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水文物讲述海上贸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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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我们在不断加强文化自信、加强对外交流的同时，也在不断摸清家底。梳理海上丝绸之路的水下遗存，通过对文物的剖析，讲述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关键词： 对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文物
1 “波斯为记”青花莲池鸳鸯纹碗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有青花莲池鸳鸯纹碗（图1），残缺，碗内饰莲花、鸳鸯纹，碗心自右逆时针书“波斯为记”四个字，下面讲一下“波斯为记”的故事。
波斯，古国名，现多指伊朗一带，早在公元前后就与我国有友好往来，并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岭外代答》《元史·武宗纪》中记载波斯即苏木都剌国，亦称“八昔”。有学者对青花莲池鸳鸯纹碗中的“为记”二字在读法上有些分歧，有的说“为记”，有的说“记为”。于笔者而言，读成“波斯为记”更为贴切。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图2、图3），宋，长13.2厘米，宽12.4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块青铜版是用来印刷广告的，印版上方标明店铺字号“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刻有一幅白兔捣药图，图案两侧注明“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图案下方是广告词 。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出现商标的广告。
有了这样一个出处，笔者认为青花瓷碗里的“波斯为记”也存在这种可能。
元朝时，我国对外海上贸易已经繁荣起来，无论是路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与西域各国有着频繁的贸易互通，两地商人或是翻山越岭或是顺风顺流地进行着商贸往来。
一天，一个烧制青花瓷的作坊内，一位虬髯碧眼、黄须鹰鼻，身着西域服饰的客人走进店内对店家说道：“你们这些碗很好看，但是长得都一样，我要一件属于波斯的。”烧制瓷器的师傅大多没有什么文化底蕴，只是靠手艺吃饭的手工匠人，这些匠人从来不知波斯为何物，费尽心思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新的花样纹饰。但是又不愿意放弃这到手的生意，正在这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匠人看到一些店铺上写着“张记”“李记”的招牌，于是他想到，以“记”字作为标识，故而有“为记”的想法。也就是这样，在众多“一束莲”的纹饰中有了这独一无二的“波斯为记”。
2 铜权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有很多铜权，这些铜权上一般都是有字的，其中有年号、地名的铜权大都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我们可以将这些铜权做成拓片，进行研究。拓片做起来比较简单，不需要专业的制作工具，只需要拿出铅笔和打印纸，将纸放在铜权上面，用铅笔在纸上的铜权位置进行涂写。我馆的铜权上印有“皇庆”“泉州路”“录事司”等字样。
皇庆：公元1312—1313年，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年号。
泉州路：今泉州市一带，大德元年（1297），为图琉求（今台湾），改福建行省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徙治泉州。大德二年（1298），泉州路总管府改为泉宁府。不久，罢福建平海行中书省，泉宁府复为泉州路，隶江浙行省。至正十六年（1356），复立福建行中书省，泉州路隶之。
录事司：官署名，金、元均置，管理城市民政。金置于诸府、节镇所在地，录事秩正八品。元置于路、府所在地，錄事秩正八品。
新安沉船发现的铸有“庆元路”铭文的铜权。新安沉船位于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绘航路的群山列岛处。经过1976年至1984年间的发掘工作，出水了沉船遗骸及大量文物。数量最多的为铜钱，达28000千克，皆为中国铸造，年代包括唐、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元，最晚为元代“至大通宝”。出水的2万余件陶瓷器中仅有7件高丽青瓷和2件日本濑户窑釉陶，其余皆为中国陶瓷器。经研究，该船是由中国泉州制造，是从庆元港起航赴日的元代东亚最大贸易船，约于元至治三年（1323）绕道高丽新安道时沉没。新安沉船出水文物品类繁多，通过考古发现展示了元代东北亚海上贸易的真实面貌。
而这枚印有“庆元路”字样的铜权（图4）有着这样的历史：至元十三年（1276）设宣慰司，十四年（1277）升庆元路，治鄞县（今宁波市），领鄞县、象山、慈溪、定海四县和奉化、昌国二州。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
综合“波斯为记”青花莲池鸳鸯纹碗和“庆元路”铜权的信息，笔者发现这两件文物有以下几个共同点：所属行政区域年代相近，应在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中期;所印行政单位级别相同，均为路一级行政单位，且极有可能为江浙行省管辖的路。那么，笔者认为，印有“泉州路”字样的铜权应该也有这样一个身世。
泉州，古称泉州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多少往来船只在此商品贸易，装船卸货，热闹非凡。为了当时的公平交易，以一定重量的铜制成一个与现代秤砣相似的物件——铜权。假设该权在当时的计量单位中的重量为一斤，以此为标准，与之等重的货物即为一斤，实现标准化称量。其目的就是保证港口的公平交易。只有公平交易，才能保持港口的繁荣，给自己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这也是地方官员最大的政绩之一。为了防止民间私铸铜权，将一斤的铜权标注为二斤来扰乱市场，中央还专门设置了录事司来管理并规范市场，在铜权上刻铸官方印记，表示该权为官铸。
3 结论
“波斯为记”青花莲池鸳鸯瓷碗和铜权发现的地方均为南海海域。但从这两件文物上的文字来看，显然不是南海生产，而是外来物品。即便是销往南海诸岛居民的生活用品，青花瓷碗为何要印有“波斯为记”？铜权为何又是“泉州路”，而不是“琼州路”？那么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就是这些物品是经过南海而销往其他国家的，这是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有力体现。■
参考文献
[1]张政烺，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9.
[3]梁国庆.新安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J].中国文物报，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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