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关于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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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提出，为我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方法，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三种西方模式和中国中心观。初读此书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面，更让我有些许感悟。
　　关键词：柯文 中国中心观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1-0218-02
　　在旧有的知识概念中，我习惯将中国近代的发展看成一段中国反抗屈辱和学习西方的历史，初读此书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向有了新的思维。当然，中国中心观只是一种方法的提出，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是需要学者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一、中国中心观的提出
　　“冲击—回应”模式是二战以后费正清、克莱德等一大批教授提出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包括柯文在后几章提及的两种模式都是该模式衍生品。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明确提出中国中心观。这显然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新的方式，尽管柯文在随后的论述中并未完整架构起中国中心观研究框架，但是却为我们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维。
　　二、对于“冲击—回应”模式的批判
　　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体现在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方面面，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模式，并且至今影响仍然是非常巨大的。柯文对这种模式进行了集中的批评，很多学者都认为柯文对该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首先柯文认为这种模式存在着两种假设条件，即“就19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另一个则认为西方是主动的角色，而中国是一个被动角色。费正清也认为无论中国如何变化，但是中国是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柯文认为中国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西方人并不能了解这个地域广阔的中国“它没有把其思想所能概括的范围交待清楚”，由于中国存在着沿海与内地的差别，我们不能把一个地区的变化波及整个中国。对于该模式忽视中国内部的差异，柯文认为是“荒蔑可笑的”，他认为，至于一些具体的西方概念移植到中国后是经过了中国思维的改变才进行传播的，用柯文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杂交现象。所以，柯文认为把这种回应仅仅定义为单纯的对西方冲击的反映是片面化的。柯文对叛逆运动、抗外、改革、排外主义分别进行了论述，他以太平天国的发生条件为例，认为其发生在华南地区有其特殊的条件，比如南方一直就是清政府统治的薄弱地带。这一点在孔飞力的《叫魂》中也有描述——“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所以，南方是清朝统治者感到头痛的一个地方，历来就很难掌控，在该地区的西方的影响确实很大，但这只对特定的对象适用，而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儒教，柯文都是从中国各种有影响力的大事中探求西方的冲击所造成回应究竟在这些事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入手。中国发生的改变很多时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并不是按西方模式亦步亦趨的发展，它其中所体现的是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画面。
　　柯文将中国近代的历史划分了三个层带，最外层带，是与西方直接接触的事物;中间层带，是受其一定影响的事物;最内层带，则是中国自己的因素。这其实是柯文对于“冲击—回应”模式的批评，也体现在当柯文具体地考察近代中国所受西方冲击情况的时候，其认识就变得较为符合实际了。柯文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虽然对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思路，但是这也体现了柯文对于此种模式的批评是绵软无力的，他所划分的最外层带和中间层带是庞杂而又混乱的，涉及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这种改革活动、社会问题，等等。而这些恰恰是“冲击—回应”模式的最好代言人，证明了西方冲击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柯文的以中国为中心也就只作用于最后一个层带，但是柯文无法证明最内层带是中国发展的主导力量。柯文反对以假设立论“但是我们切忌随意假设”，但是，柯文也恰恰陷于一种假设，即中国内部的事物是非常重要的。而又缺乏史料进行支撑。但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确实为我们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很多学者认为柯文对“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但我认为其实不然，他仅仅是对决定要素的强弱产生质疑。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讲述的一样，它所反对的是把这些观点当作广泛的囊括一切的思想体系，企图据此告诉我们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什么是重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柯文并不是真正的反对该模式，只是认为应该站在中国人自己的角度，以当事人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发展。
　　三、走向两极的“传统—现代”模式和帝国主义理论
　　这两种模式都是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延伸，只不过一个把西方当成和平的使者，一个又把它看作洪水猛兽。柯文对上述两种模式进行了批评。
