春”年款也莫名其妙地换作了“庚申仲秋”。很显然，年款识读与释读的不同，关乎画名的变幻。早春二月，万物复苏，枯枝萌芽，喜鹊闹春报春，自然名称《枯枝喜鹊图》；可一旦误以为仲秋时令，则秋风枯枝落叶，景色萧瑟，寒意习习袭人，当宜拟题《枯枝寒鹊图》了。至于此题究竟孰是孰非，应该无关紧要，因为本款文字历历可辨，明眼人一望足识；由理张穆绘艺，感及此议，率述于此。
　　至于说张穆的禽鸟画，事实上最有特色的，也许不止始于他早期并贯穿终身创作的雀（鹊）鸟图，[34]他中年以后不时入画的苍鹰图也值得介绍。
　　已知张穆创作最早的苍鹰图为康熙二年（1663，57岁）的《古槎苍鹰图》轴；时人魏际瑞（1620—1677）《魏伯子集》卷七不详年份《题张穆画鹰》诗云：“为见宣和笔，因怀子美诗。英雄今属汝，神骏想当时。枯树风霜饱，平原雉兔肥。画中犹矫顾，不肯立垂枝。”汪宗衍、黄莎莉合作编著的《张穆年谱》将该诗系于顺治十八年（1661），因为康熙十五年（1676）魏南下来粤客潮州时张穆恰好北上；而结合张穆康熙二年有《古槎苍鹰图》分析，他的苍鹰图始于此前多年是恰如其分的，这与他康熙三年（1664，58岁）作《白鹰图》轴，和康熙五年（1666）著名抗清志士陈邦彦子、诗坛“岭南三家”之一陈恭尹（1631—1700）《独漉堂诗集》卷二题《张穆之画鹰马歌》，[35]以及广东省博物馆藏同年作《红（一作：秋）树秋鹰图》轴的时事背景，都是大致匹配且相契合的。
　　康熙九年、十年（1670—1671），张穆六十四五岁时还分别作过两轴《鹰图》，前者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后者藏广州艺术博物院；此后的康熙十八年（1679，73岁），他又画过一幅《古树苍鹰图》轴。张穆画的最后一幅苍鹰图，大概归属康熙廿年（1681，75岁）时的《角鹰图》轴，这有其忘年朋侪、明末清初岭南学者、诗坛“岭南三家”之一屈大均（1630—1696）题画诗为证。《翁山诗外》卷三《题铁桥丈画鹰》云：“铁桥老人七十五，画马画鹰力如虎。此幅角鹰何飞扬，汉代郅都非其伍。飒然特出当秋天，林间不敢有毛羽。雕如车轮空作群，金眸玉爪不如君。杉鸡竹兔方纷纷，何时一击开边云。”[36]可惜张穆这幅精彩的暮年苍鹰之作仿佛并不曾流传至今。 　　这里要向大家介绍一幅上海博物馆藏的不曾见于画史记载的张穆的纸本淡设色《古木鹰雀图》轴。该图纵199厘米，横74.5厘米，款署：“□□花朝写，罗浮张穆。”钤白文方印“张穆私印”“铁桥道人”。画面绘制一只苍鹰伫立树干扭头俯视下方树枝间两只嬉戏麻雀拟作扑食状一瞬间；构图寓动于静，栩栩如生，较之其他表现单一苍鹰的绘画更加生动传神而意趣盎然，很有同时代人孙士毅《题张穆之画鹰》诗意境，[37]应当承认这是一幅张穆传世的得意之作，因而为岭南著名鉴藏家叶恭绰先生纳入囊中，虽然它目前只被定为三级藏品。
　　但目鉴原作右上角“花朝写”三字以上年款的干支纪年两字纸面被撕而失却相关创作时期信息；再谛审本款的“写”字、“罗浮张穆”和“花朝”等字，跟其他业已确认张穆画作的落款书法相比较，该《古木鹰雀图》签款书法显得羸弱拘谨，不如已知明确张穆真迹署名行书行笔随意快捷，甚至带着牵丝笔迹，所以，本图款署很值得推敲考辨。再考察款下钤押两方白文印鉴，印面印文布局，篆文自然气息也不如已知张穆确定作品间钤印。由此，该图款印均不无质疑为后添伪款可能，进而也牵连到对作品本身的进一步深入再研究议题。因为本幅作品系1973年12月22日收购自叶恭绰先生（1881—1968）家属，而上海博物馆编选《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并由文物出版社在1987年12月出版；按理，本件张穆作品若是被鉴定证实为其真迹原作，势必会录选公布画间相关款印。然而置于该书第739号的张穆名下六件画作并无此图，自然也就没有对应的款印图像可资征用了；换言之，《古木鹰雀图》为张穆画作的可疑程度大大提升起来，难怪就连1985年4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驾临“上博”，都未曾提供复检该轴作品，因而也就没有被杨仁恺先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和劳继雄先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记载造册了。
　　笔者注意到汪宗衍先生和黄莎莉女史编著的《张穆年谱》，提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广东书画录》页五八，分别有题识：“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至节写于南溪。罗浮张穆”的《鹰石图》轴，和题识：“辛酉仲秋，为香老年翁写，罗浮张穆”的《枯树苍鹰图》轴；但前者被目鉴为：“画笔凡下，疑为伪作。”[38]后者亦遭指认：“疑为伪作”。[39]不过，幸好《东莞历代书画选》的编辑方针豁达通融，最终还是将后者收入画集备案。此间遂拟效法其从宽处理，全面提供学术界见仁见智的宽容学术研讨态度，也将“上博”藏这幅《古木鹰雀图》轴，作为存疑待定的张穆画作提交同道辨析解剖而聊备一格，竭诚希望聆听高见并愿闻其详；因为毕竟鹰雀图题材，不失为张穆绘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颇为可观的视角侧面。
　　（陶喻之/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馆员）
　　注·释
　　[1] 参看朱万章《张穆绘画的传统与革新》，见雅昌艺术网专稿。
　　[2] 《广东省博物馆藏画集》“九八（明） 张穆 郊猎图（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图版说明，10页。
　　[3] （清）王邦畿《耳鸣集》之《赠张穆之》诗云：“忼慷肝肠面血红，须硬如铁向西风。莫愁五十无知己，壮气犹存骏马中。”本诗借张穆笔下骏马绘画，仿佛向读者描绘了一位血气方刚、怒发冲冠的遗民斗士形象。
