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域文化与妈祖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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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将妈祖图像置于福建地方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图像形式规律、艺术手法、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等研究，发现这些妈祖图像清晰地体现了福建人民的审美观、人生观、宗教观、艺术观，展示了福建地域文化情感和精神面貌，形成地域信仰图像瑰丽多姿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 福建;地域文化;妈祖图像
　　[中图分类号]J3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信仰发源地，福建地区保存着大量不同时期的妈祖图像，而且图像形式颇为丰富。目前图像实物最早的可追溯到宋代，而文物中以清代图像为最多。现代的妈祖图像形式更是多样丰富，成了福建民众岁月记忆中一个深刻的符号，已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地域图像文化现象。我们常说图像艺术是符号，是人类情感的投射，亦是人类精神面貌和文化情感在空间、时间中的物化。我们在收集图像的过程发现，图像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深深浸染在图像里面醇厚独特的闽文化特性，那么，对妈祖图像的描述及理论的发挥也就找不到站立的基点了。
　　一、闽文化的崇巫与尊儒
　　秦汉之前，福建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少有人烟，谈不上所谓文明。从东汉末年起，北方逃避兵乱的汉人开始大批入闽，如永嘉南渡和八族入闽。这些汉人移民也带来了中原文化，从此，中原文化在福建这个偏远地带牢牢地扎下了根，并逐渐与土生土长的闽文化相融会，孕育出别样的风采。闽人思慕中原文化，注重教育。唐中期之后，闽地士子纷纷北上接受中原儒文化的熏陶。宋代福建官学教育更是硕果累累。大批学者，如陈烈、陈襄、周希孟、李钢、杨时、朱熹等，往来于闽地丹山碧水之间，在海滨峰麓经筵讲读，宣扬儒家学说，研究与传播儒家典著，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闽学。他们推崇儒家文化为正统，强调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不但长期左右了福建人的精神与生活，而且对福建女神妈祖英勇仁慈形象的塑造，及宁静和穆的图像模式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崇尚文化、推广教育的福建另一面是好巫成风。福建地处中国东南一隅，远离中原文化中心。但从秦汉开始，中原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就深深扎根在八闽大地之上，在宗教文化的接受上也是积极主动。从东汉时期传入的道教，或从三国时期传入的佛教等，都在福建扎根成长并长盛不衰。“闽俗好巫尚鬼，祠庙寄闾阎山野，在在有之。”[1]501梁克家在谈及福建民俗时也说：“每一乡率巫妪十数家。”[2]20也正是这种对巫的崇拜，使妈祖这位受人尊敬的民间女巫，死后能被立祠尊为女神。到了唐末、五代、宋元时期，福建民间信仰中展开热闹哄哄的造神运动，宋代祠祀颇滥，不论何种神祗，只要祈祷有所感应，皆得封赐，妈祖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塑造出来的土生土长的神灵。不但民间普通百姓崇奉鬼神成风，就连向来“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士大夫，思想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当地民间信仰的影响。许多福建士人对妈祖信仰采取的是欣赏与接纳的态度，有的还是妈祖信仰的忠诚信徒和大力提倡者。他们不但热心为妈祖庙撰写祭文、碑文，篇咏和口传妈祖神异事迹，不惜重金修建妈祖庙，还直接参与了许多妈祖庙宇和妈祖造像的规划设计。
　　就姿态而言，福建妈祖图像可分坐姿、立姿。立姿多见立于户外，或刻于木板。至于供在庙宇内的造像，多数是倚坐于龙椅上，双腿垂地，裙裾下露出翘头绣鞋，不同于佛像的结跏趺坐式，也不同于观音的自由坐，而是采用正襟危坐样式的程序化图式。这是一种有利圣化表现的平衡构图，妈祖一般都是以端庄的姿态或站或立，以坐姿为多，坐姿也是娴淑庄重的静态，身躯平正挺直，显示受过人间儒学浸染，具有训导有素的大家闺秀风范。中国人因为长期受儒家文化的浸淫，接受孔子仁爱思想，形成了典型的东方性格：温柔、敦厚、贤淑、典雅，而这种性格，体现在东方女神妈祖的身上则是慈祥亲和。妈祖图像体现了儒家理学伦理观的深刻影响，体现了世人对“母范”的要求和认识。
　　二、闽戏剧文化的影响
　　戏剧文化在福建妈祖图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福建是我国的戏剧大省，其中莆仙戏、梨园戏是古老的两大剧种，拥有众多戏迷。福建人好看戲文，各地妈祖庙均修有戏台。有的建在大殿门口宽敞的埕上，如漳浦东山宫前天后宫戏台、莆田东岩山祖庙戏台等;有的建在庙门后面，直对着正殿，如泉州天后宫戏台、宁德天后宫戏台、龙岩西陂天后宫等。老百姓酬神演戏是地方风俗，戏剧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也对妈祖图像产生影响。
