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宕清标本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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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Guojun， literary name Lvqiao， is a renowned master of epigraphy and chorograph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of Qing dynasty. He was born in a notable Wang’s family with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 history in Cangzhou， a city near the capital of Qing dynasty. He was very thin and weak in the childhood for a long time， so he was indifferent the life and fame at a very early age， and determined to pursue knowledge and devote himself to academic research.
　　Wang has complied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in his whole lifetime， one of which collecting 1，396 poems of 122 poets. He also collected lots of metal and stone antiques about the Cangzhou region， most of which were very rare. His heritage and academic results have incomparable values to the research about Cangzhou culture.
　　明清以降，处于畿辅要地的沧州钟灵毓秀，人文鼎盛，英才俊秀绵绵瓜瓞，文功武略傲甲一方。
　　沧州王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在当地兴盛起来的名门望族，位列沧州“八大姓氏”之一，人丁兴旺，名人辈出，道学渊源，堪称邑巨。在王氏家族数百年的发展史上，能扬名于后同时不坠于今，并且日趋光大者当推王国均，一位沧州文化史上绕不过去、不得不提的“王氏秀裔”——尽管官名不显，但学问淹贯精博，颇值称颂。
　　王国均（1800—1867），字月坡，号侣樵，清代中晚期畿辅一带著名的金石文字大家、方志学家。他嗜金石，精赏鉴，又工诗善书画；著述颇丰，类别涵盖文学、金石学、地理学、历史学等。他辑撰有《沧州金石》三卷，《沧城殉难录》四卷，《国朝沧州诗钞》十二卷，《续国朝沧州诗钞》四卷，《沧州明诗钞》一卷等，又著有诗集《客旋草》一卷，《兰根草舍诗钞》四卷，《兰根草舍印存》四卷，均刊行于世；同时他还参与编纂了成书于咸丰五年的二十八卷本《重修沧州志稿》，惜未付之剞劂。令人欣慰的是，王国均和当时社会文化贤达如赵之谦、叶圭书、隋树村、刘有铭等交往之信札被其后世子孙简单装裱成册，题为《往贤遗墨》，传承至今，尤为珍贵。
　　王国均祖上世居张旗屯，以耕读为业，仕宦荣达。少时王国均聪慧明敏，“读书目下数行，过即不忘”，为文成章，灿然不群。然其自幼身躯羸弱，疾病缠身，使之过早参透人生，勘破生死，看淡名利，摆脱踏上青云路的俗世羁绊。成年后，王国均凭借个人孜孜矻矻，再借助祖上荫庇和师友帮衬，亦一展胸中所蕴，不负所学，成为一代学术大家。
　　一般而言，明清文人士大夫之家为了保持家族的长盛不衰，除了在文化上注重优良家风传承，将读书与道义融于家训潜心恪守，大力教化子弟科举高中光耀门楣外，在其他方面也努力建树。如经济上通过置办田产放租收利等手段积累雄厚家财支撑家用壮大家底，盈余之外又可作赈济救舍之公益事业以增益家族声望；社会交往上则通过联姻、结交师友等方式网络人际关系脉络打造坚实牢固的势力圈子以抬升家族社会地位。沧州王氏家族在科举兴家之后，十分注重门第的郡望维系，与周围许多大族之家多有交好，其中与沧州叶氏关系非同寻常，有戚谊，为中表之亲，过从甚密。
　　沧州叶氏家族是清代科甲联第的望族之家，既有诸如叶汝兰、叶汝芝、叶圭书、叶治此等封疆大吏，又有像叶圭绶般的治学名家。王国均与叶圭绶长期追随官运亨通的叶圭书充任幕僚宾客于山东。也许在外人看来，“闲曹末秩”不足道哉，但王国均却乐在其中，此既可解决营生问题，日常又可结交名士，相互问道，还可增加阅历，饱览异乡风土人情，真可谓一举三得。
