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域私化:构建电视文化的新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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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帆
摘要：本文以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体奇观”概念为依据，针对“电视文化”中呈现出的将“公域私化”这一文化奇观展开分析和研究，提出隐藏在该奇观背后的本质是公共领域的消失和消费文化的到来，同时反思这一电视文化奇观的社会本质。
关键词：奇观；公域私化；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G22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5-0075-03
一、奇观理论概述
法国学者盖•德堡和他在“国际境遇主义运动”中的同事们一起提出了“奇观社会”的理论，并在20世纪60年代使之发展起来。盖•德堡发现“在那些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生活均呈现为景象的无穷积累，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转向了表征。”[1]这种理论的提出正好迎合了西方消费社会的到来，在消费社会里，商品的价值与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了，而这种“符号价值”的追求取向也是“奇观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媒体奇观》中继承并发展了盖•德堡的“奇观社会”理论，提出了“媒体奇观”的概念――“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2]“奇观”是那些可以被明显感知的、并被传媒做了戏剧化处理的“文化热点”，是一种媒体文化现象与文化形态。
有研究学者提出：按照奇观文本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将电视奇观分为“事件性奇观”与“主题性奇观”。事件性奇观指各种媒体围绕某一重要的文化事件而共同构造的非凡景观，这一文化事件通常包含了当下大众文化的诸多母题，各个母题之间包括母题自身都充满了矛盾与逆转，也正是这种多义与复杂造就了奇观的庞大性与影响力；主题性奇观指围绕某一文化主题而形成的奇观现象，它的文本通常呈现出一种零碎的状态，分散于各种媒体之中，靠利润驱动所导致的协调传播来影响大众文化。相对于事件性奇观，主题性奇观通常不具有宏大的文本形态，也不会在短时期内产生热点化效应，但却随处可见、随时出现，能够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
分清主题性奇观与事件性奇观的意义在于厘清奇观概念的外延，避免由于各个奇观案例之间存在的形态差异及单一或多重母题的差异而造成对奇观的误读。笔者的研究将更多地聚焦于当下中国的电视文化奇观和大众文化现状，以使我们的研究获得相应的针对性及可能的现实指导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电视文化奇观是指那些由电视创造并传播的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传媒文化现象，它既包括事件性的电视文化奇观，也包括主题性的电视文化奇观，是当代大众文化与电视文化最为重要的文本形态。
二、电视文化的“公域私化”奇观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根据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与社会分开、政治与经济分离、公与私的分明而提出来的，主要是指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其由来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出现了“公”（公共事务）与“私”（私人事务）的分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形成两个独立的主体是公共领域出现的必备条件。公共领域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这个领域能够使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在其中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能够保证向所有公民公开，同时也保障了公民的私人领域。私人生活是民主国家中公民具有的“私有物”，具有不可侵犯性和不可公开性，属于私有领域。
但是，随着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种辩证关系破坏了公共领域的基础，“公”逐渐的变成了“私”，“私”也变成了“公”，从而出现了公私不分的情况。在公共领域实现转型之后，原本认为是起到公共领域职能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传媒机构也不可避免的遭遇到商业化浪潮的洗礼。“市场规律控制着商品流通和社会劳动领域，如果它渗透到作为公众的私人所操纵的领域，那么，批判意识就会逐渐转化为消费观念。”[3]正是在迎合消费时代的到来，并满足传媒市场化的经营，“商品流通和社会成员交往这二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难以确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越来越没有明确的界限”，[3]以至于“公域窥私”成为公众的首要兴趣，这种变化与需求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传媒呈现出将私人生活的公共化。传媒在商业的利益驱使下对于私人生活的猎奇性关注，使得私人生活日益丧失隐秘性，而隐秘性的“曝光”却正好满足了受众的“窥私”需求。
从2008年陈冠希“艳照门”到2009年刘德华“结婚门”；从2009年章子怡的“泼墨门”到2010年姚明女儿的“国籍门”等等，区区几年之内呈现出的这些“门”在暴露了个人私生活的同时也足够成为公众街头巷尾的谈资。
正如本文在前面所论述的电视文化奇观可以分为事件性奇观和主题性奇观，如果说上述的“××门”事件是一种被动的将公域私化，属事件性奇观，那么电视也呈现出一种大主动爆料私人生活的主题性奇观。