　　福建妈祖肖像式图像，如神像、神符等，其中妈祖的袍服与冠帽就是直接在戏服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本来，创作历史人物画，需对人物所处时代的服饰打扮、生活道具等有一定了解，有时还需查阅相关的历史材料或图像，但对民间画工来说，又极不容易做到。于是，他们大胆想象，大胆组合，所画妈祖冠袍大多是明代服饰和舞台服装糅合而成。自古福建民间请神时都认为把所敬奉之神装饰得华丽富贵才能表达自己的诚意，这种思维也体现在一些地方庙宇妈祖像的戏剧化造型上。人们不但为妈祖像戴上凤冠蟒袍，凤冠上还缀满各色闪光夺目的珠子绒球，贴着层层叠叠颜色鲜艳的镜片贝片，服饰上也是错彩镂金，描花绣凤，不放过任何可以雕饰的部位。妈祖像的脸部也是浓妆艳抹，描眉涂唇，擦着浓浓的腮红，额前贴满京剧花钿，充满喜庆的色彩。这种造型是直接模仿传统戏剧中的舞台服饰打扮，有一种喜剧般浓厚而夸张的美。这是民间喜欢热闹的审美习惯，使妈祖造像出现了这种装饰意味浓厚、色彩鲜艳、华丽而独特的形式。虽然乍地望去，花哨夺目，但也是老百姓对妈祖敬重的一种方式。莆田涵江前林宫、莆田梧塘后东坡天后宫、霞浦松江圣母行宫等地妈祖神像皆为此类风格。
　　圣迹叙事式图像中也可明显寻觅到戏剧文化的影子。民间对壁画最朴实的审美要求就是画中必须有戏，画中有戏，要求一幅画中充满耐看、让人回味无穷的细节。如仙游枫亭灵慈庙的妈祖圣迹图中，画师在构思情节时，安排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故事情节有张有弛，场景有室内室外，天上人间不时变换，牵引着观众的视线，避免欣赏疲劳。妈祖图像造型、动作、道具借鉴了戏剧文化的模式，形象更为生动，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戏剧舞台上的动作往往夸张，以最简练、最有代表性的程式动作来表达内容，其优点是便于观众辨别理解。在妈祖庙壁画上我们也经常看到这种戏剧动作的应用，如仙游龙井宫壁画，身着蓝衣的妈祖与众妖作战，一脚踩踏在章鱼精上，一手持宝剑，另一只手上举，面朝观众，仿佛是一招武打戏亮相，虽显夸张，但是不识字的老百姓根据这些动作很容易解读出图像内容，这也正是图像所特有的功用。 　　三、造像的审美理念
　　中国民间的审美观与道德观是交织融合的。这也应该是福建人民对妈祖形象的一种诠释方式。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善”与“美”是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从“善”的角度去谈美，把美的作用又归结为“善”。人们希望借助妈祖女性神灵的外在美，去体现她善的行为。福建妈祖造型比较重视塑造妈祖神格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与自我牺牲和扶危济困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重要美德的神圣性崇高美，如高高耸立在湄洲岛最高处的花岗岩石雕：海峡和平女神妈祖形象，手持如意，神情安谧，昂首眺望远方。这尊妈祖造型彰示了德涵的崇高性及肩负的神圣使命感。
　　民间美术对福建妈祖图像亦有明显的影响。福建民间美术追求奔放粗犷的风格，民间画工用笔粗放，设色简略，有很强的写意性。民间画工善于应用纯度极高的原色，大胆用红、黄、绿、蓝等单色，不分浓淡深浅，随意而自然地平涂，用笔泼辣而毫不犹豫，制造出鲜艳夺目的画面效果，富有装饰的意趣。民间画工把民间美术审美运用在妈祖图像上，创造了许多相当出色的作品。如莆田秀屿东峤蒲弄宫妈祖故事壁画就是应用民间色彩平涂方法的典型范例，画面上妈祖红色的衣，绿色的云肩与裙，蓝色的蔽膝与披帛，色彩纯度高，鲜艳夺目，但背景却使用色泽淡雅沉着的赭色与花青色相间铺陈。如此烘托之下，妈祖的服饰显得艳而不俗，说明民间画师在材料粗劣的情况下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很好地驾驭了画面的色彩处理。
　　四、工艺观念
　　福建自古能工巧匠众多，造像技巧娴熟。南朝至唐宋期间，以石雕、陶塑为主的造像形式在福建十分流行。福建的雕版工艺在宋时就十分发达，印刷书籍精美，流传广泛，人称“福建本几遍天下”。明代德化的塑造瓷像，胎质细腻白皙，釉层晶莹透亮，出现了以何朝宗为代表的瓷塑专家群体。他们所创造的神佛人物造型，成了后来陶瓷造像者可资仿效的样式。福州、莆田、惠安、泉州等地的木雕工艺从唐宋时代便十分繁荣。福州师傅制作的妈祖神像形体较大，制作工期较短，又造型精美，很受人们欢迎。莆田传统神像雕刻工艺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精细、严谨的工艺流程方面，涵江区梧塘镇九峰村的方氏，以精致雕刻的佛像和妈祖像远播海内外。泉州素有“东南佛国”之称，佛像制作工艺历史悠久，著名神像店有“西来意”“西方国”“西明国”等。明代的何朝宗瓷塑、王弼的泥塑出神入化，名揚一时。清代民国时更是名家辈出。泉州制作的妈祖神像工艺精巧，擅长用陶粉末配上大漆和油，搓揉成细如毫发的漆线，以漆线装饰神像，形成独特风格。造像师们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利用地域的原产材料，创造了璀璨辉煌的工艺艺术，产生了妈祖信仰丰富多样的图像艺术。现代的福建妈祖图像，大多是造像师从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从他们亲身感受的素材凝聚而成的。如莆仙一带的妈祖神像浓眉大眼如渔女淳朴秀美;连江长乐一带妈祖造像身材均称、脸庞清秀、脖子修长翩然有股仙气;泉惠一带妈祖造像表情较严肃矜持，俨然大家闺秀;闽西一带妈祖造像较中性有股浩然正气，等等。但共同的一点是，这些妈祖造型无一不反映地方民众对传统女性美的崇尚及理想诉求。
　　妈祖图像是福建民间信仰的产物。妈祖图像作为一种造型艺术，与它成长的地域文化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这么说，福建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氛围、宗教理念、造像思维、工艺观念等，促成了妈祖图像的产生，造就了妈祖图像的独特形式。
　　参考文献：
　　[1]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五八·祠堂[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2]梁克家.醇熙三山志（卷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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