　　乾嘉以来，文人士大夫阶层涉猎金石考据之道蔚然成风，钟鼎彝器、古泉旧碑、封泥鉥印、陶文砖瓦、琴砚诏版等皆是心头蒐罗之物，为之把玩钻研并成为他们消遣时光、追慕风雅、攀附权贵和毡拓临摹、究古通今的一种有益方式。王国均素喜古物，且能篆刻，但初时尚停留于雅赏悦心的阶段；后交于家學渊源浑厚的叶氏族亲，表叔叶伯俭深谙金石书画之道，表弟叶圭绶更是痴迷其中不能自拔，是畿辅金石三大家之一，平日里，金石之德寿，识古之法门，“倍熏炙之”。因此，本有根基又勤奋不辍的王国均金石造诣突飞猛进，无论赏鉴功力还是考据水平，抑或收藏层次都更上一层楼，有了质变。
　　日常中，他收集了大量有关于沧州地区的金石古物或拓片，其中多为罕见上佳之品。南皮曾出土北魏刁遵墓志，在北碑中位列一等，然而旧有著录从无言其碑阴有文字者。王国均很早就知闻此碑，但无缘见真容，一次访古时偶遇，征得主人家同意后仔细赏观。是时，碑因污垢掩其风貌，于是洗剔，遂发现其书体芒锻如新，神采遒丽，胜于碑铭。王国均心生欢喜，和主人百般求购，许以重金，终收归于沧州。
　　众所周知，铁狮子是沧州的精神图腾，但长期以来，由于史料阙疑，具体造于何时不详。得益于扎实的金石学功底和知行合一的治学理念，王国均第一次确切地发现了沧州铁狮子的铸造时间。咸丰五年二月《重修沧州志稿》成书定稿，在编纂“金石志·古物”一门时，人们发现涉及铁狮子的历史记载莫衷一是，难以参订。为去伪存真，王国均亲身踏访、调查铁狮子的前世今生。他除与故老相询外，更手扪目验，遍索狮身，寻到铭文多处，其中“大周广顺三年铸”铭文的发现更是铁狮子考古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为后人研究和推进沧州乡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
　　千百年来，读书人受到立德、立功、立言思想理论的影响，或科举仕进，建功立业，或修身立德，躬垂示范，或撰稿著书，润泽后世。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王国均不喜功名，也不好为人师，他用心最深并终身报以热忱之情的当属著书立说。
　　王国均一生编撰了大量书籍，至今仍常被世人所提及者当首推《国朝沧州诗钞》和《沧城殉难录》二书。《国朝沧州诗钞》，王国均纂辑，叶圭书编次，共收录诗人122家，诗1396首，“自丁酉（1837）夏至丙午（1846）春凡十阅寒暑汇成卷帙”。从纂辑水平来看，无论在技艺层面还是精力投入上，王国均都是当之无愧的。
　　道光末年王国均由山东回乡，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记录沧州文化的活动当中，除参与编纂州志外，最重大的著述活动便是编撰《沧城殉难录》。沧邑俗劲武，尚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闻，1853年沧州人抵御太平军的癸丑事件更是将这一传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兵祸之时，王国均正于张旗屯家居，幸免于一劫。为使殉难者英名长存，他在叶圭绶所编《殉难传》一卷的基础上加以重新扩充编纂，最后汇为四卷，名曰《沧城殉难录》。此书成为记述沧州殉难之役最完备的史料，不但可以从中窥见北伐运动中的沧州军民保家卫国的精神风貌，也有助于洞察太平軍军事行动背后的社会心态以及晚清时期地域群体归属冲突下的内在影响等，具有很高的历史记录和研究价值。
　　王国均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矛盾尖锐异常。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王国均尽管游离于官场俗务之外，用心治学，却依旧挹守清芬，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学术研究无形中也被打上了时代烙印；无论金石之趣还是著述之作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文化政策、社会巨变的影响，是“文以载道”操守的物化呈现。但面对社会的动荡与转型，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秉持文化的自觉性，积极进取，置身学术钻研，用文字记录历史，深入挖掘和认知社会，并建树不凡。他传承下来的学术成果对沧州文化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在畿辅地区文化圈内占有一席之地。客观地说，王国均的人生是精彩的，无愧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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