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黄檗宗及书风传入日本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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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明清鼎革之际，一方面因为对清政府不满，一方面因为受到福建商人社团的盛情邀请，隐元禅师于1654年率众弟子渡日，并在日本修建了宇治万福寺，这一历史事件对日本的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就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日本书法的历史渊源等方面探究黄檗宗及其明末书风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的原因。
　　【关键词】 黄檗宗;日本;书风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黄檗寺虽然早在唐代就因断际希运禅师而闻名，但当时希运禅师的道场在江西宜丰县，而之所以将自己在江西的道场起名黄檗寺是因为他对家乡福建黄檗山怀着深刻的思念之情。到了明代，中天正圆走京师请藏，终于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得到明神宗赐藏。在密云圆悟、费隐通容等高僧的努力之下，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的规模逐渐扩大，到了隐元隆琦住持期间，集聚当地士绅及周边僧俗力量，黄檗山得到了真正的复兴，声名远播直至日本。在日本长崎唐人僧院、居留商人以及德川幕府的多次邀请之下，隐元禅师终于在南明永历八年，即1654年率众弟子到达日本。隐元禅师临行时曾与僧众约定在日本传道三年便回国，但是其高深的佛学造诣和高尚的德行受到幕府将军及信众的广泛欢迎，苦苦挽留，并于1661年宽文元年建成宇治万福寺，形成了“东西两黄檗”的局面。从此黄檗宗弘法海外，与临济宗、曹洞宗一并成为日本佛教禅宗三大派，是佛教东渐史上最后传入的体系完备的禅宗教派。然而与另外两个宗派不同的是，宇治万福寺在日本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寺院，不仅至十三代住持均为中国派遣的僧侣，在寺庙样式、语言习惯、法式仪轨等方面均完整地保持着中国禅寺的风格。由于这些东渡日本的禅僧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在传播禅宗思想之外，对日本的影响遍及禅学、艺术、印刷、建筑乃至饮食等诸方面，在中日文化的交流史上隐元的地位堪比鉴真。黄檗宗在日本的一脉蓬勃发展，至今在日本的分寺多达500座，成为中日两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桥梁。以下，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黄檗宗对日本书法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一、江户时代禅宗的衰落
　　日本遭受了应仁之乱的洗礼，从室町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初期由于封建领主们为争夺政权互相征伐，连年的内战使得贵族文化和其他传统文化在日本的文化重镇京都几乎沦为一片焦土。从中日交通而言，由从明朝载回商品的幕府船只和细川船常常遭受到大内氏的掠夺，出使使臣往往九死一生，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往的不畅通。[1]563即使仁之乱结束，之后正长与义就的战争依然在持续进行。这一时期是文化的衰落期，佛教的发展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诸多名刹古寺在战乱中已呈败象。室町时代的禅宗达到高峰，但是这种繁盛的表面蕴藏着宗教的危机，五山禅僧虽然崇拜中国文化，但是对于宗教修行略有荒疏，到中国不再是为了学习宗教，而是参拜名刹名山。另外，元代两次入侵，中日交流几经中断，缺少官方的支持，僧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到中国，所以中日文化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交流环境，禅宗发展到江户时代已经出现凋敝的现象，禅宗书法也失去了文化根基。
　　江户时代到了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执政之后，随着德川幕府的统治渐趋稳定，时局逐渐平稳。新的政权需要巩固，德川家光规范了当时的政治制度，复兴朱熹所评注的孔子学说建立社会制度，同时德川幕府以及日本佛教界都意识到人民的精神生活也需要重建，人们渴望文化的滋润，这就需要有影响力的高僧大德来重振长期以来低迷的佛教氛围，因此盛情邀请在中国声誉甚高的隐元隆琦渡日传法。其时隐元所见不过是“无殿堂之设，无寮舍之区”，只有“破屋数椽”，一片百废待兴的景象[2]，可见当时隐元禅师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
　　黄檗宗传入日本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16世纪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日本也溅上了水花，1549年，葡萄牙船只载着基督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登上了日本的海岸。基督教传入之初得到了丰臣秀吉的支持，但是随着德川幕府的统治，由于认为基督教有碍于自己政权的巩固，德川秀忠继任幕府将军之后就开始了对基督教的迫害。1638年德川家光统治时期发生了岛原之乱，对基督教进行了全面的禁止。[3]18为了避免被迫害，人们想证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纷纷建立寺庙。福建寓居在日本的商人社团在日本修建了许多供奉妈祖的寺庙，但是由于妈祖像与圣母像相似，容易产生误会，所以也会建立佛教寺庙。黄檗寺能够在当时德川幕府闭关锁国政策之下仍能保持中国特色，俨然一个独立的域外之国，并且得到幕府的政策庇护，这是当时唯一的特例。
