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老娘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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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近年有一档颇具人气的电视节目叫“新老娘舅”;无独有偶，浙江也有“钱塘老娘舅”节目。这两档节目专门调解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男女情感纠葛。在节目里充当“老娘舅”的，男女老少都有，其中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上海的柏万青柏阿姨。
　　 这两个节目都名“老娘舅”，其“老”字与年龄无关，其“舅”字与性别无关，柏万青就是女性，且老百姓都能够接受，没有人就此提出异议。
　　 那么，何以会如此呢？
　　 原来，这里有“舅权”的面影存在。舅权，是远古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遗痕。在母系社会，母亲的胞兄胞弟以及母党中与母亲同辈的男子，在家族中拥有很大权力，特别是对外甥、外甥女的人生事务。
　　 随着母系社会的衰退，“舅权”没有全然退出历史舞台，不绝如缕地存在于许多民族、各阶层社会生活中。
　　 《红楼梦》第一一八回，写贾芸、贾环赌博输钱，便跟巧姐的舅舅王仁商量，要把巧姐卖到外藩家去做小。“王仁拍手道：‘若是你们敢办，我是亲舅舅，做得主的。’”
　　 邢夫人是巧姐的祖母，听说自己哥哥“邢大舅”也已知道此事，心里便愿意，跟王夫人说：“孙女儿也大了，现在琏儿不在家，这件事我还做得主。况且是他（她）亲舅爷爷和他亲舅舅打听的，难道比别人不真么？”
　　 两代“舅权”叠合在一起，差一点就把巧姐送进火炕。
　　 舅舅对外甥、外甥女的首要权力，表现在婚配上，其次是兄弟纠纷、分家等。对于舅舅的裁决，外甥辈必须言听计从，有些地方甚至有“树最大的是杉树，人最大的是舅舅”的俗语。
　　 上海及长三角一带，虽说是大都会经济发达地区，这一民俗文化也概莫例外地传承着。
　　 民俗学家陈勤建曾讲过一个真实经历：小时候看到亲戚家一女子成婚前装嫁妆，想把自己纺织的成堆布匹统统带去夫家，她的哥嫂拦着不放。女子争辩说这是哥哥的许诺，哥哥却不肯承认;就这样僵持了几个时辰，送嫁妆的队伍一动都不敢动。最后不知谁请来了他家娘舅。娘舅问清事情原委，一声“走”，送嫁妆的队伍马上开拔。
　　 如今，“舅权”在民間照样存在，民间常有“三代不出舅家门”之谓。作家曼泽甚至以此作题写了文章，她说：“这其实不止指相貌上的相似。”
　　 我同意她的观点。我也认为，舅甥之间的影响，涉及性格、情志、格调、兴趣爱好等等方面。这正是民间会将人生的许多大事，交由舅舅去做主的重要原因。
　　 隋唐之前的女人，管丈夫的父亲叫“舅”、丈夫的母亲叫“姑”。《尔雅·释亲》：“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没，则曰先舅、先姑。”
　　 唐代杜甫《牵牛织女》诗有云：“虽无姑舅事，敢昧织作功。”后世词义渐变，“姑舅”变成指姑表亲的意思了。
　　 《水浒传》第四十九回，“解珍道：‘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红楼梦》第二十回，贾宝玉对林黛玉说：“咱们是姑舅姐妹，宝姐姐是两姨姐妹，论亲戚也比你远。”
　　 也许正因为古时称公公为“舅”，故江南一带叫母亲的兄弟时带一个“娘”字，娘舅这一称谓，带有更浓的母党色彩，更显见的母权社会遗迹。
　　 民间有“舅舅大于父”的说法，特别在决定婚姻、调解纠纷等事务方面。由舅舅解纷既比较客观，又可以防止“家丑外扬”，真是一举两得。
　　 进一步，江南民众便把有威望、讲公道的年长者称做“老娘舅”了。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公众场合发生争议，某人站出来道：“怎么样，还是我来做做老娘舅吧！”
　　 就像一些需要人穿针引线的场合，有人站出来说：“我来做这个红娘吧！”
　　 “老娘舅”与“红娘”一样，早已超越男女老少的局限，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
　　（责编  许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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