　　柯文对其批判，是基于他对历史独特性的执着追求，柯文认为中国的发展尤其自身变化的因素，绝不是大多数西方人所认为的“中国就像个过时的社会，注定要在一潭死水般的野蛮状态中衰弱下去，直到一个生机勃勃，其活动遍及世界各国而又把各国加以世界主义化的西方，给她注入新的活力，使她脱胎换骨”。也就是一种近代化理论，这种看法把中国的发展变化看得过于简单狭隘，它忽视了中国内部发展的特殊性，而出现这种观点。第一，当然是受到“冲击—回应”模式的影响。第二，当时美国在世界上享有重要的地位。以一种文化的先进者的姿态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带有一种鄙夷的色彩。没有深入中国的内部，去研究中国历史，没有去寻找中国产生变化的内在因素，预先假设中国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社会，认为中国近代的转变几乎完全是由西方引起的。
　　柯文认为“传统—近代”模式“迫使我们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中国社会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并没有严格的划分。这种理论把西方看成文明的启迪者，是一种完全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学术研究模式。它完全忽视了传统与近代之间的动态流动，以一种非此即彼的看法来看待中国近代的发展。我们并不否认西方的入侵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积极的转变，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西方为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是如果忽视中国内部的发展，不去结合中国自身的发展特征，那么这种移植注定会遭到失败。如果仅仅是以西方文化为特色，走上相同的发展道路，那么恐怕国民党政权的发展就会有另一幅画面了。 　　柯文甚至认为近代的就意味着一种封闭式的变化模式，它局限了史家的视野，使史料的收集仅仅是为了迎合这种封闭式的变化模式，没有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发展。而且它带有一种“种族中心主义”，他们对自己的民族和其他民族都缺乏深刻的理解，使“这些史家被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经验的狭隘牢笼之中”，所以柯文认为“根本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可能有其可取之处”，突出中国的主体地位，站在中国的内部，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这也是柯文所倡导的核心所在。但是，柯文并没有全部理清传统与近代的关系，读完此书，也没有明确的说明，这就造成为读者的困惑。到底哪些内部因素为中国近代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在这方面也缺乏史料的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西方的作用，柯文也就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帝国主义模式的产生发展与美国在越战中失败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但是柯文认为正如他论述佩克的观点那样，他虽然看到了中国内部明显的变化，却忽视了鸦片战争来临时中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分地看重外部介入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在柯文看来“史实根据不足”。柯文对于帝国主义模式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三点上面，缺乏对于帝国主义入侵因素和其他削弱因素的对比;“这个概念本身比较模糊……其价值如何颇成问题”“政治意味太浓”。柯文认为如果把帝国主义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之一，一定要结合具体的环境。所以，柯文在某些方面认为其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
　　柯文在批评其他模式时，无一不把中国内部的因素奉为圭臬，但是却没有真正地详细论述究竟是何种内部因素能让中国发生跳脱传统的转化，很多方面还间接证明了外来因素的重要性。尽管中国中心观强调让我们跳出西方中心的模式，并强调我们要打破假设，可我认为他同样陷入一种假设，即中国内部因素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又缺乏史料支撑他的论点，从而限制了他的视野。
　　四、中国中心观的优点
　　（一）动态发展的中国
　　正如上文所讲，中国中心观把中国当作一個动态、连续的社会，并不是许多学者所认为的惰性十足的社会。以往研究人员把界限划分得过于分明，正如书中所提到的J·H·赫克斯特提出的“历史能量守恒的假设”，完全抹杀了社会互相流动的特点，局限了史家的思维，深入不到一个更为复杂的中国社会，而柯文的观点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图景。
　　（二）重视中国内部的差异性
　　柯文强调，要重视中国内部的差异，中国幅员辽阔，无论是区域的差异和社会的分层都比较明显。因此，研究要尽可能面面俱到，才能看清楚中国历史发展的样貌。但是，在现实中如何将这种零碎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整体中国历史的发展层面，至今我们都在努力去完整地展示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
　　（三）欢迎各个学科的参与
　　“乐于接受其他学科的（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技巧，并认真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尽管柯文的这种观点并不完善，但却符合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各学科的交叉研究，为我们历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上升的可能。
　　五、结语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尽管存在着多种缺陷，但是柯文以首创的精神明确地提出这种观点是值得后辈学习的，他所提供的是一种研究方法，这种力图跳脱传统的勇气，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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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景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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