凯尔纳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说：“正像罗兰•巴特的‘神话’的概念一样，我也把奇观看作是将一定社会制度自然化、理想化的重要文化现象的集合体。”学者蒋原伦同样认为：“在媒体文化这个神话世界内，神化的含义首先表现为人间奇观。”[4]可见，我们所谈论的电视文化“奇观”在本质上正是电视文化的“神话”，“奇观”就是“神话”，“神话”就是“奇观”，两者的同构表现在：电视文化奇观的策划性、消费性、符号性和类型化。
策划，是一种狭义的方法论、一种现代思维，它所强调的是凭借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谋划和即时监控达到对事物整体的动态控制，它所体现的正是现代人在大工业背景下系统化与控制化的思想。在以往的文化创作中，艺术是很难被策划的，尤其是电视艺术，但是当资本注入电视领域后，需求利润的冲动就把电视艺术的创造改变为“类型化”的生产，体验的积累和灵感的乍现不再是人们创作的主要方式，取而代之的则是可以重复操作的商业策划。其中成功的关键就是对市场受众的准确把握与相应的策略制订，这也正是电视产品制作的重要原则。
因此，无论是电视奇观还是电视神话，都不是随机发生的“偶然”事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迷局”。从受众调查到节目定位，从节目制作到观众反馈，策划让电视节目在一个从受众到受众的循环中往复，每往复一次，策略就会调整一次，利润的空间就会增大一次。在这个过程中，电视媒体就像一个早有“预感”的魔术师，他已经摸透了受众的心理期待，然后设计出一个个意想不到却情理之中的惊喜。在大众的翘首等待中按部就班地上演。于是，策划让人在最大程度上控制了那些本应是自由运行的事物：电视文化成为了规模化的生产，美被规定为类型化的体验，电视奇观或者电视神话压缩为电脑上的程序，当输入了恰当的数据，它就会准时而有效地引爆。
向来以“快乐中国”为旗帜的湖南卫视在悄无声息的策划中也实现了转型，让人们发现原来湖南卫视并不是简单的“快乐”，而是在表面“快乐”的背后让我们有所“猎奇性”的收获。不可否认的是，湖南卫视一直走在地方卫视的前列，可是随着各地方卫视的发展，湖南卫视“一枝独大”的局面已经被打破。2010年开始，湖南卫视大量主持人的“出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表征。安徽卫视高举“电视剧立台”的旗帜、浙江卫视提出“中国蓝”的传播理念、东方卫视的“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等等。这一系列的冲击使得湖南卫视不再简单的以“快乐”取胜，如何面对来势汹汹的挑战？如何扩大自己的受众群体？在面对这种窘境的时候，湖南卫视经过精心的策划又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而这种方案再一次的引领了各地方卫视的潮流，这种潮流正是本文所论述的将公域私化。
电视谈话节目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具有不错的收视效果，而如果选题一旦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时，收视率则是相当的可观。随着央视老牌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告别荧屏，央视的其他谈话节目又要保持和注意国家台的形象问题――不能涉及过多的私人话题，这就为各地方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湖南卫视对受众群体和各地方卫视的当下节目进行重新分析后，创办了起初具有独创特色的解决“代沟”问题的《80 90》和解决婚姻问题的《我们恋爱吧》。随后东方卫视创办了解决家庭问题的《幸福魔方》、江苏卫视创办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幸福晚点名》和交友节目《非诚勿扰》、贵州卫视创办了解决个人生活问题的《人生》、黑龙江卫视创办了解决情感问题的《都市不眠夜》等，这些节目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都具有了一种相似的“类型化”特征，而且还将原来大家认知的“私人性”话题进行了“公开化”，从而实现通过电视媒介完成了文化消费。这种文化消费是通过电视语言符号对其进行了重新编码后加以出售的，而出售的态度还是公开、主动和积极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上半年红透半边天并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的《非诚勿扰》，就是通过策划使得某些参加节目的女嘉宾曝光自己的择偶标准这样私人性的话题吊足了观众的胃口，随着“宝马女”、“富二代”这种“专业名词”的社会化，电视节目的走红成为新的社会注脚。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节目的出现也大大的提高了各个卫视的收视率，在消费文化居于主导的今天，“使用与满足”受众行为理论充分的发挥了其现实和心理的功效，从而在消费者的意识中制造出“市民私人性的表象”。
笔者在2010年2月8日对当日几大卫视播出的节目选题进行了整理，具体如下：湖南卫视的《80 90》关注的话题是“老师，你OUT了吗？”、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关注的话题是“透支爱情”、江苏卫视的《幸福晚点名》关注的话题是“我的邻居好疯狂！”、贵州卫视的《人生》关注的话题是“我的强势老婆”、黑龙江卫视的《都市不眠夜》关注的是个人情感话题。从这些选题就不难发现，这种话题毫无疑问都具有私人化特征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凡此种种，这种电视文化的“公域私化”主题性奇观能够在长期的时间内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从而将电视的“议程设置”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能够热播十年的《还珠格格》和火爆各卫视的“戏说××”和“××秘史”系列成功的原因何在？就是将原本神秘的宫廷生活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让人们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原来看似不可侵犯的“皇家私人领域”也是可以窥见的。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压迫而形成的阶级意识，在生活中永远充斥着正与邪、善与恶、是与非这样的二元对立，在表现的过程之中，阶级“对抗”是最好的对立，也是最为符合中国人接受意识的一种矛盾。