　　[4]（清）孙士毅《百一山房诗集》卷二《题张穆之画猿》：“解报商山十二时，清吟三峡乱愁思。披图拾得前人句，恰看萧萧挂冷枝。”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卷四十九，梁佩兰《题张穆之画猕猴挂藤图歌》。
　　[5]（清）金堡《偏行堂集》文集卷十六《题张穆之画马》。
　　[6]（清）谭莹《乐志堂文集》卷十六《募建梁陈屈张黄黎吕七先生合祠疏代》。
　　[7]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十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2012年6月第2次印刷，402页。
　　[8] 杨仁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169页。[9] 同注[1]，199页。
　　[10] 同注[6]，2998页。
　　[11] 同注[7]，3245页。
　　[12] 同注[7]，3115页。
　　[13] 关于杨仁恺先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的画圈符号含义，编委会《编辑出版说明》指出：“这些符号是杨仁恺先生对单个作品个人的论断性的意见和价值评判，全部符号的实际内涵，请读者结合笔记文字予以理解。”《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一），5页。
　　[14] 同注[7]，3124页。
　　[15] 同注[7]，3316页。
　　[16] 同注[7]，3235页。
　　[17] 同注[7]，53页。
　　[18] 同注[1]，3152页。
　　[19] 同注[7]，3171页。
　　[20] 同注[7]，3156页。
　　[21] 同注[2]，918页。
　　[22] 同注[7]，3125页。
　　[23] 同注[1]，215页。
　　[24] 同注[3]，1476页。
　　[25] 同注[7]，3214页。
　　[26] 同注[1]，340页。
　　[27] 同注[1]，340页。
　　[28] 劳继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捌3729—3730页；陆2732页。
　　[29] 同注[4]，1765页。
　　[30] 《东莞历代书画选》五五；《续集》九、张穆 水牛图轴 绢本墨笔 137×47厘米 香港艺术馆藏，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112页；2007年版，33页。
　　[31] 汪宗衍、黄莎莉《张穆年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之五，1991年，65页。《东莞历代书画选》“四九 张穆 枯树苍鹰图轴 纸本设色 109.5×48厘米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94页。
　　[32]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九清代绘画（上），“一六七 （清）张穆 枯枝寒鹊图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170页、图版说明63页。《广东名家书画选集》图十八作《枝头小鸟》轴，香港大公报1959年印本。
　　[33] 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三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585页。
　　[34] 张穆于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34岁有《小鸟竹石图》册页和《麻雀图》册页，后者今藏广州艺术博物院。载见汪宗衍、黄莎莉《张穆年谱》，12页。清初顺治六年（1649）43岁有《溪畔鸟乐图》金扇，同上23页；顺治十四年（1657）51岁又有《竹雀》扇，同上31页；康熙二年（1663）57岁还有《枝头小鸟图》轴，同上39页；康熙六年（1667）61岁有《竹枝小鸟图》册页；同年另有《小鸟竹枝图》册页，藏广州艺术博物院，同上45页；康熙十八年（1679）73岁犹有《桃花小鸟图》扇面，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同上60页；上述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74岁的《枯枝喜鹊图》轴，藏故宫博物院，同上61页，当是他传世所见最晚的鸟雀（鹊）图题材画作。
　　[35] 《张穆之画鹰马歌》云：“张公捉笔初无意，乱点离离墨光渍。袖手方回惨淡思，满堂忽作飞腾势。尤工画鹰与画马，岂有鬼神立其臂。是何意态奇且杰，历落高深见胸次。盖闻夫子俠者流，少年唾手燕然地。纵横青史一千年，颠倒文韬三万字。破胆亲持与众尝，许身不惜为人碎。老来伏枥有余悲，纸上鹰扬犹负气。叩心自昔飞炎霜，白虹乃为荆轲至，况君精诚委笔墨，僧繇破壁将毋是。我有填胸万古愁，百神不语群仙醉。请君放笔作双鸾，夜半骑之问天帝。”
　　[36] 以上史料均援引自汪宗衍、黄莎莉《张穆年谱》。
　　[37] （清）孙士毅《百一山房诗集》卷二《题张穆之画鹰》：“熌熌金眸走电熛，枝头风过羽翛翛。鹪鹩不用惊牙爪，会向平林剪雉鷮。”
　　[38] 《张穆年谱》，60页。
　　[39] 《张穆年谱》，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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