　　黄檗宗的传入对当时日本无论在宗教修习、艺术创造上还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由于黄檗宗在当时地位甚高，又保持着本国的特色，因此需要大量从中國进口原材料和各种日用品，引入相关的技术人员，比如木匠、裁缝、医生和厨师，也带来了大量的书画，宇治万福寺俨然成为了一个中国博物馆，并且为日本带去了明代书风和明清时期书风变革的新风尚。
　　二、中国书风的引入
　　1644年是中国明清政权交替的重要时间点，清政府在并未取得全国统治权的时候就开始实施一系列巩固自身政权的文化政策，其中包括将原有的汉人官员纳入自身的官僚体制，恢复科举制度安抚知识分子。但是也有很多遗民不愿意臣服新政权，而是选择跨海逃往日本，有的甚至在日本给自己起了日本名字。长崎一时间成为了中国明代遗民的避难所。隐元东渡固然有在日福建商人社团盛情邀请的缘故，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心怀亡国之恨。这一点，从隐元禅师听闻著名书法家黄道周因明亡而殉节后、为其赋诗六首一事可资证明。[4]明遗民坚持民族气节大义的行为得到了日本人的敬佩，日本人也愿意打开国门接纳他们，因为这不仅能够促进两国的贸易，也能带来当时中国先进的文化，也为日本书坛带来了新气象。江户时代日本的禅宗墨迹能够在艺术上更加趋于臻境，有赖于黄檗僧侣的书迹和他们携带的书法作品。
　　首先，黄檗僧人在书学上颇有成就。隐元禅师不仅是国内乃至国外名声赫赫的高僧大德，除了禅修之外，他和他的僧众们也善诗文书画，学养深厚，他们的书风很快就在日本得到了共鸣和响应。隐元、木庵和即非并称为“黄檗三笔”，除此三人之外，还有高泉和书法成就最高的独立性易等人，他们的墨宝见于往来书信、寺庙的匾额、柱联之上。从“黄檗三笔”的传世作品来看，其特点是以大字著称，笔力雄厚、气魄宏大却带着圆润安详，意境深远，都是典型的明代书风。从隐元的传世书作中更是可见明人草法的圆转笔意，且有些书风近似董其昌。 　　其次，黄檗僧人受到同时代中国书家的影响。隐元禅师的师父费隐通融与王铎是同时代的人，而隐元及其弟子木庵等人与傅山、八大山人等人也属同一时代。明末是一个思想解放、艺术思维异常活跃的时代，也是书法发生大变革的时代，生活在其中不免会受到其影响。从上文可知隐元禅师与同样是福建籍的書家张瑞图有交往，同时还有黄道周，而黄道周在董其昌1630年任吏部尚书时曾与王铎向其讨教书法相关的问题，加之董其昌对中国艺术影响甚巨，在隐元书风中看到董其昌风格也就不难理解了。隐元在带领弟子赴日途中携带了大量张瑞图以及其他同时代书家的作品，明代书风借此在日本传播开来。
　　最后，隐元携带了大量的宋元法书。艺术常常被文人士大夫等知识阶级当作抒发自己情感和志向的工具，所谓传情达意。因此，在书法作品中也体现了遗民情怀，为了与当时清代书风相异，费隐禅师与隐元禅师坚持维护书法传统，提倡宋明草法的延续，因此同船抵达日本的有苏黄米蔡——“宋四家”的书法所集成的字帖，该字帖至今仍被作为万福寺的珍宝之一。传入日本的明代书风渊源有自，黄檗僧侣带去的从宋元到明代的一些书法作品为日本提供了清晰的书法发展脉络。
　　三、明末的“复古”风尚与日本篆隶
　　虽然从发掘汉光武帝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开始即可证明在汉代时中国的汉字就已经传到了日本，但是日本全面而系统地引进中国的书法是从唐代开始的。日本现存的汉字的书风最早只能追溯到魏碑。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日本学习中国的汉字主要是唐代书风，主要是帖学系统。然而在中国的书学观念中，篆隶古法一直有着其独特的地位。中国书法一直重视传统的传承，书体的演进并不意味着新的书体取代旧的书体、旧的书体被淘汰消亡，恰恰相反，中国书法有“诸体兼擅”的说法，严谨优雅与粗犷守拙一直是并存的两个概念，曾今的古体即使不能成为书坛的主流，但是在书法家探索自己书法风格时会向传统中索取养分。比如唐代的楷书，如果褚遂良的书法是清俊秀丽的，那颜真卿的书法就是质朴浑厚的。很多学者都在努力验证北齐的刻石书迹对颜真卿晚年书风的影响，而且颜真卿晚年作品中的篆书笔意似乎也是可以识别出的。楷书的优雅飘逸在元代赵孟頫那里几乎达到顶峰之后，明代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了篆隶，寻求一种“古拙”的美感，这便是明末清初书法所面临的巨大变革——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渐渐被打破。隐元、即非等黄檗僧人也在时代的感召下，草书、篆、隶皆擅。
　　日本的书学传统主要来自中国，但是因为文字的发展是突变的、外来的，中日民族性格和审美的差异导致日本“唐样”与中国书法具有不同的发展走向。日本的书法会更多地重视形式因素，笔画的间架结构、装饰纸张的探索使得日本的书法更加趋向于优美的风度。如果说中国的书法对赵孟頫一脉优雅的正统书法感到厌倦，日本书家也对柔美华丽的御家流行草和假名一边倒的风气感到烦腻。平安贵族的没落和武士阶级的崛起，使得日本书家在书风上进行了新的尝试，禅宗与武士道精神相契合产生的禅宗书法也带有这种粗犷的风格，这成为日本能够接受中国篆隶书风的心理基础。因此，在明末带有篆隶意味的书法风尚使人们对这种厚实、富于空间美感的字体感到新奇。当然，这并不是日本开始真正探索古体字的阶段，真正全面学习碑学始于明治时期清代官员杨守敬带到日本的大量碑版，但是这一时期黄檗宗带去的篆隶书风应该是一种先导。
　　参考文献：
　　[1][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马旭明.1657年隐元禅师付即非源流手迹考释[J].世界宗教文化，2017（2）.
　　[3][英]迈克尔·苏立文.东西方艺术的交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解小青.明末黄檗禅僧与日本书法——以黄檗三笔隐元、木庵、即非为中心[J].中国书法，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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