这一切的原因都归于一个共同的前提：电视失去了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公共领域的属性，人们将公共领域“私有化”并构建了电视文化的新奇观。这种奇观凸显出“媒体的告知和解释功能在逐渐消失，而被扩张和渲染取而代之”，[2]电视一直是公众价值观的集大成者，任何一种电视文化奇观都会深深的影响着和强化着受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三、对电视文化“公域私化”奇观的反思
电视文化“公域私化”奇观的上演绝非偶然，笔者认为这与它自身的历史和大众文化的规律有着必然的联系。对于大众文化而言，电视文化“公域私化”奇观是文化工业获取最大利润、引爆流行发展的新式手段；是市场经济、技术文明、全球化时代造就的现代电视神话；是当下文化心理的叙事文本，更是电视历史的标记，当然这也是电视历史本身。它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事物一样，对人类既富有价值与意义，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遮蔽了幸福的本质。
因此，我们在对电视文化“公域私化”奇观进行反思时，理应有一个更为全面与平衡的视角，但事实是当我们开始以文化研究的方式来解析电视文化奇观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站在了批判的立场。尤其是当代大众文化的异常强大，更迫使我们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所以，在既成现实的面前，大众文化并不需要太多的辩解与维护。因此，笔者认为应采用人文价值尺度、历史的尺度与美学的尺度对这种电视文化奇观进行反思。
电视文化“公域私化”奇观在社会形态中表现为公共问题与私人问题的同化状态，即将公共问题与私人问题同时隐入公共领域，将公共领域的问题化约为私人判断、私人趣味、私人兴致等。这种情形体现为一种社会状态，就是公共关注的社会态势完全葬身于私人生活的谜团之中。在这样的情景下，公众渐渐的失去了在公共领域对于公共问题的判断和审视，取而代之的是无限制的“窥私”，并被其意识形态化了。
无论是新派的老师还是疯狂的邻居，无论是透支的爱情还是强悍的妻子，这些现象在现实的生活中均属“私有性”，而非“公有性”，也就是不带有任何的普遍性，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作为具有环境监视、协调内部和传承文化的大众传媒，传播的问题理应是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认可度的“社会存在”，反观当下，在电视文化中出现的却是个体独有的文化现象，这只能是传媒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至多是对于一些人们关心“奇异”人物有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可是，大量此类节目的出现极易形成一股“爆私”的文化风潮，在社会上容易对那些脑海中充斥着“存在即合理”思想的受众产生不健康的引导偏向，与此同时，公众在关注这些私人性话题的时候却忽视了公共性社会问题，进而只是社会的“乌合之众”的一部分，失去了其公民的权利，媒体也违背了自己是“社会公器”的职责。
此外，种种问题的提出还未必是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虚拟”公平的基石上。以《80 90之“老师，你OUT了吗？”》为例：节目中把颇受学生爱戴的可以在课桌上跳艳舞、开奔驰、穿戴LV的年轻教师周思成老师与一位是某名校的资深传统型教师毛老师相比较，看似公平合理的竞争真的成立吗？周老师是新东方的英语教师，学校是培训性质的，以短时间内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为主要目标；而毛老师则是所属某名校高中组教师，学校是公办性质的，以育人为主要目标，如果学生对教师的喜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不如比较一下究竟是蜘蛛侠厉害还是孙悟空厉害？在不公平的基础之上的比较结果必然也是不公正的，而整个节目也无非就是一场“闹剧”而已。
结合盖•德堡和凯尔纳的理论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传媒文化“奇观”其实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视觉形式出现的一种表征，一种表面热闹、表面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外在形态”，[1]而公域私化的传媒文化奇观其本质是在社会中构建出一种“虚拟环境”或言其为“拟态环境”，这种虚构出的奇观能够最大限度的吸引受众的眼球，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进而掩盖公共领域缺失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以解决个人的问题化解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很多人认为这是电视文化中“审美”转向了“审丑”，受众的常态审美取向上出现了问题。但笔者更想表达的是在今天这个电视铸就的时代，电视文化奇观塑造出了鲜明的“丑”，提供给大众玩味与把赏，然后又提供各种平台让大众对其进行痛快地议论批判。“丑”固然需要被批评，但更应该被批判的是制造丑与观看丑的人，因为比“丑”更丑的是对“丑”的需求。
四、结 语
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之所以容易出现电视文化“公域私化”的奇观主要是因为高度发达的电视媒体对于私人生活的侵入程度越来越深入、范围越来越广泛，这使得私人生活要想免除公共关注，显得愈来愈困难。同时，电视业和电视工作者为了最大的获取利润、获得回报也不惜主动积极的将私人生活公开化。发达的电视传媒不仅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且电视的市场化运作以及规模化扩展，使得它日益显现出一种直接介入公众的私人生活、直接影响公众的私人生活各个方面的文化奇观，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下一次电视媒体会构建出什么样的文化奇观？
参考文献：
[1] 陈龙.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4] 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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