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翻译是原作生命的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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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生态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活动，再续原作的生命需要译者来实施，而译者与系统中的其他诸要素相互作用与反作用。本文从翻译生态学角度出发，探究译者与翻译生态系统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译者该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再续原作的生命力。
关键词：翻译生态学 译者主体性 翻译实践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11-0080-02
翻译活动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而翻译活动本身不仅仅涉及语言本身，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决定了翻译活动是一个跨学科的交际行为。翻译生态学在自然生态学的基础上，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传统的翻译理论将翻译视作语言之间简单的转换活动，但随着翻译生态的发展，翻译活动不仅仅被认为是语码转换活动，更是译者在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进行适应、进化的一个过程。译作生命的延续须考虑翻译生态的机制和原理，以及其作用因素。
一、自然生态系统与翻译生态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的概念来自于生态学，是由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Tansley）首次提出的。它指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依靠自然调节能力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如原始森林、海洋等。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无机环境”和“生物群落”分别代表了基础物质环境和参与者。参与者包括：生产者、分解者和消费者。他们既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反作用于自然生态这个大系统。翻译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是建构在生态学基础上的，最早提出翻译生态概念的是皮特纽·马克（P.A Newmark），最早在其作品中使用。而后，戴维·卡坦（David Kartan）、罗森纳·沃伦（Warren）、米歇尔·克罗尼恩（M.Cronin）等研究者从内容上为翻译生态学做了补充研究。国内的学者从事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有胡庚申、徐建忠等。根据生态环境的内涵，胡庚申又提出了“翻译生态环境”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04：174）。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无机环境”等同于翻译的研究环境，它是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制约条件。生物群落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是指与翻译有关的主体性活动。在翻译活动中，生产者就是译者;消费者就是读者;分解者就是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但是译者的身份不仅仅是生产者，更是原文的消费者和分解者，这就要求译者需要在不断理解和深入作品的过程中逐渐探究，才能成就最佳的译作。
二、译者主体性对译作的影响
1.译者身份转变对作品的影响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者从属于作者，是一种依附关系，无法独立自主地进行翻译，就像被镣铐捆绑的舞者，无法舞出优美的身姿。这种依附关系强调译者必须对原文“忠实”，因此在考察译作时会看译作是否忠实于原文，不考虑译作能否在另一个文化群落之中生根发芽，更不关心译者是否为原作创造新的生命。随着翻译理论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翻译生态理论给译者广阔的翻译环境——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与翻译实践中的其他要素有着同等的作用，各个要素互相制约，互相作用。
译者在翻译生态系统中扮演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多重角色，就要求译者要作为原文读者、原文分解者和译入语的再创造者去面对作品。作品经过转换，就不再是原有的作品了，是原作在“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系里的生命延续和衍生，又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和价值的‘后起生命’”（本雅明，2000：197），成为译入语文化中的新作，与新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艾斯卡皮，1987：139）。转换完成后译者赋予了译作新的生命，“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他們还能决定赋予他们以何种生命，以及决定如何使他们融入到译入语文学中。”（Lefevere，1995）
译者的主体性与译作的生命紧密相关，如何呈现，以何种方式呈现已然是对译者的考验，如若只给定忠实的标准，那译者就会难上加难，只能弃译作的生命于不顾了，且忠实罢了，免得遭人诟病。这样的为难显然是不利于译作在新的环境下生存的。想要生存就得把译作看作“二度创作”，而不是原作的依附品。
2.译者主体性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1）译者与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也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鲁迅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思想动荡的年代，他翻译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而非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译者为了解放思想，传递新的文化而“硬译”反而给了译作新的生命形式，不仅延续了作品的生命，更赋予了作品新的内涵和更强劲的活力。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不应“硬译”被批驳，而看译作是否存活了下来。
（2）译者多重身份的演绎。在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是生态系统中的单位之一;同理，在翻译生态系统中，文化群落也是翻译生态大系统中的单位之一，各个文化群落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而译者如同介质一般在不同群落之间输送能量，扮演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多重身份。对于不同角色的演绎能力影响着译作的生命力。
作为译作的生产者，原作的消费者，译者不仅要有驾驭原语的能力，还要有驾驭译入语的能力。与鲁迅忠实的“硬译”不同，林纾也是同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她的翻译采用了“不忠实”的译法，甚至有些译作在当时被批评为“误译”。但林纾的改译实则是在维护传统儒家思想的前提下传递西方先进思想，因此她的译文大多使用了文言文。有选择地进行改译是为了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需求，迎合时代的发展潮流。结合当时背景，此种译法并无不妥，译者文学功底强大，她的翻译并未向鲁迅那般白话，用归化的方法，文言文的形式，与原作的风格有些出入，但此种形式迎合了大多数读者的语言习惯，吸引了各个阶层的读者。对原作来说是一种再生，在另一个文化群落里的重新绽放，读者读不出来翻译的味道，自然要好消化些。
三、结语
在翻译生态系统中，译者与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具体结果是译者翻译策略的依据和判断，对诸要素关系的科学考量才能使原作的生命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获得拓展和延续。原作依靠译作续写它的历史，译者将原作带入新的文化语境中，继续原作的生命。一部作品的发展史就是它的翻译史，被译得多了，生命力也就越强了。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一部作品的永恒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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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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